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为例

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外部安全的特征。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安全风险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内外界限被模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契合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代特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国家安全观。它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强调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呈现新的图景。由于“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被打上后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中国反恐怖的模式必须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突”恐怖主义日益显现出组织的松散性、风险的流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思想的激进化、活动的虚拟化和联系的全球化,对既有的反恐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内外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     

日本长期萧条成因分析：国家社会转型视角*

从国家社会转型的视角，同时采用体系、国家和国内社会三层次结合的结构分析框架 对战后日本发展历史进行透视，可以发现，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完成经济赶超成为世界第 二经济大国后，未能从经济赶超式的“发展主义国家”向成熟的制度型“三方制- 福利国家”转型，乃 是导致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日本长期萧条的根源。在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这一历史的十字 路口，日本国家社会转型的延误或者说失败最终换来的是其后巨大的社会代价。因此，日本并不成 功的国家社会转型对中国具有重要的警示性参考价值     

城邦、城市国家体系同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比较

国际关系学者通常将古希腊城邦体系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国家体系视作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前身.本文从超体系、体系和单位的层面对这三个体系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之间尽管有相似之处,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仅仅用现代世界的视角去观察前两个历史时代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错误.承认并理解这种区别,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历史事实,并更准确地把握古代思想家的理念,从而避免对历史的随意应用和对古代思想的简单解释,对于批判和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一定的意义.     

体系·社会·国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三种研究路径

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有三种路径,分别是以体系为中心,以社会为中心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强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对美国对外经济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则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美国国内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游说和组织动员方面的力量对比;而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认为美国对外经济行为是国家本身的官僚政治运作的结果.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为理解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但它们彼此互不排斥,在分析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时间段,不同问题领域时,具有各自程度不同的解释力.     

"外围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的历史经验考察——以美国和巴西为例

独立后至20世纪30年代巴西经济实行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虽然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巴西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使巴西摆脱"外围国家"(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至70年代巴西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形势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同样也没有缩小与"中心国家"(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仍然处于第三世界。而同时期的美国在独立后开始实行保护主义进口替代,有效地保护了国内工业,美国也由此在20世纪初期迅速成为"中心国家";至20世纪70年代全面自由对外贸易进一步巩固了美国"中心国家"的地位。     

关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

区域发展战略与转向是国家发展战略与转型的基础。我国区域开发具有典型的“转型期”区域开发的特点,已由重在“改革开放”的探索到重在追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阶段。21世纪以来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为适应世界区域发展的五大趋势,我国政府应在区域发展中重点把握区域发展的基本原则,遵循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济非均衡发展,建立有实质意义的大市场体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引导和协调作用,将区域分工纳入国家战略,并加强对外开放的客观调控     

"一超",而非"单极"

一个国家的实力地位及其影响是由综合国力决定的,经济是综合国力的基础。1971年7月6日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城向新闻界介绍情况时说:“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所处的地位相比,美国遇到了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种挑战。”他说:“美国不再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世界头号国家,超群的世界强国,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当我们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来考虑问题时,今天世界有五大力量中心。”他所讲的“世界五大力量中心”包括美国、西欧(共同体)、日本、苏联和中国。尼克松客观地评估了“世界五大力量中心”各自经济实力发生的变化并预测了未来发展趋势。     

世俗制度的矛盾以及融合性的国家权力

现代欧美国家的权力体系可以被看为世俗化过程的产品,政教分离的过程推动了现代国家制度和权力逻辑的改革。除了主权和民主体系的凝聚之外,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更成为欧美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人民在宗教自由的保护之下能够抵抗国家强迫人民接受特定教义的宣导,但是个人的自由却也让共同体认同逐渐流失。中立性让国家无法凝聚共同价值观,现代世俗国家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世俗制度一方面给予多元社会和平生存的环境,但是另一方面也让国家体系受到社会瘫痪的威胁,自由国家在制度上给予平行社会生长的土壤。现代国家在面对恐怖主义和极端民粹思维时要重新考虑国家承担的政治责任问题,除了要掌握融合性的国家权力之外,更要在政治思想上重新创造共同的价值观。     

"远敌"与"近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内部论争

作为“远敌”的西方世界和“近敌”的伊斯兰世界“叛教者政府”,哪一个才是优先打击目标,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论争的焦点问题之一。“远敌”和“近敌”的排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战略实践。以“远敌”为优先袭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往往将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人员和利益作为袭击重点,同时努力向西方世界内部渗透,伺机发动大规模的暴恐袭击,挫败“异教徒”在伊斯兰世界的势力,促使穆斯林“觉醒”,进而建立一个涵盖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国”;而以“近敌”为优先袭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则将所在国的政权和领导人视为“叛教者”,其优先的战略目标是对所在国或者周边地区发动暴恐袭击,通过暴力活动制造混乱进而夺取政治权力,建立“伊斯兰国家”。不同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远敌”和“近敌”优先次序上的实践,源于不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治逻辑,因此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远敌”和“近敌”战略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政治逻辑,为国际社会更好地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及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浅析拉美"国家创新体系"的特征

"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这一过程可以称为"国家创新体系化".严格地说,拉美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虽未形成一个像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但一些拉美国家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试点,在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特色.拉美地区的不同国家存在着不同的创新模式,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大国意识与"尼日利亚治下的和平"的缘起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非洲复兴思潮的兴起,非洲国家在追求与探索自主发展道路上的积极性与能动性日益突出,尼日利亚、南非等国作为非洲大国也力争发挥其主导作用。本文从尼日利亚大国意识的缘起及对其中内涵的解读,论析了该国在促进非洲大陆自强、自主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读者可从来自非洲的见解,感受到非洲大陆日渐强烈的自主自信精神;亦可洞察非洲国家发展观的变化。     

Deep Frustration of the Egyptian "Dream to Build a Powerful Nation"

For many years,Egypt sought to become a powerful nation,but failed in its efforts,because its ruling foundation has deviated from the majority of the broad masses,its development path has strayed from its goal of industrialization,and its extemal strategy has gotten away from the line of non-alignment.The lessons of Egypt should be learned by other nations.     

日本“政治大国”走向与自主防卫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地位,历届内阁开始要求与经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大国地位。日本政府在寻求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过程中,主要选择了以军事领域作为突破口,以成为军事大国带动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具体体现在强化日美同盟、建立和完善有事法制、保持自主、高效的自卫力量与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四个方面。     

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述评

2006年7月,非洲人权法院正式成立。它是在特定背景下成立的,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与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相比,非洲人权法院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性。非洲人权法院享有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权,可以适用所有相关的国际人权条约,在法官组成上注重女性比例和对所涉国家时的回避制度。新成立的非洲人权法院能否成功履行其预定职能,主要取决于非洲人权法院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程度,以及非洲人权法院自身如何运作。     

郭道甫对蒙古民族觉醒的作用初探

郭道甫是近现代蒙古史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 ,他毕生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活动。通过创办学校启发民智 ;为了富强民族兴办实业 ;面对民族压迫组织“呼伦贝尔学生会”。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和政治视野的开阔 ,他将“呼伦贝尔学生会”改名为“呼伦贝尔青年党” ,决心以革命的形式来拯救民族危机。晚年著书立说 ,在有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发表独到见解。所有这一切对蒙古民族的觉醒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革命实践和思想对今天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Naming the N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Names in Polish Political Discourse

This article offers a critical discursive analysis of proper names used in Polish political discourse, focusing on six addresses to the nation made by prominent public figures of the Polish political scene?the president, prime minister, and the primat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names used in the speeches did not function merely as means of referring to places or persons. The speakers used them to construct an ideologically preferred reality. Those used by the president of Poland ''embellished'' the Communist past of the country and showed his political (post-Communist) option as a viable proposal for Poland. The speeches made by the primate of Poland created a politically uncontroversial image of the country, with the head of the Catholic Church positioned as a moral authority. Finally, the visible absence of names in the prime minister's speech represented the etatistic view of Poland.     

The Calculus of Nation in the Cuban R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Cuba was imbued with a sense of purpose at its inception. To have discerned the need at all for a history of Cub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itself product and portent of a momentous shift in consciousness, an occasion when narratives of the past revealed themselves as a potential source of national community. The history of Cuba began at the moment that the past became relevant to the fut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developed as a matter of necessity, a product of a time and place, a means by which Cubans addressed the needs of their times. Purpose and point of view were inscribed into the very premise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indeed fixed the narrative genre around which the history of Cuba was structured.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is instance contained a premonition of nation which shared something with the new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o which it contribute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was itself a product of national formation, to which it responded and for which it was summoned: the proposition of a shared awareness of a common past with which to bring a people together and justify a nation apart.     

查海遗址北方文明先迈一步

坐落在阜新境内的查海古人类遗址，被尊称为“中华第一村”，因为早在8000多年前，人类就在这里生息繁衍。由于出土“世界第一玉”和“华夏第一龙”，阜新被国内外考古学界誉为“玉·龙故乡，文明发端”。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生前曾多次考察查海遗址出土文物，认为查海遗址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时间比红山文化早一个阶段。“有最早的龙纹陶片、最早的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根系”。     

俄罗斯强国战略中的人口因素

独立以来的俄罗斯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集中表现为人口质量下降、数量不足及劳动力缺口加大。尽管俄罗斯采取了措施来应对人口问题，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到目前为止还不明显，这使得俄罗斯国内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不安情绪。但不可否认的是，俄罗斯的人口现状对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国际政治战略、军事战略等一系列强国战略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