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行检察中建立违法行为调查机制的思考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检察权主要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刑事检察(批捕、公诉)、诉讼监督权等。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属于诉讼监督,监督内容包括民事、行政裁判是否正确、诉讼活动是否依法进行,监督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司法公平与正义。然而现有的监督手段,明显不适应履行民事行政检察职能的需要。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完善监督机制,进     

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面临的难题及破解

强制隔离戒毒执行活动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实践中，存在司法行政机关收治戒毒人员规模大、戒毒人员权利保障不充分，强制隔离戒毒执行活动内部监督不足等问题。检察机关在监督过程中，也面临相关规定笼统、监督力量薄弱等问题，对此，建议探索建立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并重的机制，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机制，充分运用检察建议等方式，提升检察监督精准度，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行政检察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与方向

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权,而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公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权能,还应当包含封行政机关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权．行政检察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未来检察改革的核心,并围绕法律监督权“程序性”、“准司法性”、“专门性”等特点,构建行政公诉、行政一般监督、行政立法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等制度。     

论行政执法的检察监督

当前行政机关对于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以罚代刑”的现象相当严重,因而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检察监督势在必行。为此,需要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检察机关对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确立刑事先理原则,并构建完善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看守所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以温州市鹿城区为视角

检察机关对看守所的监管活动负有检察监督职责。本文指出在检察机关对看守所的检察监督实践中存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权成缺乏法律保障、监管难点导致监督难点等问题，亟需通过完善监督程序立法、健全检察监督机制、强化配合协调关系等措施加以改进。     

职务犯罪决定逮捕权上移的现实应对

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在检察实务中将会出现办案时间压力过大、侦捕联动受限、具有决策风险的案件适用逮捕措施缺乏完善的操作规则、人民监督员部分监督机制面临调整、审查逮捕阶段律师介入职务犯罪案件程序亟待完善等问题,有必要通过改革审查逮捕办案模式、提高侦查工作能力、调整外部监督等方面予以解决,充分发挥职务犯罪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的制度优势。     

建构行刑衔接中的行政检察监督机制

我国传统行刑衔接机制存在涵盖范围狭窄、衔接方式单一、衔接信息平台无法满足“刑行”双向衔接功能需求等问题。受到宪法“分工合作”原则的限制,承担“行刑”衔接检察监督职能的刑事检察部门不能直接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检察监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建构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机制的目的在于推动检察职能从刑事领域延伸到行政违法领域,推动我国行刑一体化机制的完善。但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职能的内涵一直不明确,应将行刑衔接改革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职能结合起来,推动行政检察部门聚焦于“行刑衔接”的制度空间,克服现行“行刑衔接”机制的局限性,监督在刑事犯罪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借助行政检察职能全面修复行刑之间的制度漏洞。具体而言,行刑衔接中存在五种行政检察监督部模式,其监督重点事项也各有不同。     

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机制研究——以职务犯罪罪犯刑罚执行变更为视角

正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过程中,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违法案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前门进、后门出"现象时有发生,极大地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社会反响强烈,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刑罚执行监督是其一项重要职能。但现有立法对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监督方式单一,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了监督实效。     

检察机关自侦活动监督问题研究

加强对检察机关自侦活动的监督,是当今检察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当前对检察机关自侦活动的监督在立法规定、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效果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对检察机关自侦活动的监督,既要符合一般刑事侦查监督的普遍要求,也要紧紧围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特点,符合自侦监督的独特要求。构建具有创新实效的自侦监督机制,在树立正确理念的同时,应从加强"专门监督"和"重点监督"两个方面着手,大力提升监督的力度和水平。     

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法律监督问题

刑事拘留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公安机关滥用刑事拘留措施、任意延长刑事拘留期限等问题。由于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措施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加强对刑事拘留的检察监督,以更好地惩治法律和保障人权。     

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处罚权的刑事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通过对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我国行政法学和检察学的传统理论。现实中行政处罚以罚代刑,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等违反刑事法律问题普遍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存在局限性。应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确立人民检察院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刑事法律监督地位,设置相应的检察监督机制,以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和惩治经济犯罪。     

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主体的再思考——检察体制质疑观点之反驳

职务犯罪侦查权行使过程中虽然存在缺陷,但即使通过体制上整体剥离检察机关的方式,也无法消除侦查权"同体监督"的现象,反而会由此陷入监督的循环悖论。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并非封建社会身份法之遗毒,以此为由要求将之划归公安机关行使,缺乏依据。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政属性并不排斥监督属性,应考虑借助不是剥离而是限制职务犯罪侦查权滥用之途径实施检察改革。     

职务犯罪决定逮捕权上移的现实应对

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后,在检察实务中将会出现办案时间压力过大,侦逮联动受限,具有决策风险的案件适用逮捕措施缺乏完善的操作规则,不捕决定不服的案件缺少异议沟通机制,人民监督员部分监督机制面临调整,审查逮捕阶段律师介入职务犯罪案件程序亟待完善等问题,有必要通过改革审查逮捕办案模式,提高侦查工作能力,调整外部监督等方面予以解决,以充分发挥职务犯罪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后的制度优势。     

行政执法权检察监督初探

行政执法权对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很强的的干预性,应合理地设置特别监督程序以保障其科学运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监督行政执法权运行的职能优势;检察权作为由各种法定职权组成的权力约束,理应包含对行政执法权的监督权。本文指出当前应通过赋予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的检察建议权、对行政相对人的支持起诉权、行政公诉权以及完善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制度等几个方面构建我国行政执法权的检察监督机制。     

我国行政检察监督机制的完善

由于法律制度的限制,我国的行政检察监督机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要进行完善。本文从强化行政监督的必要性、我国现行行政检察监督机制的缺陷、域外行政检察制度的考察及如何完善和重构我国的行政检察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浅探职务犯罪侦查中强制措施的重构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中强制措施是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强制剥夺或者加以一定限制的方法。强制措施在适用中往往出现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利措施过剩与强制取证措施短缺的局面。积极探索职务犯罪中强制措施的合理运用,成为检察机关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结合办案实践,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强制措施运用的缺陷、弊端和重构等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的制度完善

<正>在司法改革视野下，以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为切入点，完善行政检察监督制度，成为需要研究的课题。本文拟在关注与分析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实践问题基础上，阐释其理论内涵与职能定位，探索契合行政检察监督规律的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一、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的范畴梳理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既基于国家立法的逐步恳认，更出于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其作为行政检察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促使行政检察从行政诉讼监督迈向行政执法行为监督。     

论突发事件应对中职务犯罪的检察监督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中职务犯罪的检察监督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与法律基础,为其实施提供了必要性、紧急性与可行性。然而,检察监督却并未建立相应突发事件中职务犯罪检察监督的有效预防机制,同时,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效力过低、内容笼统模糊,缺乏突发事件中职务犯罪检察监督的专项措施。2008年汶川地震中职务犯罪的检察监督状况将为加强我国突发事件中职务犯罪的检察监督提供丰富的启示与建议。     

检察视野下行政执法职务犯罪风险预测研究

行政执法中的利害关系集中,行政执法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涉及诸多当事人的利益,容易产生职务犯罪风险,本文试从检察职能出发,以法律监督视角加强预测和防范,以期推进我国司法与行政法治化进程。     

数字化行政检察的基层探索

检察机关全面融入数字化改革,既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找准检察数字化改革方向的必然要求。目前基层检察院数字化行政检察面临着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利于监督线索发现、行政检察业务与技术应用衔接不畅通、技术协助数据资源匮乏、现有行政检察对数字化改革的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成立数字化行政检察办案小组、"技术内脑"和"人力外脑"合作配合分析研判、优化工作模式等举措,进一步加强检察业务和技术应用等方面融合发展,以此推动形成行政检察监督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