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土地国运:地权风云

中国民主革命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核心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自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以来,90年土地风云,延续了中国宏大历史命题:几亿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二者,归根结底是土地问题。"土地上不仅可以长出粮食,还可以长出城市和房屋。"90年土地风云,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解放区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土改",其基本特征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以此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业社会的最高理想。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选择是,如何推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农业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中国道路如何走,反映在土地问题上,是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运动。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90年代至今仍在进行的土地规模流转,则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在探寻中国道路上,对于土地问题的重新审视:既让农民拥有充分的持久的土地经营权,同时保留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国家对土地的主动权。土地从私有到集体与国家所有的跌宕起伏,从现代社会的视角分析,这不仅是关系中国8亿农民安身立命的核心问题,关系粮食安全问题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基本问题。     

“土地流转”双城“计”

近日,黑龙江省双城市幸福乡久援村的79户村民,与村委会签下了一份"转让土地协议书",用于建设"雀巢奶牛饲养管理培训中心"涉及土地面积900亩。但在该协议书中,并没有"土地流转"的字样,也未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年限。村民吴晓军称,所谓的"土地流转期限为15年",只是双方的口头约定,而15年后的2027年,正是本轮土地承包期结束的年份。让村民心中打鼓的是:协议中规定,第二轮土地承包后,国家土地政策有所调整,乙方(村民)"     

安徽农村改革30年

一、首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一份土地承包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冒着坐牢的危险,大胆决定实行彻底的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把土地使用权分到农户,收获粮食后,"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中国农民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和解放生产力的一个伟大创举。     

“农民上楼”与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路径

"农民上楼"政策在现实中没有被善意执行,是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又一次侵害。为保障农民土地权利,应从制度上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发挥村民代表大会作用;从财政体制上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设立专项农村发展基金;从立法上制定《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条例》,规范集体土地征收。此外,还需要提高农民自身的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论农民土地权益的司法保护——以村民自治侵害农民土地权益为视角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治理的主要方式,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土地资源的分配管理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实践中往往会侵害到农民的土地权益,表现为：村自治机关侵害农民的土地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相关利益。司法是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重要方式,通过行政诉讼可以解决农民土地权属纠纷,通过民事诉讼可以保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能否成为诉讼主体是有争议的。     

国民休闲计划不能只盯着经济效益

近日，一条题为“陆丰农民愿出100万诚征‘清官’讨土地”的帖子在网上广为流传。帖子说，1996年以来，广东陆丰市东海镇炎龙村委会高厝村近半土地被高镰和高锦龙两任村民小组长卖掉，村民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土地补偿费。有关部门虽作出处罚决定，但迟迟未能执行。     

杨维骏:"我跟大多数人站在一起"

他,一位退休的副省级高干,以89岁高龄,亲自"护送"农民上访. 他,早已不是"官",却被网民们称为"最可爱的官". "公车调研也是许可的" 2010年12月17日,杨维骏接到云南大学校友陆蔚的电话.陆蔚告诉他,昆明西山福海社区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村民上访多次,至今没有人来管."整个草海有8.73平方公里,10万多人口,要拆迁的土地面积有11200多亩.村民的房子土地被征走,赔偿给他们的价格却很低."     

对土地征收中农民利益保护问题的思考

土地征收制度是国家强制性收购民事主体的财产以实现公共利益的一种制度。因我国不存在私人所有的土地,所以土地征收在我国仅仅是指国家对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征收。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就是"钱袋子"、"命根子"。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收,由于在制度上和实践中均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导致农民的合法利益受到了损害。本文将在对农民利益保护的必要性以及农村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农民利益的对策建议。     

从村社本位到个人本位:农地制度的实践演变——以湖北罗村为例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严重的土地抛荒背景下,村组对土地承包关系的调整维系了基本的农业生产秩序,但这种做法并不为国家的土地政策所承认,由此而产生了土地确权中的大量纠纷和矛盾.在刚性的国家政策约束下,农民土地承包权利最终物权化了,这意味着村组依据村庄公平原则进行的土地调整变得无法操作.文章将以湖北罗村为例,展现农地制度从村社本位到个人本位的演进过程以及所导致的后果.由于土地作为农民生活保障和国家战略资源的双重身份,对土地的一项功能的强调都要以另一项功能所能承受的底线为限度.在此基础上,基层组织的转型与建设是当下调和两种功能的一条可能路径.     

增收“组合拳”鼓起“钱袋子”

正"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增收。我省始终将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临近春节,泸县龙华村七组村民余世辉的农家乐坐满了客人。2012年他开办了农家乐,2013年我省试点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他抓住机遇将自家土地流转出来入股专合社,空余时间全家还在专合社打工,这样一来每年就有了4笔收入。2015年他算     

撂荒土地纠纷 该如何解决

[案例一]村民小组收回撂荒土地违法无效 周某是新地村水角小组的村民。1981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周某的父亲以户主身份承包了本组水田3．8亩，旱地0．55亩，共计4．35亩。1981年，周某的母亲改嫁，1985年至1997年，周某的弟弟、父亲和奶奶相继去世。1998年土地第二轮发包时，周某家庭承包的4．35亩土地全部登记在周某名下。     

解读一号文件"新亮点"

在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引领农民增收6.8%、粮食增产9%的大背景下,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进一步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政策.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哪些"新亮点",27条惠农政策有多少"含金量"?本刊特将新华社记者徐京跃、姚润丰撰写的专稿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谁种粮,谁受益——来自粮食直补政策调整试点县宣汉的调查

<正>"谁种粮,谁受益"。宣汉试点调整粮食直补政策,按种粮面积补贴,大大地激发出种粮农民的积极性2014年1月9日上午,大巴山区深处飘起了纷纷扬扬的小雪,宣汉县花池乡大池村的数十位村民围坐在火堆边,熊熊的炭火使院坝充满了浓浓的暖意。"谁种粮,谁受益",当聊起粮食直补政策调整后带来的变化时,大伙儿七嘴八舌争着发言。六组的种粮大户蒲胜雨掩饰不住一脸的兴奋:"我种邻居的地三四年了,还第一次拿这     

阶层分化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土地流转及其影响

土地流转可分为村社自发土地流转和政府推动的土地流转,二者具有不同的发生逻辑,并对农村社会造成不同的影响。用城郊农村土地流转的经验去论证非城郊农村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合理性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是因为,一方面,大规模土地流转对大部分农民有利的农民权益论调,从现实经验来看并不成立。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将危及农村整体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推动土地大规模流转,使土地集中到少数"种粮大户"手中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稳定粮食价格的论调,同样经不起现实检验。只有通过土地自发流转形成的耕种中等规模土地的"中农阶层"才是实现农村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粮食战略安全的出路。     

关于村民自治与乡镇政府关系的调查与思考

<正>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在党的指导下我国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尤其是村民自治更是农村政治体制的伟大创新。然而,以自治为基础的村民自治组织和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乡镇政府的关系是怎样的,在自治过程中村民自治组织和乡镇政府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基于此,课题组于2006年夏进行了相关调研。调研中,我们先后到了通川区的双龙镇及双丰     

湖南土地改革中一张土地房产所有证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有一张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时期湘潭县西湖乡村民蒋顺英、蒋利华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土地房产所有证反映了湖南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的辉煌成果,是农民翻身得解放的一件重要的历史凭证。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纵长44厘米,横长45.6厘米。白色机     

粮食直补应补到粮上

国家实行粮食直补政策以来,在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粮食增产、平衡粮价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农村人口广泛流动,土地的实际耕作者发生较大变化,而粮食直补仍由原土地承包人按照所承包土地面积领取,真正的种粮户、售粮户未能得到应有的实     

在希望的田野上 宁乡县关山村土地综合整治调查

关山村位于宁乡县东北部,辖16个村民小组,共626户,2660人,村域面积4.94平方公里,水田面积1557亩。2009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10080元,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2008年以来，关山村在土地综合整治中通过土地整理、村庄整理、农村土地经营管理机制创新这“三板斧”，提高了农业产业化水平，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了土地投资强度，搭建了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平台，探索出了一条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路子。     

农村土地制度与村民自治:冲突与调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现实证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曾经促进了村民自治的生长与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滞后的农村土地制度逐渐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发展,同时村民自治自身发展的不完善,也加剧和放大了人们对农村土地制度弊端的看法。只有二者互相并及时"回应",双重改革和改善,才能够实现农村土地制度与村民自治的共赢。     

三农视野下土地制度变革方向辨析

在三农视野下,中国的土地制度的选择与定位不仅仅关乎农业经济问题,而且是更加关乎9亿农民的出路问题和农村社会繁荣问题,甚至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中的战略选择的政治社会问题。期待通过土地产权变革来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和城市化,以及对农民权益的保护进而解决"三农问题",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和浪漫化的想象,忽略了当前农村的差异、农民的分化和土地性质的不同,土地制度的安排最重要的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和农村社区共同体的联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