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组织局”历史考实

“中共中央组织局”是效仿俄共(布)、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的一个产物。它在中共党内几度设置,并不等同于中央组织部,其职能范围、人员构成等相当于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但实际上其功能未能完全发挥。中共中央组织局曾经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的构成部分,对它的建立、发展、沿革进行梳理,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     

《江青文选》的来龙去脉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首诗,深刻揭露了江青要实现个人野心的狰狞面目。“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一伙的政治势力在党内一度占据上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在党中央内部处于十分重要地位,江青在党内的地位也飞跃式上升,这使江青的个人野心极度膨胀。“中央文革”由取代中央书记处进而取代中央政治局江青也因此而成为掌握重权的“中央首长”1967年初,中国大地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当年1月陶铸被打倒。这直接造成的结果是中央书记处陷入瘫痪状态,由“中央文革”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地位…     

江青为何会自杀

一凡是研究过“文革”历史的人,对江青的印象都比较深刻,国外有的报刊还不时对她有所报道.在“文革”期间,江青倚仗毛泽东的权威和她自己的地位,呼风唤雨,权力极大,影响极深,这是不容置疑的.“文革”开始以后,阵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陈伯达有一段时间因病体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为代理组长,负责文革小组的全面领导工作.即使陈伯达在组长的岗位上时,江青也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往往是她说了算.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1976年10月6日,她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后,拒不认错,更不认罪.在法庭上,她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大声呼喊:“我怕过谁,我是无法无天.”亲眼看到过江青这样表演的人,可能会问:“江青这样一个硬骨头、不怕死的人,怎么会自杀呢?”     

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简机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扫除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精简机构则被视为达到此目的的重要手段,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始终,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本文试图考察“文革”中精简机构的起因、发展及社会后果,从这一侧面探求我国当前党政机构改革的正确思路.(一)“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后建立的新的领导机构,被称做“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过程中,中央强调它不仅要与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而且要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机构”划清界限.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实行“精兵     

陈云为何倡导恢复中央书记处

中央书记处是中共中央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先后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和日常工作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书记处事实上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直至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才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书记处恢复设立过程中,陈云曾发挥过重要作...     

论列宁加强执政党组织建设的思想——读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

列宁在“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中，就如何加强执政党的组织建设提出了重要思想。他认为，当前执政党组织建设的重点，是改革和完善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和党中央的监察机构。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规模，严格增选工人党员参加中央委员会；严防党内分裂，巩固领导集体的团结和统一；改组监督机构，注重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的结合，加强对中央领导集体的监督。     

"文革"初期的毛泽东与邓小平

云谲波诡、变幻莫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出现过许多戏剧性的场面,而作为“文革”发动时主要斗争目标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又重返政治舞台,并一度被委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恐怕是这个时期最有戏剧性的事件。由于“文革”时期毛泽东在党内一言九鼎的至高权威地位,邓小平此时的政治命运显然与毛泽东的态度有直接关系,而“文革”发动初期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微妙关系,则是我们理解邓小平奇迹般的升降起伏的一把钥匙。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很大程度上缘于邓小平的不那么听话和与他的“敬而…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决策

一、“文革”中的特殊经历,迫使邓小平进行反思,他的改革开放思想由此发端在“文革”中邓小平的经历是:被打倒—复出—再被打倒,这在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是在“文革”初期,邓小平因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成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19     

中共中央在沪机构(含代表机构)在沪召开的重要会议

中共中央在沪机构：中共中央局（１９２１．７－１９２２.１０；１９２３．４－１９２３．６；１９２３．９－１９２７．４）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设在上海，领导全国党的工作。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局曾一度迁至北京，１９２３年４月迁回上海。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及其他中央负责人都到广州筹备召开“三大”。“三大”决定中央设在上海。当年９月中共中央局委员除谭平山任驻粤委员外，都到上海工作。直至１９２７年４月…     

20世纪80年代第三梯队建设始末

<正>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提出开展第三梯队建设。这对培养造就一大批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背景中共中央之所以提出开展第三梯队建设，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干部队伍状况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有着密切联系。当时，党的各级领导班子队伍受长期以来党内“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尤其是“文革”的影响，整个干部队伍建设被严重干扰，领导班子队伍状况令人忧虑。     

动乱中的“磨合”——“文化大革命”中的陈先瑞将军

“文革”伊始,陈先瑞被点将任北京军区文革组长.面对骤然兴起的“红色风暴”,将军被推到风口浪尖……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随后,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也成立了.1967年1月初,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刘邓路线的代表”而被撤职.12日,德高望重的徐向前元帅被任命为新的全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一天下午,夕阳带着落日的余辉洒满柳荫街一所僻静的庭院.徐帅坐在藤椅上正在沉思,秘书报     

转战陕北时期"中央三委"的设置、作用及现实启示

中共中央在转战陕北期间对党的领导组织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设立了"中央三委"并明确分工,在领导革命过程中分别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特殊的领导模式的实现得益于党内的空前团结和领导人的科学决策."中央三委"分别成为了党和军队坚强的领导核心、承担特殊工作职责的重要分支、提供后勤服务及作战参谋的得力保障.当下,重新研究"中央三委"的分工协作及作用发挥,对于新时代正确认识党的初心使命、党的科学决策、发展党内民主仍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现实启示.     

一月党史纪念日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

“文革”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场劫难，也使生活在“文革”台风眼中的一些人从精神到作风都扭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文革”年代，他“疯狂了”，情绪忽起忽落，言语有时难以控制，荒唐至极。他忽而红得发紫，在陶铸被打倒以后，     

周恩来“文革”中的巧妙抗争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处境十分艰难，毛泽东对他不满意，主要是对他对待“文革”的态度不满意，曾讲：“总理实际上是不赞成我搞文革的”。江青集团更是把他视为绊脚石，眼中钉。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公开和他拍桌子，说：“毛主席叫你把中央文革小组看作中央书记处。大事先由中央文革小组商量。但你一下开中央常委碰头会，一下开国务院碰头会，就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如果不是中央文革保你，你一样被打倒”。“你现在这也不让批，那也不让批，我看你成了灭火队长了。”江青一伙不仅这样公开指责他，还指使红卫兵攻击他。讲他是“刘邓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把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时，保了许多共产党员出狱，攻击为庇护叛徒集团。有很多红卫兵把周恩来当着进攻的目标，有一次三天三夜不让周恩来睡觉，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当场发作。     

刘少奇何以崛起于延安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改组。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刘少奇跻身中央核心领导层,并奠定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此之谓刘少奇在延安的崛起。不熟悉党史的人,对刘少奇在延安的崛起不免感到突兀。但实际上,这是中共领导人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刘少奇高超的思想水平、卓越的领导能力、突出的历史功绩,是他能够崛起的根本原     

中共中央历史上成立篚备中央局简介

所谓中共中央历史上成立的各中央局，一是指中共中央自身成立的机构：二是指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机关，其作为中共中央的地方代表机关，代表中央领导某一区或数省党的工作。因为同名的“中央局”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过，容易使不了解党史史实的人造成误熊，故据搜集到的资料，把中共中央历史上成立的各中央局简介如下，供读者备忘。     

延安时期党中央组织制度建设与一元化领导体制的确立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初,党的中央组织体制还未完全恢复,党的中央领导权力机构并不健全,中央机构工作规则和纪律尚未严格明确。抗战爆发后,王明右倾错误的出现以及皖南事变的爆发,使中共中央更加意识到完善党的中央组织体制对加强党的中央权威、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被确立为党的核心决策机构,各地党的中央派出机构——中央局(分局)得以恢复和设立,党的中央机构工作规则和纪律相继出台,在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坚强核心。     

中共中央、中央工委与地方互动下的“一月决定”

1947年的“三委”分工实际上形成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由中央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土地改革工作的局面。局势趋稳后,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组织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中央认识与地方经验相互交流碰撞,催生出关于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的决议。“一月决定”即承继于十二月会议决议,代表着中共中央的意志以及毛泽东对于纠“左”的指导意见。随后,来自中央工委的不同看法,展现出认识与政策在不同地域的迥别。“一月决定”最终并未正式下发,而是被任弼时讲稿等一系列更细致的文件所替代。从决策的发轫到最终的走向,中共中央、中央工委与各地方在土地政策上进行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共在战争状态下具体决策机制的一个缩影。     

“文革”中最早双双被抓的北京军区主官

北京军区地理位置特殊，使命也特殊。在中央眼皮底下，得到的支持多，来自上面的干扰也多。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军区领导一方面经常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指示，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也不断地直接插手军区工作。当“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北京军区领导就卷入了最复杂、最凶险的政治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