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树之果”理论在公诉环节的适用

毒树之果理论虽然未在我国全部采用，但我国亦有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证据的获取违法，而导致其证据能力（证据资格）被排除，不能为司法机关所采纳而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规则，本文以一则案例为例，解释了毒树之果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毒树之果理论之探讨

毒树之果理论是美国法院在多年的刑事审判中逐步总结的证据规则之一。毒树之果一词中的"毒树"指的是采用非法方式收集到的刑事证据,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得的其他证据,则为毒树的"果实"。原则上由于非法证据的毒素的传染导致其衍生证据的适格性受到法庭的质疑,但是为了保证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也形成了诸如稀释或清洗污染、独立来源、最终或必然发现等一系列的例外规则。笔者在对我国现行法律及江苏省高院《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若干意见》的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毒树之果理论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刑事司法改革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中的“毒树之果”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对于"毒树之果"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没有明确规定,如何解决"毒树之果"问题是司法审判实践的难点。对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的运行,案件的公正审判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本文拟从介绍"毒树之果"的内涵出发,深入分析研究我国"毒树之果"问题,浅谈解决"毒树之果"对于完善刑事证据立法、规范刑事司法实践的重要意义。     

“毒树之果”理论在美国的运用

毒树之果是指以非法取证的行为为条件或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而获得的证据。文章介绍了非法搜捕、搜查、扣押和非法取得的口供与毒树之果的关系,以及毒树之果的各种例外情况。     

浅谈“毒树之果”的合理运用

刑事非法证据“毒树之果”合理运用问题,在法学界争论较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颁行以后,对毒树之果合理运用问题进一步进行理论探讨更显得重要.笔者特谈管见,以求教同仁.“毒树之果”,是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能否采信所作的一个形象比喻,指的是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在口...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视域下“毒树之果”的取舍

"毒树之果"规则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派生性规则,其基本意思是依据非法取得的证据而获取的衍生性证据非法。通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司法解释及刑事规范性法律文件没有"毒树之果"及"毒树之果"规则的相关规定。然而实践中"毒树之果"又大量存在,回避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同虚设,甚至可能会对非法取证行为形成负激励。惟有立足我国刑事诉讼现状和国情客观审慎地对"毒树之果"进行取舍,方能找到公正与效率价值的黄金分割点。     

论美国证据法中的“毒树之果”规则

美国证据法中的“毒树之果”规则重心在于排除政府非法取证所获取的“二次证据”,该规则的产生渊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沃伦法院所书写的一系列判例.该规则的精义在于以何种标准认定“毒树”与“果实”间的因果关系,美国联邦法院并未采取“裁量排除主义”,而是在司法克制主义前提下以“必然发现”、“善意诚实等”规则明确因果关系.     

河南高院确立“毒树之果”原则 遏制冤假错案

备受各界关注的赵作海案已尘埃落定,由此引发的法制改革正在进行。近日,河南省高院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细则,其中第一条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被指刑讯逼供取来的证据,经法庭通知,讯问人员拒不出庭作证的,对取得该证据的合法性不予采信。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在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有无证据能力,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刑事证据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司法实践问题。它既关系到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纳,又关系到对不同诉讼价值理念的选择和对不同诉讼主体权益的保护。本文作者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入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提出我国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所应采取的基本态度。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与惩罚犯罪不存在排斥,但其倡导的保障人权理念及过于严格的排除规则会对打击犯罪造成不利影响,为避免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者间的失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设立一些例外情形,如毒树之果的例外、调查对象对意的例外、威胁、欺骗、引诱也不应一律排除.     

论非法证据的可采性

非法证据的采用既侵犯人权又破坏程序公正,因此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排除及限制。在认定证据时,各国一般都认为非法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但非法证据也有具有可采性的情况,比如国际普遍认可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几种例外;违法情节轻微取得的实物证据具有可采性;非法证据在证明其他争议事实时具有的有限可采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的几点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被采纳的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于20世纪的美国,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颁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做了详细规定,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八),从立法层面上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中国司法实践中治理刑讯逼供的科学证据体系基本形成,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本文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些完善非法证券排除规则的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以非自愿供述为范例的分析

对非自愿供述适用强制性排除规则的主要依据,是为了维护程序法的有效实施,从而实现程序正义。我国法律向来将非自愿供述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适用对象,并逐步发育出“典型的非自愿供述”与“拟制的非自愿供述”两种形式。与非自愿供述的排除相关的是,唯有将那些受到强迫取证行为直接影响的派生证据和重复自白予以排除,才可以实现排除规则的立法宗旨。     

英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对比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从在美国建立以来逐渐被很多国家所引用,随着世界范围内有关于保障人权意识的增强各国相继确立并不断的发展了此规则。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的不同,所适用此规则的范围也不同,本文从英美两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发,通过分析两国的不同历史背景来更好的认识两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的证据制度规则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是其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证明规则。它是指对于国家侦察人员非法获得的证据给予排除的证据制度,包括违反正当程序或通过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制度、毒树之果等。证据规则制度体现了人们对于自由和人权的追求,具有其特殊的独立价值。本文主要通过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评析,从中借鉴有益经验以完善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英国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与我国非法证据取舍的理性思考

在英国,证据本身的非法性对证据的可承认性不存在必然和直接的影响,法官所关注的是证据本身的证明价值和它对诉讼的正面意义,故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实际倾向于适用或总体上适用为原则。而在这一总的原则之下,又通过设置非法证据应具有真实性和其适用不损害实质意义的程序正义的两个限制性条件,确保非法证据适用的安全性、英国这一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一方面其符合我国司法运作的低水平现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我国应在坚持非法证据总体适用的原则下,确立排除非法证据的标准。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从制度构建层面上试图更加有效地落实尊重和保证人权的原则。在日益强调法律要保障人权的今天,构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显得越来越重要。本文试清晰地展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内涵并分析其价值意义,展示其在我国的运行状况。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应当限定在以侵犯相关人基本权利的手段获取的证据,“毒树之果”不应属于排除范围。非法证据的排除只应限定在该证据在证明被告人有罪方面不具有可采性,其效力并不及于其他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有赖于“二元式”裁判结构的建立;有赖于科学的动议、听证和裁判程序的建立;有赖于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兼论检察机关的适用

一、构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一)刑事非法证据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刑事非法证据的界定。关于刑事非法证据的含义,主要有三大学说:广义说认为,所谓刑事非法证据(为简便起见,以下所述非法证据皆为刑事非法证据)是指证据材料的主体、来源、形式、取得的程序和手段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的证据。狭义说认为,所谓非法证据是指以违反法律规定的手段和方式取得的证据,即广义说中的手段不合法的证据。中义说介于广义说和狭义说之间,该说认为,非法证据是指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包括广义说中的程序不合法和手段不合法两种证据。     

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

非法证据是指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获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作者认为,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首先需要作出恰当的价值选择,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证据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