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直诉制度浅议

直诉是一元君权的产物,一直被认为在客观上起到了司法终极救济的作用。但它过于偏重于单一价值的维护,从而构成了对一元君权实现常态结构的破坏。因此直诉虽然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权利"而存在,但对于这种权利的援引往往负有较高的实现成本,包括法律文本和社会实现成本;所以,直诉之存在更多地成为了名义上的权利。由于产生了这种制度权利停留在名义层面的现象,本文拟就直诉的制度特点和实现特点进行探讨,考察在制度运行价值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权利实现的变形,并希望能够进一步考察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一些古代的法律观念。     

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

封建专权时期,最高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常常出台一些笼络安抚、听取百姓疾苦的措施,直诉制（上访制）即其中之一.直诉制的意思是,某些重大案情和冤屈莫申者,觉得自己的正当利益被误判而受侵犯时,可超出一般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序之范围,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申诉（类似“上访”）,以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的目的.     

中国古代直诉制度概念初探

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一项理冤制度,但要清晰地认识直诉制度,除从制度本身界定外,还要辨析其与越诉、上诉、叩阍、京控等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唐代的直诉制度

直诉,是指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的控告人可超出一般受诉官司和申诉程序的一项诉讼制度。最早源于周朝,到了唐代,直诉制度渐趋于完善。唐代的直诉方式,共有五种:(1)邀车驾。这是指凡案情重大而不得伸理者,可于皇帝出巡之时,于其车驾行处,跪伏路旁申诉冤抑。《唐律·斗讼》“邀车驾挝登闻鼓诉事不实”条疏议云:“车驾行幸,在路邀驾申诉。”(2)挝登闻鼓。唐朝在东、西两京王城门外置有大鼓,名之曰“登闻鼓”。伸冤者挝登闻鼓(即击登闻鼓)以诉。挝登闻鼓诉者由右监门卫负责奏闻。《唐六典·刑部》规定:“受表者,又不达,听挝登闻鼓。”注称:“挝于鼓者,右监门卫奏闻。”(3)立肺石。唐时又在东、西两京王城门外同时置有赤石,名曰“肺石”。凡老幼不能挝登闻鼓者,则可立于肺石之上。立于肺石诉者由左监门卫负责奏闻。又《唐六典·刑部》规定:“若茕独老幼不能自中者,乃立肺石之上。”注称:“立于石者,左监门卫奏闻。”(4)上表。这是说,凡经三司处断而仍不服者,即可采取此种方式,向皇帝呈递奏书,“披陈身事”。其奏书由三司监受转达。《唐六典·刑部》规定:“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唐律·斗讼》“越诉”条疏议曰:“受表恒有中书舍人、给事中、御吏三司监受。”(5)投匦状。这是武则天掌政时期新增加的一种直诉方式。铜匦,即铜匣子四个,分东、西、南、北方向,置于庙堂,其西称为“伸冤匦”。“有得罪冤滥者投之”(《旧唐书·刑法     

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兼论当代中国信访制度

直诉制度是中华法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制度。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源于西周,终结于清代的京控。这些制度对中国现代的信访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     

武则天时期的直诉制度研究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为维护来之不易的政权,她采取尽可能的措施来垄断皇权,在民间却允许百姓直诉,并于垂拱年间推行函匦制度.武则天时期的直诉制度主要有四种:肺石制、登闻鼓制、函匦制度、邀车驾制度,它们的运行程序在法律中被明确规定.直诉制度对于当时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作为封建制度下的产物,它又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当下的信访制度实则来源于古代的直诉制度,面对信访难题,探析武则天时的直诉制度,以期有所启示.     

中国古代直诉中的自残现象探析

中国古代直诉中的自残行为有髡发、耳、面、钉手等多种表现。直诉者进行自残一则表明自己将诉讼进行到底的决心 ,这是当时直诉制度的种种弊端使然 ;二则表达自己主动受罚的诚意 ,这是受当时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直诉中的自残现象主要集中于汉至唐、宋时期 ,由于统治者的长期严厉禁止 ,到明、清时 ,其行为发生转变。     

我国古代判例制度及其特征

我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比较重视成文法的制定工作,逐步形成了以律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然而,由于成文法立法的不足及其与司法实践活动的不适应,各朝又创造了例等法律形式作为制定法的补充。研究这些判例制度及其特征,有助于我国今天的判例制度建设。     

我国古代居间制度及其借鉴

一、我国古代居间的发展及居间制度的形成战国时期已出现的居间人,时人称之为“驵”或“驵侩”,当时主要是从事牛马交易的居间活动。魏晋南北朝以后扩大到一般的交易领域,称“互郎”,唐以后称“牙人”。     

论辩诉交易制度及其在我国的构建

辩诉交易制度,是20世纪以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 新的刑事诉讼模式。其从产生、发展到成为美国刑事 诉讼制度的基石,仅经历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这种现象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最近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我国不宜引进辩诉交易制度,但也有人主张引进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最近甚至出现了类似的案例。[1]本文拟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体现的价值进行剖析,探讨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利弊,并对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进行设计,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也称为辩诉谈判（plea negotia-tion）,是产生并盛行于美国的一项刑事诉讼制度。它是指刑事案件在法院开庭审理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进行协商,以控诉方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     

中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及其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施行的死刑复核制度,其思想基础是慎刑思想。这一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以后不断被继承和发展,成为确立死刑复核制度的思想依据。这一制度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使其完备,明、清时还发展为会审制度。中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与它的思想基础对中国近代的立法,乃至当时的一些东亚国家的立法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与古代东方国家的法制相比较,中国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与它的思想基础很具特色。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法乃至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     

人本主义对中国古代女儿及非婚生子女财产继承制的影响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内核的儒学,既有保守、维护等级制度的消极一面,也有合乎人性、以人为本的积极一面.其中带有人本主义思想倾向曾经对中国古代女儿和奸生子女的财产继承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在人类民法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国际服务贸易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文件的一部分,是规范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行为准则.它必将对包括即将加入WTO的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之间进行的服务贸易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黑社会犯罪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境外黑社会加紧了对国内的罪恶渗透。它们网罗党羽,发展成员,进行走私、贩毒、洗钱等犯罪活动,也有的在内地投资办厂,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对于黑社会的渗透,我们应该依法严惩,加强国际警备合作,提高打击能力。     

中国古代的官德教育及其当代启示

德治是中国古代延绵数千年的治国传统,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官德教育资源。系统分析中国古代官德教育的内容体系与实施途径,把握其内在机理,对新时期干部的官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且必要的启示。     

论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及其现代借鉴

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源远流长,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确立于秦汉时期,完备于隋唐时期,发展于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为其集大成时期。经过长期的嬗变,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形成了考绩机构专门化、考绩内容实绩化、考绩程序规范化、考绩等第明确化、考绩奖惩一体化、考绩制度法制化等特点,对澄清吏治,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文官考绩制度的优秀成果对我们现今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控申检察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控申检察部门作为检察机关的“窗口”，发挥着维护社会稳定和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实践中，还存在着信访处理机制不协调、监督不力、办案效率低等问题，影响控申检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应当立足和谐社会三大支撑点，创新控申检察工作，建立信访共享平台机制、联合接访制度、便民申诉站、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等。     

古代社会财产占有双轨制及其再生

财产权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石。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对古代社会的财产占有事实的理解存在误区。事实上，古代社会的财产个人占有是逐渐地、全面地展开的；古代社会的财产占有是共有与个人占有的双轨制。所以，回归自然、回归人道主义，决不是简单地否定个人所有制，而是“重建个人所有制”。     

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和古罗马的海外行省制度——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系形成的制度基础

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和古罗马的海外行省制度是两个古代大帝国把自己与周围世界、周边国家联系起来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分别形成了中华法系和罗马法系.作为前现代的全球化的形式,它们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从它们的成因、实现方式、目的等方面却有着重大的差别,对后世,包括近代、现代以至当代有着不同的影响.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对我们有许多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