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理性官僚制

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标志,韦伯对理性官僚制推崇备至,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最高效、最合理的管理形式。同时,韦伯也洞察到了理性官僚制的弊端。客观、全面地了解理性官僚制,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改革,对于分析我国行政管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加快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评析理性官僚制中行政人员的过程性管理

马克斯·韦伯理性官僚制中的人事行政管理活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由行政人员的选任，行政人员的定岗与培训，行政人员的日常管理三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在理性官僚制这个大系统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理性官僚制风格的独特内容。这种管理在保证行政人员训练有素完成各项工作，提高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满足行政人员自身的情感和需求，有效调动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挖掘行政人员的潜力等方面存在不足。     

官僚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行政行为的非理性化以及组织活动中的人格化因素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行政现代化进程。因此,探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对于推进我国行政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反思理性官僚制——摒弃还是完善

对于是否应该摒弃官僚制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从多角度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理性官僚制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并不应该被摒弃。我们需要的是运用如新公共管理这样的新的行政理念，对理性官僚制加以调适，使其适应已发生变化的外在环境。     

再论理性“官僚制”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模式，是迄今为止在大型组织中运用得极为广泛的组织形式。但官僚制模式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后，受到理论界的猛烈的批判和严峻挑战。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的公共行政改革仍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理性官僚制的缺陷与变革

官僚制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理性官僚制原则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文章提出要在官僚制中引入市场机制 ,下放权力 ,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公营部门 ,从而克服官僚主义 ,提高效率 ,树立政府新的形象。     

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在中国的遭遇与发展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其本身也被看作是效率与民主的藩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中国现实官僚体系地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官僚制：摒弃抑或完善

中国法理型行政体制尚在建设与发展,其理性精神尚未得到充分张扬,理性化行政模式还未充分发挥。新公共管理也存在理论缺陷。中国行政改革要立足自身的环境,充分发展官僚理性,吸收借鉴西方行政理念。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现代化

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特征的剖析 ,着重探讨了中国管理组织模式的现状及造成此现状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中国要实现行政现代化的出路 ,是在吸收、借鉴官僚制的合理性的基础上 ,发育、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官僚制。     

论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危害及其治理——公共选择理论的官僚经济理论述评

公共选择理论在分析政治市场中官僚的行为动机时,引入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对官僚的经济人性质及其危害和治理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僚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撕开了传统政治理论覆盖在政府官员身上的理想化面纱,触及了官僚关注自身利益的本质动机,有助于理性地认识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但是,公共选择理论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倾向来解释官僚在政治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则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重审官僚制：理性化假设与实践困境

韦伯创立的官僚制是一种追求既合理又合法的理想化模式,在他看来,合理性存在着两种形式,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他的官僚制理论正是附魅于工具合理性而祛魅于价值合理性的一种理论形态和制度设计,从而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与其最初设想的背离。在行政环境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要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救治就应从其源头着手,从韦伯的理性化官僚制理论入手,为工具理性祛魅,对理性官僚制给予人文回护,但在为工具理性祛魅的同时,又应当避免陷入另一个误区———为价值理性附魅,二者应是不可偏废的。     

人文教育的含义和基本要求

人文教育就是将人文精神 ,通过教育活动、环境熏陶等方式和途径 ,内化为人的品格因素 ,实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面塑造。相应 ,人文教育的基本要求也就体现在四个方面 ,在心理层面要培养学生成为有个性的人 ;在思维层面要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思维能动性的人 ;在伦理层面要培养学生成为向善的人 ;在审美层面使其成为有境界的人。     

临时组织——一体化行政与官僚制缺陷下的组织安排

由于国家体制和赶超战略的原因,我国行政模式形成了一体化的行政模式,在这一模式的运作中,加上官僚制合理化的不足导致了临时组织的大量出现。临时组织帮助行政机构完成了多项重大社会任务,但是也带来了不良的后果:正式官僚组织的效能不足和社会与政府对临时机构的依赖性文化。因此,临时组织需要进行合理化和制度化改革。     

现代官僚制的重构: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干部体制的改革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性集团到现代官僚制的转型。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和原有政治体制的相对稳定使得中国的干部体制呈现了一种新旧体制共存的双重特征,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制度。向现代官僚制的进一步转型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进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我国的立法及实践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已为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接受。我国立法中也采用了这一原则,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国际公约相比,条文简略,缺乏可操作性。鉴于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7月23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7〕14号)。该司法解释的出台为我国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合同案件如何正确确定准据法提供了更具有操作性的法律依据,从而对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还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灵活就业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

当前我国就业中总量性矛盾与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灵活就业是解决我国严峻的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国家应以法律形式对灵活就业进行规范,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大力促进灵活就业的发展并充分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模式选择

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在体系结构上与司法实践存在着严重背离的现象。将独立的违法性判断引入犯罪构成体系,是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对现行的犯罪构成体系进行彻底重构。在模式的选择上,引入大陆法系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向“法治国”迈进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