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精神”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的"初心",就是当年他在浙江提出的红船精神的延伸。"红船精神"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精神追求和实践价值。红船精神是党的初心的首次表述,红船精神是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精神之源,我们要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进一步弘扬红船精神。     

赓续红船精神 勇立新时代潮头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开篇和奠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红色基因,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精神动力。我们要牢记这一永恒的思想丰碑,将弘扬"红船精神"与新的时代要求相契合、与新的实践目标相适应,继续发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健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制度根柢;继续强化"坚定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牢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信仰之基;继续秉持"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夯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群众基础。     

“红船精神”与浙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其首创精神体现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价值目标,奋斗精神体现了党对革命事业高度自信的价值信念,奉献精神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根本宗旨与价值追求。"红船精神"诞生于浙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她是浙江优秀人文精神的升华,为浙江共同价值观提供精神驱动,为建设"两富"浙江坚定价值信念。她对全社会的理想目标、价值取向确立有着鲜明的导向作用,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基石。     

用“红船精神”激活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

红船精神是推动红色基因的内在动力,是激活红色基因的价值文化,是激活"红色基因"的奋斗之力,是打造山清水秀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激活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应把红船精神注入人的血液灵魂,使红船精神与红色基因相辅相成、代代相传。     

“红船精神”与党建理论创新探索

该文从阐释"红船精神"和党建理论创新的内涵入手,分析"红船精神"对党建理论创新的意义;深刻剖析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飞速发展、党员队伍自身状况多层次性和国内外形势复杂性带来的新挑战、新困惑和新考验;从而提出以"红船精神"推进党建创新的途径。     

“红船精神”与全面从严治党

今年是习近平同志凝炼提出"红船精神"的第十年。在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的时代背景下,"红船精神"仍具有极为宝贵的指导作用和引领意义。"红船精神"激励我们,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强烈的担当意识;告诫我们,理想信念是全面从严治党最关键的因素;启示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目标。     

论红船精神的文化意义

红船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浓郁的文化意义。因为红船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红船精神赋予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红船精神从厚重的中华历史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同时丰富且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因为红船精神是重塑信仰缺失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当代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红船精神蕴涵着理想信念的力量,凝聚着百折不挠的追求,饱含着无私奉献的情怀;因为红船精神是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需要弘扬红船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红船精神让价值观引领增加了文化的温度,红船精神成为我们引领价值观的重要坐标。     

论"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立党兴党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同志在追寻中国共产党的源头革命精神中提炼概括了"红船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号召全党要大力弘扬"红船精神"。"红船精神"贯穿党的98年奋斗历程,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壮大的兴党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船精神"也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治党精神。     

新时期大力弘扬“红船精神”的几点思考——纪念习近平同志提出“红船精神”10周年

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红船精神"已10周年,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学习研究宣传"红船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红船精神的提出,填补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的空白。当下深化学习研究、宣传,要进一步厘清红船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之间的关系,要注意坚持"四个结合",即要与弘扬其他革命精神相结合;要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要与实现"中国梦"相结合;要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相结合。     

论红船精神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红船精神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是红船精神形成的历史依据;马克思主义是红船精神形成的理论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红船精神形成的文化根基;中国工人阶级优秀品质是红船精神形成的阶级条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建党实践是红船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台湾“宪政”变迁中的“国安会”与“总统”权力

“国安会”(及所属“国安局”)在台湾的政治体系里有着特殊的角色与功能。两蒋时期 ,“国安会”是“动员戡乱体制”的产物 ,而“国安局”的特务情治系统是其专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在台湾政治转型时期 ,李登辉操控“修宪” ,保留并将其纳入“宪政体制”中去 ,首次“政党轮替”后 ,陈水扁有将“国安会”扩张为“政务会议”的意图。而由李登辉至陈水扁 ,都在建构“总统制”的“总统”权力 ,对“国安会”及“国安局”的操作是其中的一方面 ,但是由于“宪政体制”的不明晰和政局今后可能的变化 ,至今这仍不能称为是稳定的     

实施"人文奥运"应努力实现三个有机融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田麦久如是说

田麦久1940年出生于山东青岛市.1964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部,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体育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委主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动训练学会主任委员、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受聘于清华大学等21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从“层级构造模型”到“板块构造模型”——基于学生素质教育和培养的高校新课程体系问题研究

从21世纪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看,实施素质教育、改革高校课程体系具有必然性。我国高等教育原有的“层级构造模型”课程体系形成于20世纪中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经历了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素质教育”取向的课程改革,但仍没有突破原有的框架。要使我国高等教育真正从专业教育模式转变到素质教育轨道上来,就必须重新改造高校课程体系,构建全新的“板块构造模型”课程体系。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核武器的“善”“恶”之辨

目前,国内外存在一种从道义上否定核武器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核武器违背战争与伦理本质,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是绝对的恶。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上是有害的。核武器的善恶是人们对研制、使用核武器目的、效果的道德判断,当它被用于善的目的并取得善的效果时,它就是善的。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是善,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的伦理精神。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调整“社区人”心理 培育“社区人”意识

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入影响与渗透,社区正日益成为每一位市民生活的重要空间,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状况,同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联。在许多居民生活小区,“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样的标语牌随处可见,反映出人们已开始意识到社区居民同社区之间的双向依存关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游离于社区建设之外,缺乏对社区的亲近感与责任感;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存在某种偏见,激发不起工作热情;而有些确实愿意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居民,却又不知从何着手。上述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