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田土诉讼中的勘丈制度——基于立法、理论与实践的对比分析

清代立法关于勘丈制度的规定相当简略,其理论状态主要见诸于州县官笔记,实践状态则体现在大量的案例之中.立法、理论与实践存在这样一些差别:就勘丈的启动而言,立法与实践都表现出当勘则勘的态度,而理论上则强调慎用;就勘丈的实施主体而言,立法与理论都要求州县官亲自实施,而实践中佐贰官实施勘丈的情形屡见不鲜;就勘丈结论的作用而言,...     

还原与反思:清代情理法判案实践的民、刑差异

国内外中国法律史学者虽然都只是在比拟的意义上使用民事和刑事的区分,但在讨论情理法判案方式时,还是受制于这种现代法律的分类框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清代法律的基本分类及其实践意义.清代法中案件的基本分类是州县自理案件和审转案件.在州县自理案件中,情理因素占主导地位,因为法官在这类判决中的压力主要来自当事人的上控.在审转案件中...     

司法档案：表达亦或实践——读《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有感

已有的研究成果早已经证明，法律制度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和理解。尤其是在一个不断变动的，正从旧有的法律制度向新的法律制度发展的社会更是如此。在这样一个社会，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变迁十分迅速；人们利益观念、道德的追求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及其适用的反思与优化

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有了新的助力,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但是强制报告制度还不完善,在具体适用中也还存在一些的问题与不足,其预防和发现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惩治不法侵害人、及时救济未成年被害人等方面的功能未充分实现。应丰富和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内容,提升义务主体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细化强制报告制度的报告处置流程,加快建设与完善强制报告制度的相关配套响应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的适用率,提升制度运行的综合实效,推动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到位。     

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改革的制度分析与思考

鉴定人制度作为司法鉴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性是保证鉴定结论正确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在审判活动中正确运用鉴定结论的保障.本文旨在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以及制度分析的方法考察我国司法鉴定人制度的变迁、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建议.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的理念、实施与改革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是二战以后在司法民主化的背景下,为了监督检察官滥用不起诉权而建立的一种民众参与的司法制度。这一制度从1948年实施以来,发挥了制约检察权行使,救济当事人的作用。在20世纪末以来,日本进行的司法改革中进一步扩大了民众参与的范围,赋予检察审查会更大的权限,将会对日本刑事司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问题分析与完善路径

陪审制度是我国吸收西方国家先进法律制度的产物,属于舶来品,充分体现了司法民主和人民监督的司法理念。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的不断健全,陪审制度备受质疑,理论设计的应然与实际运行中的实然出现很大的偏差,任职条件、抽取机制、遴选机制、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弊端成为陪审制度的诟病。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真正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司法的民主化、公正化,发挥陪审制度的应然价值。     

社区调解、刑事司法与恢复性司法——法律制度的重构

作者通过对社区调解以及其他恢复性司法程序与刑事司法制度的比较,认为应将恢复性司法从刑事司法制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制度,并最大限度地用恢复性司法解决冲突;恢复性司法应使用当事双方地位平等的民事诉讼程序模式;当恢复性司法未能解决冲突时,应使用民事诉讼而不是刑事诉讼作为后盾进而解决冲突。     

我国刑事搜查、扣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财产权并不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可能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搜查、扣押措施没有被纳入强制措施体系,这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极为不利。由于本次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规定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建议在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搜查和扣押措施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加以规范。     

域外司法问责制度的考察与启示──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日本为样本

司法问责是修复因冤假错案而造成贬损的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针对我国司法问责理论缺失和制度缺憾的现状,立足中国法治国情,有必要对域外司法问责制度的实践进行考察,借鉴其有益经验,以促进我国司法问责制度的完善。通过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司法问责制度的考察,基本可以认为问责制度的设计应当尊重审判独立原理,问责组织应当具有专门性,问责措施应当突出司法职业特点,以及问责程序应当规范化、法制化。     

清末检察官回避制度探究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颁行《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正式确立了检察制度。为了保证检察厅能公正执法,清政府于宣统二年（1910年）颁行《法官分发章程》,制定了检察官任职地域回避制度,不再坚持本省本管籍回避之旧制。尽管《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未能以法律的形式正式颁行,但其规定了较为完备的诉讼履职过程中的检察官回避制度,比较科学地设置了检察官回避的法定事由。     

清代社会救济制度初探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社会救济制度具有如下特点：贫困不构成道德问题，它基本上不受谴责，甚至有德性的贫人还是令人尊敬的；官方救济缺乏法制化基础，不重视救济的经济功能，与农业社会结构相适应。民间机构救济内容的多层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管理方式有一定的近代性；民间救济机构对接受者有经济和道德的双重要求，主要发挥教化乡里、改善民风和社会整合的功能；家族保障的封闭性和狭隘性，救济范围小，再分配功能弱。     

清朝台湾侦查制度研究

康熙帝于公元1683年统一台湾，在台湾全面施行清朝司法制度。清代台湾的侦查制度与大陆侦查制度在整体上具有共通性，但因其历史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在局部上叉体现出差异性。清代台湾侦查制度的特点是：在侦查体制上采取多元多轨制；在侦查方法上采取科学的讯问方法与野蛮的刑讯手段并存；在侦查职能上与军事职能发生交叉。中华法系通过清代台湾200多年的渗透，对台湾当今的法制思想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是当今台湾法制具备中华民族特色的根源所在。     

清代诉讼制度的理论逻辑及其反思

清代诉讼制度是承继专制时代诉讼理念集其大成的产物,在诉讼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程序与环节,实际上是专制时代诉讼价值现的重要体现.就具体而言,考察其审级建置、程序设计与监督体系,反思其间所折射的深刻原理,展现积淀于深层的社会心理,对于汲取古代司法智慧,回溯并体味其中渗透的理性泉源,别有意味.     

清代刑事人证的制度与实践

清代立法中关于人证制度的规定有限制证人资格与赋予证人免证权的内容,立法的目的在于维护传统的家族伦理、社会等级秩序及发现案件真实.实践中的证人作证与立法规定有一定的差距,表现为立法的限制多为实践所突破.原因在于立法要维护的伦理价值在实践中让位于司法官员追求的发现真实的价值.立法与实践对于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平衡并不一致.     

战国秦汉商业发展略论

战国秦汉时期商业空前繁荣,主要表现在商人阶层的活跃和经商范围的扩大。统治者的“利商”政策、交通的发达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独立经济实体并存等等,都为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试析清末司法改革中法官的选任办法

清朝末年,在筹设审检厅的过程中,法官选任成为清廷不可回避的问题。审检厅试办时期,法官任用没有明确的标准,经历了督抚自行掌握到法部随机选拔的过程。《法院编制法》确立了考试选任的制度,法官选任开始由随意性向规范性转变,但是,任用旧人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过去的论者往往将之归咎于新式司法人才短缺,事实并非如此,新式司法人才短缺只是清廷违法任用旧人的一个借口而已。     

清代北京竹枝词评析

清代中晚期的北京,流行着一种语言通俗、七言四句的诗体——竹枝词。这些通俗诗,描述了清代北京的风土民情,记述了清代北京的生活时尚,表现了清王廷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标记,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帝都末期城市生活状貌的文本,具有独特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     

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巡警的创行

在清末新政中,直隶省最先兴办巡警,而且办的最好,是当时其他各省的榜样,对巡警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巡警的创行,除了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个人原因外,还有其主客观原因。     

清代学者的妇女观探析

许多学者认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在清代晚期,事实上,从清代中期学者的妇女观中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可以说,从清中期学者的妇女观到清晚期学者的妇女观的嬗变,与妇女解放运动从萌芽到异军突起的过程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