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关于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笔者认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按照罗马法时期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和罗森贝克规范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法则确立的一般分配原则,“谁主张、谁证明”;二是按照“危险领域说”确立了证明责任倒置的特殊分配原则;三是从证明责任分配的理念出发,借鉴利益衡量说的分配原则,按照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证明能力,综合确定证明责任的承担。与此同时,为了便于表述,笔者在对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进行分析之前对证明责任的概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体系还处在一个逐渐完善,逐渐构建的过程中。总的来讲,我国民事法律制度过于简单、过于笼统,特别是针对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有个非常原则的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很多的证据当事人无法取得,而必须依靠法院来取得相关的证据,往往造成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情形,因此对当事人的权益的保护十分不利。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的立法审视

构建科学可行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实现日臻完善的重要措施。我国《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证明标准、证明方式等规制,标志着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制度初步建立,也必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和证据制度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该规定关于刑事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规定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审视和完善。     

医疗过失举证责任分配特别规则——表见证明与证明妨碍理论的应用

表见证明和证明妨碍理论是从国外医疗诉讼判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本文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医疗诉讼的特点,通过理论和案例的剖析来探究这两种理论在我国医疗过失举证责任分配中的应用和推广。     

我国公共利益的司法维护机制新探

公共利益的司法维护机制是公共利益维护机制的重要一环,公益诉讼制度是公共利益司法维护机制的具体体现。目前,学者们对相关问题有不少的看法和争议。厘清对公益诉讼的界定、公益诉讼的司法审判模式、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公共利益的界定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公益诉讼费用的承担与诉权滥用、公益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等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完善我国公共利益的司法维护机制。     

论我国刑事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问题在刑事证据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和案件的公平公开处理,意义颇大。然而,我国于刑事证据能力方面的研究在整个证据法领域尚处于边缘地位。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明责任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这样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立法、司法实践上,都暴露出制度体系的匮乏,无疑阻碍了证据制度现代化的进程。因此,立足于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和制度价值的层面,结合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现状,以期对我国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精神病抗辩之证明责任研究

震惊全国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发生之后,在"权利话语"的语境下,关于刑事辩护中保护患有精神病的被告人权利的讨论经久不绝。相比西方在精神病抗辩方面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我国目前对于精神病抗辩的研究尚处探索阶段,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关于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及其发展历史,对于精神病抗辩本身的研究比较少,在证明责任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实践中对于精神病抗辩的证明责任更是缺乏统一的标准。本文主要从精神病抗辩的证明主体、证明内容和证明标准入手,以期能够厘清我国现阶段对于精神病抗辩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证明责任问题,为刑事诉讼中的精神病抗辩的理论研究增添色彩。     

浅谈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之证明责任

刑讯逼供是侦查程序中的一个顽疾,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下,对刑讯逼供证明责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刑讯逼供的证明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对其事实的证明十分困难,应当明确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以有效应对与遏制刑讯逼供。     

个案举证释明问题探讨

个案举证释明面临举证指导不足、举证责任分配不清、临时心证公开不足等困境。举证释明应植根于诉讼流程,在举证指导、举证责任分配释明、临时心证公开方面展开。举证指导应注重对举证释明的基本规则进行阐明,对当事人有歧义的证据予以澄清。举证责任分配应区分主客观举证责任,根据心证随时调整主观举证责任,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释明客观证明责任。公开临时心证时,释明心证结论使待证事实和争点明确、公开对证据证明力及间接事实推定情况使证据评价明确化,在法官中立原则与当事人提出责任原则限度内逐步公开心证,以防裁判突袭。     

浅析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制度

平等民事主体间发生的财产关系纠纷、人身关系纠纷,常常要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都将获得一个胜诉或败诉的明确结论,而对法官则意味着必须对诉讼争议的事实作出权威的判断。法官的判断取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因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决定着当事人的法律后果。     

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当具有预防生态损害的功能,但从已结案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来看,我国目前的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具有明显的事后救济特征。现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侵权法为基础,过于强调损害结果、不够重视源头预防且欠缺民事请求权基础,因而难以有效预防生态损害。为构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应当借鉴美国经验,明确其执法诉讼属性,允许原告对企业和行政机关的环境违法行为提起诉讼,而不必证明损害的存在。据此原则,需要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选择、适用范围和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进行不同于侵权诉讼的设计安排。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浅析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是我国2006年新《公司法》确定的一项重要制度,该项制度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应从明确诉讼管辖、公平分配举证责任、引入诉讼费用补偿制度、明确原告提供诉讼担保的条件、限制原告股东败诉时的赔偿责任等方面对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进行完善。将从股东代表诉讼权利救济的目的出发,构建原告股东的权益保障机制,以期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构建进行有益的探讨。     

论证据法中的推定问题

推定是证据法上非常重要的制度。推定的概念至今尚未有共识,其与推论、举证责任等概念的关系是近几年来法学中重要研究之一。推定存在于证据法中并不偶然,它的价值在于实现诉讼经济,合理分配举证责任,避免因证据缺乏所产生的举证不能等,因此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在采对抗制之立法例的英美法系与采纠问式之立法例的大陆法系,推定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证据法上。推定在我国还并没有作为一种证明方式存在,但在我国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都有不同程度的民事推定与刑事推定的存在,如何完善我国证据法的推定也是我国法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现状管窥——基于对2013年28个案例的观察与思考

作者分析了2013年全国范围内为发生的28个信息公开诉讼案例,发现存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例数量与地域经济无必然联系,但是诉讼案例数量相差较大;信息公开申请的阻力较大,申请人较难如愿获取信息;申请人进入诉讼之后胜诉率较低,证明责任分配对其不利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申请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诉讼证明责任,提高信息公开立法技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知情权,打造顺应时代的阳光政府。     

审判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审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制度保证,但在实践中排非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理想。基于对裁判文书的比较分析发现,实践中存在着对该规则适用范围的认识分歧,对被告人及辩护律师排非权利的不当限制,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的认知偏差以及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审查错位等问题。对此,基于以审判为中心司法制度改革的实际要求和被告人权利保障的现实需要,应当从以下方面完善排非规则或规范其适用:一是修正非法证据排除条款的立法设置,二是强化对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申请的权利保障,三是合理配置控辩双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四是构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相区分的审查机制。     

美国政府侵权赔偿诉讼研究

美国(国家)成为政府侵权赔偿责任的主体先后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长期发展过程.以与诉讼相关的核心制度为线索,对美国政府侵权赔偿诉讼中的受案范围、诉讼管辖权、诉讼当事人、起诉条件、举证责任分配及诉讼时效、庭前和解程序、赔偿判决的执行等制度进行基本介绍,结论为:美国政府侵权赔偿诉讼制度的诉讼范围狭窄,侵权赔偿方式单一,其固定设立专款基金,由国家和具体侵权的国家机关共同负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模式值得我国借鉴.     

证明标准的经济分析

随着学科的促进和融合,法学与经济学的综合研究日益兴起。选取了诉讼法中的证明标准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不同诉讼类型中证明标准不同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对诉讼领域主体的信息地位进行了对比,从不同诉讼类型形成的外部性以及对社会总财富影响差异等方面对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明标准进行了研究。此外,以边际效应理论作为基础,对制定证明标准应该考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有关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主体问题

证明责任是诉讼中遇到的首要问题 ,解决证明责任的承担 ,要明确证明的主体。传统法学对证明责任主体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 ,有必要提出一种更加合理的、有实践操作意义的证明责任主体设想。     

公权力的表现形式及效力

国家机关行使的公权力，其表现形式是法定的，只有符合法定形式，才具有法律效力，在诉讼或仲裁中才能当证据使用。国家机关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不采用法定形式，而是以证明材料、说明书等形式证明某种事实，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这对于国家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出了更加严格、严谨的要求。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探讨

我国三大诉讼法中的证明标准都做出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但是三大诉讼法在诉讼性质、诉讼目的,对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均不同,因此在诉讼中应该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这一点已经在理论界形成共识,并且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得到了实践,但是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却仍然悬而未决,从当事人和法官两个角度对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作简单的区分,有利于对行政诉讼的标准进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