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古代民间规约——以工商业规约为中心

民间规约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自治规范，是古代法律秩序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法律秩序的生成过程中，民间自治规则始终是社会法律秩序的建构基础。民间规约和官方法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互动关系。要全面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民间规约，工商业行会规约的地位和作用绝对不容忽视。     

略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中国古代也存在法律伦理。《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以它为中心来审视古代的法律伦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存在于法律的原则、制度和具体内容之中,《唐律疏议》中法律伦理的形成有一定的条件支撑。与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相关,法律伦理的作用、阐发和影响等问题值得关注。     

文化市场监管模式研究——以德国为考察中心

如何利用法治推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如何有效监管文化市场,是目前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文化法治建设中,国家保护文化的自主、开放和多元性,保障公民文化基本权利.国家为文化服务并有义务促进文化的发展,但也通过给付行政的方式来行使国家的文化形成权.德国在文化法治背景下形成了文化市场监管的四种模式:自我规制、受规制的自我规制、共同规制和政府规制.这四种模式各有优劣,且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以实现促进文化发展,保障公民文化基本权利的目标.我国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法治建设时,可以借鉴与学习德国的经验,合理建构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文化与法治的关系、公民文化基本权利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关系,以给付行政的方式促进文化的发展,并建立以行业的自我规制为主,以受规制的自我规制、共同规制、政府规制为辅的多元监管体系.     

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基于法律文本的实证考察

典型的经济法的法律文本显示,在经济法的立法中,遵循了国家干预的内在逻辑,在干预主体、干预目标、干预方法、干预边界以及干预责任五个方面都有相当数量的法律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客观地证成了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还揭示了经济法的国家干预是一种尊重市场机制的干预。虽然经济法的国家干预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已成为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重要标志,也是经济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原因。     

法律推理前提如何获得——以法律心理学为考察视角

法律推理前提之获得又称为法律发现，一度被视为是心理学的研究议题。但是，实际存在的法律发现毕竟为法律证立提供了逻辑起点。而且，探究法律前提获得的机制还可以为人们提高在证成的脉络中提炼证成要件的准确性与效率。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法律发现的深入探讨。法律前提的获得虽然可以从思维与推理的双重加工理论这一新近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进行普通的阐释，但更要从能够体现法律领域特点的法律认知上进行解读。     

论现代信息网络传播中的法律关系——以BT传输方式为视角

信息传输法律关系已经从传统环境延伸到网络环境，这对传统民法理论造成一定冲击。尤其对于最新型和最富革命性的BT传输方式下的法律规范问题，实务界莫哀一是，而学界更是关注甚少。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知识产权意识逐渐增强的背景下，对BT传输方式下的信息网络传播法律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对其发展趋势和立法模式等提出建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文史并举:中国古代鬼故事的传播初探——以古代文人创作与传播为例

中国古代鬼故事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其传播经历了文史结合以及文史分离的过程,其传播特点是传播者以史官、文学家居多。在宋代以前,这些鬼故事直接显示当时的现实;宋代及以后,知识分子的理性思想成长较快,开始借鬼故事来折射社会生活,批判现实,本质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现实的不满,显现了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学创造力。     

外资并购的国家经济安全分析——以法律规制为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上并购浪潮正如火如荼的开展,我国对外开放也已多年,外商对我国的投资也日益由投资转为并购,而在外资并购中,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就是国家经济安全,本文就外资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从法律的角度进行规制的建议。     

当代中国法律传播的主要路径问题探析

有人之处就会有习惯、有文化。有文化之处就会有文化的传播。法律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更作为一个国家得以稳定的重要保障,更需要传播。传播作为人类社会一项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无论是从空间的角度,还是从时间的层面来言,都在发挥着积极和消极的双层作用。论传播则必论传播路径,战车轮渡的驾驭与航行尚且有辙痕水纹,法律传播的路径更不会是无踪无影。较言之,法律传播的路径更为多元化,更为复杂化。对当代中国法律传播的主要路径进行深度分析和研究,相信无论是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法制建设、依法治国、人民法律意识和价值观的培养等方面都有有大的裨益。     

论风险管理法律制度的构建——以预防原则为考察中心

在现代风险社会,管理风险、预防灾难成为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依法管理风险,法律调控范围向未来扩展。预防原则在法律制度中的引入,将法律防卫线向前推置,对传统法学理论与法律制度产生了挑战。在解构传统法律制度的同时,建构与风险社会相适应的风险法律制度是依法风险管理制度安排的需要,具体而言,就是要建立预防的全新法律调控视角;不可能预防所有社会风险,要对重大危险进行预防并关注相关法律措施成本;确立嵌入概率论风险评估机制的风险归责原则;重新审视因果关系、实际损害等相关法律规定。     

论法律文化传播

法律文化传播是法律文化在空间上的变迁与发展 ,对各个民族和整个人类的法律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首先评述了人类学界和法学界关于文化传播的理论争论 ,然后探讨了法律文化传播的基本性质 ,总结了法律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 ,论述了法律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 ,最后分析了法律文化传播的重要影响。     

法律绩效评估的发生机制——以国家主导为视角

法律绩效评估是指法律实施一段时间以后,有关部门、组织或人员对其实施效果等进行评估,分析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立法问题,从而进一步完善立法。国家主导型法律绩效评估的理论基础是潜在利润理论、政府形象理论以及立法中心任务转移理论,其具体发生方式有法规批准、立法提案等。国家主导型的法律绩效评估发生机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启动便利、评估结果的回应效率高等,但缺陷在于公众参与性不足、结果公正性不能得到保证等。     

法律文化帝国主义研究——以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为中心

当下,理论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遗漏了文化帝国主义在法律领域的表现。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特点。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以知识产权领域最为典型。从宏观上看,法律文化帝国主义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强迫中国建立起一套产生并主要存在于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知识产权制度;从微观上看,法律文化帝国主义则表现为西方主要国家强迫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在具体内容上符合西方国家的"文明"标准。     

浅论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儒学是指儒家学派提出并发展成熟的备受统治阶层推崇而贯穿于我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两千多年来,它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独有偶,法律作为维系封建社会安定的工具,自然与之密不可分.在国家层面,儒学对国家法律体系、国法的制定与实施起着导向性的作用；在民间社会层面,儒学对民间社会规范以及法律思维亦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试论民间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构建——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

民间金融在我国兴起甚早,对我国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民间金融成为国家打压的对象,从此转向了地下。但随着目前经济的发展,民间金融已越来越多的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股力量,其发挥的积极作用已是不容质疑,国家已不得不重新审视它的存在,其中法律的引导和规范就成为重要的手段。本文以煤炭资源丰富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从当地民间金融形式、风险等方面入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提出我国对民间金融的法律引导和规制方面的选择机制。     

法律变迁与司法自治——一个以判例法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法律现代化运动的继续 ,判例法作为一种似乎与价值无涉的现代司法理念在我国独特的法律语境中复苏、张扬。然而 ,然而判例法的变迁成效却与司法过程中维持着何种程度的法律自治息息相关。在所谓两大法系的判例与判例法制度中 ,坚持法律共同体地位使司法从“压制型法”迈向“自治型法”是其共同特征。我国围绕着判例法问题的论争却成为立场间的对决 ,引入判例是否有效不应停留在制度自身 ,而应当从我国法律语境入手 ,在法律变迁中寻找司法自生与自治所需的条件。     

中国古代主流信仰的演变与相关法律思想

本文历史地考察了中国古代主流信仰的演变与法律思想的发展 ,通过论述畏苍天敬祖先 ,神权法思想确立 ;诸子百家争鸣 ,信仰众说纷纭 ;统一由表及里 ,万事一断于法 ;儒家正统主导 ,宗教传统缺乏四个发展阶段 ,揭示了两者的密切关系。     

论中国古代契约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唐代法律与借贷契约的关系为中心

中国古代法律 (如唐代律令 )对契约的规制或指导 ,在总体上是 :部分的民间事务靠习俗调整 ,部分的则由法律调整。国家承认“私契”的地位 ,并承认它的规则。有关借贷契约的法律和契约实践表明 ,契约内容和契约活动是在法律规制下进行的。国家通过受理 (官为理 )、不受理 (官不为理 ) ,表达契约自由的限度 ;并有质物处理、保人责任等程序性的和实体权利义务的设定 ;律令规定往往是相衔接的。但在实践中 ,契约内容对法律又有遵守与抵触两种情形同时存在。在契约的履行方式、利息限制、质物交付与处理、保人代偿等问题上 ,这种冲突都比较明显。契约中还有“抵赦”条款 ,专门应对国家对私人债负的赦免效力问题。     

战国时期国家法律的传播——竹简秦汉律与《周礼》比较研究

新型法制的建设是战国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国家逐步建立的标志之一。法律的传播自上至下逐级传达,国家设置专门的主管法令机构,中央及地方定期向官吏和百姓展示法律文本,配备专职官员负责法律条文的解释等一系列严密的制度和措施,保证了国家法律的有效传播,从而使新型国家体系能高效运转,并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律学的产生和发展。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就是战国时期国家对法律条文进行官方解释的代表性成果,也是秦汉律学的重要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