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难忘的回忆——缅怀谭震林同志

一九三九年春天,在皖南繁昌抗日前线我第一次见到谭震林同志,当时,他担任新四军三支队的副司令员。原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的张云逸同志,已经过了长江,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总指挥,三支队的军政工作和部队活动区域铜(陵)南(岭)繁(昌)的地方民运工作,都由谭震林同志直接领     

周恩来特批周有光进入文改会工作

正1955年,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简称"文改会"),通知我(周有光)去参加。我当时在上海大学里教书,有很多其他工作。开完会之后,当时就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的一个下属机构。这个委员会在当时相当于一个部,委员会的主任相当     

我在长征路上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到了我的家乡陕西省镇巴县,当时我已14岁,就和十几个青少年,一齐参加了红军,并随部队很快开往通(江)、南(江)、巴(中)地区。我先在10师(后改为第4军)28团当通信员,以后被编入交通队,担任警戒和通信任务。这个交通队,归属四方面军总部,直接跟随张国焘行动。当时,张     

讽刺幽默

世说新语2000年,我去悉尼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当时我还小;2004年,在雅典,我也参加了奥运会;现在,2008年,则是在我的祖国,这是最大的,最特别的荣耀。我觉得已经     

我对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一些回忆

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48年,我在北京大学工学院任教,是北京大学文化工作联盟的负责人,这是当时中共地下党团结党外教职工的革命组织。当时我们学校的很多助教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通过这些助教,我和北平地下党交往很多,     

来自“老百姓的心声”——《我是一个兵》歌曲创作的回忆

《我是一个兵》这首小歌,是我和岳仑作词、岳仑谱曲的。它产生于当时的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是在1950年夏天首次发表于《解放军画报》(1951年3月号)。 1950年夏,我与岳仑同在四野(原东北民主联军)46军137师文工队工作,他任二分队长,我任三分队长。驻军于风光秀丽的湘江之滨——湖南祁阳城。当时的历史特点主要有三:我国人民革命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朝鲜半岛形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回忆周恩来对我的关怀——记武汉期间的一件往事

1938年,我自海南赴延安,4月到武汉,于光远(当时他在中共长江局工作,是“民先”总队部的负责人)告诉我,周恩来叔叔正在八路军办事处。我听了非常高兴,立刻请于光远带我去见他。当时我心里有点顾虑:一是怕耽误他的时间,二怕已有8年没见过面,周叔叔可能不认识或者忘记我了。没想到周叔叔     

关于莆田建党建团的问题

大夏支部成立于1924年秋天,当时是在我的房间里开会的。记得当时我住的附近资本家门口,摆两盆菊花,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附近宿舍里开会。1924年这一年年假,我曾回家一次,主要是看我的母亲。本来是想赶回家过元霄(正月初九日,莆田风俗不是正月十五日)到了十一日才到家,元霄已过。当时团的负责同志,要找以全国学生总会名义,回家去宣传。带了许多印刷     

我到长沙传达贯彻中央、华中局关于程潜起义、湖南迎解指示的情况

1949年3月,因中共川康特委受破坏,我(当时任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奉命撤回解放区。5月下旬,随钱瑛同志(原南方局组织部长、上海局委员,当时任华中局委员、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后任中南局组织部长)南下到武汉。6月中旬末的一天,钱找我说,湖南先后送来了两份材料:一份是     

田中真纪子忆父亲田中角荣:访华回国后险被逼剖腹

日中恢复邦交已经41年了,两国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把这段往事给忘记了。作为田中角荣的女儿,我(田中真纪子,下同)了解父亲为恢复日中邦交而产生的烦恼,仍然记得那段辗转反侧的岁月。40多年前,日本和台湾之间有《日华和平条约》。当时,"亲台派"在日本自民党里占据主流,日本和台湾断绝关系,可以说是无法想像的。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情况完全不了解。     

缅怀习老——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

岁月如流水,弹指一挥间,习仲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人格风范永铭心田。习仲勋同志生于1913年,为了纪念他的百岁诞辰,现将我所亲历的几件往事写成文,寄哀思,慰英魂。初识习老1975年5月,齐心同志陪同刚刚解除监护的习仲勋同志由北京来到洛阳。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便去看望他们。齐心是习仲勋同志的夫人,是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当时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同事,我们曾一同被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中央党校"五七"干校监     

建设狮子滩水电站的日日夜夜

把优秀干部调到工业战线1954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在中共重庆市第二区(即今江北区)区委接到通知,到市委去开会。当时我是二区委办公室负责人。     

刘始明与长征——长征中亲历两次挽救红军的斗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当时,我在中央红军中央纵队干部团特科营(后改编为红军大学特科干部团)一连一排担任排长,亲历了长征中遵义会议和粉碎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这两次斗争的有关过程。时间已经过去70多年了,一些事情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彭德怀生命的最后时刻

145号病人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调令,从武汉军区总医院调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1974年9月上旬,院领导安排我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一个高干病区,坐落在四层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     

难忘的“特殊行动”

奉命随摄制组赴长沙执行任务1974年10月下旬的一天,我大学毕业不久刚调进中央电视台(当时称北京电视台)文艺部工作,部领导通知我到台里开会。到会场后,我发现到会的基本上都是中年以     

长征中亲历两次挽救红军的斗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当时,我在中央红军中央纵队干部团特科营(后改编为红军大学特科干部团)一连一排担任排长,亲历了长征中遵义会议和粉碎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这两次斗争的有关过程.时间已经过去70多年了,一些事情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向“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说“不”

我是山西人，1958年6月我被分配到沈阳的东北制药总厂实习了两年。两年的实习生活中，我感受到了东北人的直爽、豪放与热情。特别是师傅在工作、学习、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心更是让我永生难忘。当时我就已经把沈阳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毛主席指挥送瘟神

正1955年11月16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我,毛主席在杭州开会,要我立即去汇报防治血吸虫病的问题(当时我任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第二天早晨我即赶赴西郊机场,乘中央办公厅给毛主席送文件的飞机去杭州。     

回忆林植夫先生

林植夫先生曾留学日本,我父亲早年也在日本留学,他俩在日本就已相识,都参加了同盟会,并与当时也在日本的蒋介石、宋美龄有一面之交。土地革命时期,一九三一年福建崇安第一次解放,我们全家跑到福州,父亲进入福建学院中文系任教。我当时还只是个小孩子,听父亲说他的领导是林院长(林植夫)。林院长和何公敢、刘勉已(我的二姑夫)都是同学,关系十分亲密。     

赤子的精灵

究竟我那一年几岁?实在记不清了。在城关一个剃头棚里剃头,结果传染上了秃疮,小县城的医院治不了,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叫北平)。至今依稀可辨的记忆是:我进的是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