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公法性--以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理论为视角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既是指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又是指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活动领域,其中主要是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二者的分离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国家终将统一于市民社会。经济法的产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融合在法律上的一种反映,经济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市民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表现出很强的公法性。     

浅议民法和市民社会对推动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的。但是，如果它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市民法注重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欲求的合法合理性，市民法认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拥有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实现最大利益的自由。所以“民法为实现私法正义目标，自应赋予每一主体以平等地位、独立人格以及自由”。因此，我们认为民法的价值取向是与市民社会的精神本质一致的。     

透过人情看中国的熟人社会和市民社会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而人情是熟人社会最大的特点。中国今天正在进行法治建设进程,法治社会是典型的市民社会。那么中国社会该如何看待和协调人情关系,就成了一个问题。本文从人情关系出发,讨论了中国熟人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一系列关系和价值分析,并试图为中国的市民社会建设指引一条途径。     

市民社会的法理学透视——中国法治之路的另一种思考

<正>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经济、政治领域改革的深化和拓展,社会自治领域的日益壮大,长期形成的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模式正趋于解体,传统的国家社会一元化结构将经历一次历史性的变迁。这昭示着一个事实和一种趋势: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市民社会正在冲破重重障碍而顽强地发育、成长乃至崛起。中国市民社会与其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毋宁说是一个正在孕育、生长着的活生生的现实。 从法理学的角度着,私法与市民社会有着一种天然的内在亲和关系。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私法文化孕育——成熟——发达的过程,也是私法价值的实现和私法精神的圣诞过程。因而,本文拟从法学的视角对市民社会作一番尝试性的透视,或许能同时为中国法治之路拓一脉新思路。     

从权力角度来推演中国市民社会的现实状态——一种假设命题的真实推论

“市民社会理论”兴起、成长于西方社会,是西方国家经济形态下特有的社会结构形态的理论概括,是现代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建立的一大理论基石。那么,追求法治与民主的当代国人,对于国内市民社会的存在与否,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学界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对于此问题,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下,本文将从权力的视角予以阐释,来证明中国市民社会应有存在的权力空问,但是发展路径、形态又别具一格,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     

民法的本体论思考——民法的存在与存在的民法

民法不仅是作为“用”的范畴的形而下的有形规则体系 ,它同时是作为“体”的范畴的形而上的无形精神理念。作为民法的存在的市民社会是民法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文章以市民社会为契入点 ,探讨了市民社会及市民社会—市民法 (民法 )—市民法学 (民法学 )的内在联系。进而从市民社会存在与市民社会思维着手 ,构建存在的民法的理念 ,即私法自治、权利神圣与进化理性 ,进而指出民法是自然法民法、实在法民法与社会法民法的统一     

私法视野中西部开发之路径新论

国外“西部开发”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国家借助私权制度，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市民社会及市民自身的智慧和创造力。联系市民社会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国西部开发要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型塑中国及其西部地区的市民社会，必须完善中国的私权制度，以充分激励、发挥市民社会及市民在西部开发申的智慧和创造力。     

论当代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与民法的关系

当代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与民法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将通过对市民社会理论.民法的价值分析,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与民法的关系以及当代市民社会对民法的要求等方面对当代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与民法的关系进行阐述.     

重述法治社会的形成及其特点--兼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如何可能

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西方古典法治理念的法律至上、正义、法律中立、平等、民主和中庸的原则。市民社会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是西方法治社会存在的前提。中国的法治之路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依法治国”的推行,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依规治国”的强势劲头。执政党以“法治国”作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更多地强调的是一种执政方式的转变。国家成为建构“法治国”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量,以及突现道德的治国功能,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特色。在当今中国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可能通过如西方社会那样的方式从市民社会的土壤中逐渐地生长出来,而更可能通过政府或半政府行为促成。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应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或理念——“职业认同”,其内容应当以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为基础。“职业认同”无法通过行政的方式构建,其自然生长的过程将是漫长的,且依附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     

如何应对“传媒”

近日，温州市民一张手写的“罚单”在网络上引发网友强烈的反映，可见网络这种新型传媒在当代社会宣传中的巨大力量，传媒的舆论监督是一把利剑有助于社会进步。     

从新公共服务理论引发出对公民参与的反思

本文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导火线,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倡的公民参与进行正反分析。笔者首先从理论、实践、个人、社会、公共管理等层面对公民参与进行正面剖析,然后从实际出发,对公民参与现状进行反思,分析了为何一些理论大力提倡公民参与,而公民参与兴趣越来越减退的种种原因,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几点对策。     

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论析

公民参与公共行政是民主发展的要求,在政府层面和公民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也必然对社会和谐产生积极影响。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民主建设的现状等原因,我国公民参与权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体现,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还比较差。公民参与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它取决于公民与政府观念的转变和能力的提高、公共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完善、基层组织自治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兴起等因素。     

和谐社会的宪政学解读——关于不断提高我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几点思考

中国市民社会发育发展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决定了和谐社会状态的实现必然地要表现出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路径。市民社会的和谐与政治国家的互动及政治国家的理性运作是社会和谐状态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表现为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中国封建社会至今的国家高度中央集权、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的客观历史,决定了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路必然地不同于西方社会,和谐社会的建构进路必然地要表现为伴随着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化,采取由执政党政策指导的国家引导型,主要靠政府自律实现社会和谐的实际进路。     

公民权与公民社会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成员具有公民与私人的双重身份和公权利与私权利的双重权利的理论,可以将民间社会理解为具有私人社会与公民社会双重属性的存在。公民社会是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政治社会,是组织化的政治存在,区别于分散的自然人社会的经济存在或民事主体存在。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力量。公民社会的特性和作用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其组织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来参与国家政治,影响国家的决策。     

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公民以及公民意识生成的前提。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产生、存在和运行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文背景。公民意识生成的逻辑前提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划分对于公民意识的分析与认识的客观基础,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所奉行的运行规则的差异性。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公民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法治社会法律秩序内化的关键,法治国家不仅要以法律为基础,更要以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意识为基础。     

和谐社会与中国法制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应了我国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和谐社会与法制建设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法制是追求社会和谐的产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和谐社会的每一个特征都包含着对法制的需要,并对国家法制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本文以权利保障为支点,以官民和谐为重心,力图对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中国法制作一宏观勾勒。     

和谐社会的公法建构

和谐社会应当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性社会,能够全面回应多元价值诉求。现代和谐社会只能立于法治基础之上,并以公法为其脊梁,社会和谐与否直接取决于公法是否平衡。本文认为,现行公法处于失衡状态,这集中表现为社会关系因公共权力的越位、错位、缺位和不到位而无法得到全面理顺,社会因此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中国要实现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核心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要遵循监督和规范公共权力与保护和拓展公民权利的公法制度变革主旨,采取国家主导和公众全方位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对公法加以结构性调整;要调整公共权力／公民权利结构,重塑制约与激励相容的公法机制,通过对症下药解决造成社会失调的公法失衡症结,全面推动和谐社会的建构。     

试析法治建设中的公民参与

我国在国家层面推进法治建设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要真正建立起法治社会,公民的参与对社会法律信仰的建立和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用来保障公民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但由于受现有制度设计、政治文化务件、公民主体意识等因素的制约,使公民参与法治建设缺少一定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我们在制度建设、人文环境优化以及公民主体意识的提升方面做出切实的努力.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公民

随着“人和公民的权利—国家权力”范式在启蒙时代的建立 ,民族国家与公民开始发生一种“直接面对面”的联系 ,民族国家循着“权利”和“形式法律”之名日渐深入到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背景下 ,这一格局受到了挑战。国家与公民的直接联系为社会权力中介所隔断、全球精英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公民依凭世界性力量反对国家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民族国家与公民“直接面对面”的模式 ,同时 ,这些新变化和新趋势也为现代社会走出“日常生活的国家殖民化”提供了机遇和可能     

网络问政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

近几年来,网络问政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读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它使得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交流更加透明顺畅,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网络问政作为信息社会的一种新生事物,对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网络问政在我国政府管理工作中已经开始运用,但是其发展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如网络法律缺失,问政缺乏保障;网络监督缺位,问政信息不安全;网络社会虚拟,问政者身份识别缺失;网络舆情泛滥,问政信息真假难辨等。为此,必须找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从而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