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法制主义”的困境与救赎

中国社会的文化惯性导致了从传统＂泛道德主义＂的乌托邦走向了＂泛法治主义＂新的乌托邦,对法制的过分依赖与迷信使得法律职业伦理与社会公理渐行渐远。法律职业伦理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难题,法治社会无法离开社会伦理的支撑与制约,从小众化回归以社会公理为表征的大众社会伦理,强化法律职业伦理的教养与修养,是法律职业伦理的恰当选择。     

缺失了“上帝”的法治在中国如何走下去——由基督教对西方法治理念的影响引发的思考

基督教文明孕育了西方的法治理念,因为有了宗教的支持,法律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信仰。当法治成为必然的选择,在缺失了上帝的中国,树立民众的法律信仰只能在制定良好的法律中寻找出路。回归本土资源,关注传统法律的文化意蕴和价值取向,以实现传统法律在当今法治建设中创造性转化。     

缺失了"上帝"的法治在中国如何走下去——由基督教对西方法治理念的影响引发的思考

基督教文明孕育了西方的法治理念,因为有了宗教的支持,法律成为西方入根深蒂固的信仰。当法治成为必然的选择,在缺失了“上帝”的中国,树立民众的法律信仰只能在制定“良好”的法律中寻找出路。回归本土资源,关注传统法律的文化意蕴和价值取向,以实现传统法律在当今法治建设中“创造性转化”。     

中国法律文化的再造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大众伦理,是法律及其实践生成和发达的基础。现代法治文化,是吸收了中国传统伦理又融入了现代政治伦理和公共伦理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外化的法律制度、法治设施和法治实践。     

民众法律认同初探

本文试图从民众的角度来理解法治,认为民众与法治的关系是法治的根本问题。如果法治是以确立民众在法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民众对法律的真诚的信仰作为最终的目标,那么,在中国的传统和观实的压力下,要实现这一目的,民众的法律认同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本文初步探讨了民众法律认同的概念、特点、意义、内容、方式等等。     

法学教育中的法律伦理教育问题研究

从法律的内在价值要求、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法律伦理教育是我国法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伦理包括蕴含在法律制度中的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者在职业活动中的法律行为伦理即职业道德两部分.法律伦理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的法律伦理人格,有助于法律终极目标实现的"社会医生".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法学教育理念的重构和法学教学方法的转变.目前,开展法律伦理教育面临的障碍主要有思想认识上的偏颇,社会"道德滑坡"的大环境以及法律国家主义的影响等.     

法官的职业伦理对行政官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行政官的职业伦理具有泛政治化、大众化的特点。行政官的职业伦理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不相符 ,必将影响行政法治的实现。在行政法治秩序建构方面 ,“人”———行政官的主观因素相当重要。通过对法官 (兼及法律家其它成员 )与行政官职业伦理的比较 ,为行政官伦理的发展与完善 ,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法官的职业伦理虽然与行政官存在差别 ,但两者根本的理念应是一致的 ,即法治的精神是法官与行政官共同的伦理基础。     

法律职业者法律信仰的价值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灵魂,当前中国面临着极严重的信仰危机。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离不开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者这一特殊群体,作为沟通法律与民众的中介,其坚定的法律信仰对民众法律信仰树立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检察机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现离不开法律规范的调整和法律制度的支撑,通过农村法治体系的完善来治理社会并使之建设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社会。本文提出要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融入构建新农村法治模式之中,实现检察机关法制监督与农村法治建设的互动。     

构建法治文化的探析

我国传统上缺乏法治文化,儒家忠孝等级伦理和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无法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制度支撑和文化底蕴.法治文化构建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文化构建面临诸多障碍,如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等.因此构建法治文化的过程中应明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政府守法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第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准则是基础；第三,法治精神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归宿.     

法治：中华民族精神转换的主导价值取向

法治是依法治权和依法管理的有机结合。法律不仅与民族精神间有联系，而且在当代中国寻求民族精神转换过程中以现代法律为基础的法治是它的主导价值取向。法治确定统一的法律化的民族道德，确立统一的民族行为模式。所谓中华民族精神的转型是指它从以弹性为特征的重情感的内心操作的伦理精神向以刚性为特征的重理性的行为操作的法律（法治）精神的转化。中华民族精神的转型是要使中华民族成为更加理性化的精神实体。中国法治精神的长足发展，为中华民族朝法治价值取向的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以法治为价值取向的民族精神的转型要实现这样的机制，即：法律要成为民族正义实现的权成准则，成为民族全体人员的共同心理需求和信仰对象。     

道德态势与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我国接受西方法治思想与模式原因的新解读

道德的“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的需要量是成反比的,即道德的“自我”单位越小,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就越大。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控制。某一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影响该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德治控制模式;西方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法治控制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所选择的德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反,并高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德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差;西方社会所选择的法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一致,并等于或低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法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发生反向渐变,因而社会从对德治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对法治模式的追求。     

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我国衡平司法传统的意义、困境与出路

我国法官对纠纷解决有着一种独特的认知模式,即把纠纷解决、维护社会秩序和谐视为司法的第一要务,甚至为此违背法律依伦理道德进行个案衡平。这种伦理衡平的传统产生于我国古代,因其有利于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而成为建构和维系我国古代和谐社会的基本因素。但由于伦理衡平过于主观恣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和稳定性,从而背离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发展方向。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中,应当借鉴西方国家法律衡平司法传统的经验,从衡平理念、职业法官、司法方法、制约机制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逐步实现我国衡平司法传统从伦理衡平到法律衡平的跨越。     

论法律对话的模式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

法律对话是法律交往的基本形态，其目的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形成前见歧义的意义共识。法律对话是在一定的模式下实现的，以全球化为界，前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对话模式主要有自我继承的法律对话模式、交往移植的法律对话模式和法治共识的法律对话模式。在全球化运动和全球治理理论的双重影响下，提出了新型法律对话模式，即善治共识的法律对话模式。这种法律对话的模式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它从本质上来说契合于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全球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因而表达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法律对话模式的发展方向。     

从“钓鱼执法”案谈我国法治之难

＂钓鱼执法＂案的频频发生对于在法治的道路上蹒跚前进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在一个法治的国家里需要社会中各个不同角色拥有坚定的法律信仰作为其法治的文化基础,法治才有实现的可能。本文针对上海＂钓鱼执法＂案,论述了民众法律信仰的建立对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性。     

商土中国及其法治建设

法律以社会为基础 ,法治建设深受特定社会性质的制约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法治建设。因此 ,进行法治建设应当首先具体分析和科学认识其所依存的社会的性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亦然。本文通过对当前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论证界定 ,提出商土中国的概念。以此概念为中心 ,作者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及可资利用的资源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良好法律的价值是公平正义。良好的法律能平等地赋予每一个社会民众自由和追求有序的权利为基础，同时对社会弱势群体赋予法律权利的方式，保证社会民众之间力量对比的基本平衡，实现权利与权力相互制约的机制，从而达到保证社会民众通过对妥协合约建立利益基本均衡的社会关系之目的。运用良好法律治理的社会可谓是法治社会。     

由技术伦理向法律规范演进:国外人工智能应用规范研究综述

人工智能技术引发各类伦理与法律问题，对人工智能进行规范已经成为世界共识。基于此，各国学者针对人工智能应用规范展开研究，呈现出从伦理规范研究向法律规范研究演进的态势。当前，国外人工智能应用规范研究已经取得多项共识，同时也存在诸多争议。主要共识包括三点：一是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方向应为社会伦理，二是基于确定的人工智能伦理，研究重点应当进一步转向技术实现，三是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具有局限性，未经法律规范的人工智能具有侵权风险。现有争议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立法的重点问题、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方向、人工智能法律体系的构建取向上。主要争议问题包括：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主体资格、人工智能应用侵权的法律责任、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与规范冲突、人工智能治理中的预防与监管平衡、人工智能特殊法律体系构建的主要方向等。未来研究应当立足现有对伦理原则的共识和对重点法律问题的讨论，从系统视角设计人工智能法律规范体系，同时在方法上注意融入计算机领域的研究方法，强化人工智能的技术属性。     

公共治理中的民粹倾向及其法治出路——以PX项目争议为样本

以PX项目争议为代表的公共事件显示出当下公共治理中存在比较突出的民粹倾向,对合理考量具体项目进退、提升民众的公共参与能力与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均带来了严重妨害。长期以来政府对封闭式经济决策模式的路径依赖、专业化与组织化公共参与机制的缺失、利益复杂和分化格局下法治共识缺失,是民粹倾向愈演愈烈的根由。应基于公私融合的客观背景,重构符合公共治理实践需要的法治共识,以强化政府担当为核心重塑政府公信力。应完善政府决策的立法,加强对规划制定及变更、规划环评的法律监管,重点完善既有法律规范中的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制度,引入并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急治理与纠纷解决等制度,合理应对民粹倾向及行动,促进公共治理的科学、民主与法治。     

罗马法的传统性和法律方法——兼论中国民法新传统

本文认为罗马法的主要创造及其传统性是它所体现的“在世俗社会所推行法治的理念和成功设计”,而不应被简要地理解为自然法精神或某种抽象的正义观。这一法治设计具体表现为“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私法治法——私法制度中的权利本位和行为自治”的层次体系,具有深度和实践价值。同时认为,罗马法由于关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合理运用了实现法治的方法,显示出伟大理性与现实结合的巨大魅力。本文最后探讨了中国民法传统问题,认为法律与伦理存在疆界的斗争,而伦理化障碍下的中国古代法律未能独立,没有成为唯一治世之权威,现在我们建立现代私法体系,应坚持法治权威和法律的独立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