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协同优势:实现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有效的集体行动逻辑——基于西安市T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现形式。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是多元结构共同作用的集体行动,也是多重环节连续相扣的统一过程。在城市社区协商民主中寻求协同优势,需要在收集和识别居民多维诉求的基础上选定精准务实的协商议题,以代表性、专业性和权威性为原则选择构成合理的协商主体,规范协商会议的程序以确保多方观点的平等表达和充分交流,建立居民主导、政府协助、多方参与的执行与监督反馈机制以确保协商结果高效落实,并在行动全过程中积极培育社区普遍信任。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效果和质量,应当在社区动员和教育活动、社区协商制度等方面重点施策,以协商民主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国家治理实践的生动体现。就行动主义的实践旨趣而言，只有当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有效运行并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其制度优势的实践价值。从公共政策过程来看，政策议程设置理论与全过程人民民主都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则，即以人民需要为逻辑起点，其根本目标就是要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因此，从政策议程设置理论的视角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应当遵循“权利—协商—合作”的基本路径，即以人民合法权利为价值目标、以民主协商为关键环节、以合作治理为行动路径。与此同时，需要通过适当的机制将人民需求有效地吸纳进国家治理的政策议程，并转化为人民满意的公共服务和政策产品。基于此，应系统构建人民利益表达机制、政策议题筛选机制、协商互动引导机制、政策效应反馈机制，从而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切实有效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了民主政治的新形态，具有独特的结构要素。纵向结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党政统筹和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相结合，横向结构体现为分领域、全覆盖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安排，而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嵌衔接”与双轮驱动共同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形式结构。这种独特的结构要素与基层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贯穿于基层治理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全过程。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价值赋能、主体赋能、程序赋能、绩效赋能和话语赋能，促进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效结合、治理活力与治理秩序有机统一、民主化与集中性双重保障、合法性和有效性互促共融、民主与治理同频共振。     

社会组织如何助力“五社联动”破解动迁社区治理困境？——来自S市G区B社区的个案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动迁社区治理困境亟须破解,社会组织的介入如何助力社区实现有效治理成为值得探究的话题。基于S市B社区的个案考察,发现社会组织助力动迁社区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为：党政领导的注意力分配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契机,非结构项目机制下,社会组织借助政策创新、平台搭建、常态化机制等手段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和资源的整合。同时,通过激活社区社会资本、发挥社区两委的核心枢纽作用保障社区自治的可持续性,最终构建出五社协同的治理格局,破解了社区治理难题。社会组织的协力重塑了动迁社区的五社联动格局,国家与社会合作主义关系的建构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深层动力。     

基层治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行机理与路径向度——基于H市F区“民生议事堂”的实践

基层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场域和基础单元。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层治理共同体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依托。本文尝试以“民生议事堂”为案例，研究基层治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层面动员、全维度架构与全过程监督等运行机理，以及由理性的公民、韧性的制度和刚性的监督所构成的价值要素，实现治理工具与价值导向的理性结合、治理活力与社会秩序的韧性统一和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刚柔相济的路径向度。     

社区民主何以可能——对当前社区民主建设几个流行观点的质疑

所谓社区民主 ,是一种新型的以城市社区居民自治为基础的 ,社区群众、社区自治组织与基层政权合作互动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其核心是人民群众通过创新和实践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 ,直接参与社会事务与公益事业的治理 ;其关键是要重新界定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 ;其目标是通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 ,满足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需求 ,从而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造。学术界把“自治”为特征的基层民主看作是“草根民主”,意在说明其基础性、广泛性、自立性和“非国家形态性”(1)。社区民主当然属于草根民…     

城市社区治理“女性化现象”特征和情感导向机制——基于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的案例研究

女性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要参与者，由此产生了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化现象和趋势。本文以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四个社区的社区治理实践为基础，分析形成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女性化现象的因素，归纳柔性化角色特征与相关行为，关注情感作用的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化现象主要同制度和文化两个因素相关联；同男性社区工作者相比较，女性化情形下的社区有着柔性治理的趋势，女性强调的是协商和合作，注重互动、文化和人文关怀，关注社区成员利益和需求，在社区治理中更易形成情感导向行动策略；通过五个情感要素(结构性、情境性、自我实现性、关联性和内部获得性)的积累和机制作用，推动了社区情感导向的治理进程。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优化

现代城市社会的开放属性、治理问题的异质定位、利益诉求的多元取向和社区构建的公共属性,使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面临功能调适缺位、组织整合困难等压力。文章对我国基层社会独特的权力结构和政治逻辑加以分析,探讨融合嵌入情境下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选择和实现机制的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为了实现党建嵌入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耦合互动,党要重点聚焦于主体互动、功能整合、利益协调和价值传递等关联要素,以此来推动结构性融合、规范性认同、公共性成长、功能性整合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     

协同共治与过程民主:农民自组织的治理实践——基于湖北省秭归县G乡的实证分析

农民自组织作为实现农民有效组织和形塑基层治理主体的新途径,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基层社会自主性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基于乡村产业发展与国家资源下乡中的合作需求、村落共同体结构和精英有效整合基础上的内生型农民自组织,是促成乡村社会团结与深化自治实践的新载体。它通过与县乡村各级组织形成网络化的协同共治体系,在村庄内部生成了弹性的治理空间和调控机制,建构出外部问题内部化和利益协商的地方机制,实现了有效社会动员基础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推动了基层行政与乡村自治的有机衔接。农民自组织的持续发展,要避免行政化趋势,协同共治的主体边界不能模糊。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民意表达制度化的路径机制研究

在民意表达与政府决策和回应之间构建有效的制度化衔接机制,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制度性平台基础上嵌入公众参与和民意表达机制,公众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向政府部门“传递”自身意见与建议,影响政府决策、治理议程和资源分配。在信访制度基础上,嵌入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可以有效拓展民意表达的路径,建立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实现“有门参与”,提高公众参与的主动性促进“有意参与”,搭建多元参与平台保障“有路参与”,构建资源分配与监督反馈网络达成“有效参与”。赋权要素是法定基础,平台要素是制度前提,主体要素是动力之源,资源要素是效用保障,四大要素共同构成民意表达制度化的路径机制。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基于20个城市1089个社区的调查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城市社区治理效果是衡量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清晰识别其核心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对精准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果至关重要。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双因素理论模型,深入揭示城市社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双重维度构成,即以党政引领社区治理为代表的主体因素和以社区治理资源投入为代表的条件因素。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双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可以发现现阶段城市社区治理网络结构显现多层次互动特点,其中对城市社区治理效果起到根本性作用的是基层党政对城市社区治理资源的投入力度。因此,应进一步夯实基层党政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加大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等治理资源的投入力度,有效统筹整合基层党政之外其他多方主体的治理功能,不断丰富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城市社区治理路径选择。     

基层协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机理考察与优化路径——以贵州凤冈县“四直为民”模式为例

立体多向互动是基层协商民主的生命力,协商民主贯彻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表现为一个上下关系互联、内外体制多向互动的治理现代化过程。凤冈县"四直为民"作为一项在县域范围内推行的基层协商实践,其治理机制的上行、平行和下行三种途径符合协商型地方治理的目标,其基本结构、方式和效果体现承接上级要求和回应社会需求的任务,满足联结上下关系和打通内外体制的要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四直为民"基层协商为代表的地方治理现代化实践意味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沿着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道路迈出了坚实步伐。"四直为民"治理模式的制度化和长期化运行,需要汇入县域作为地方治理现代化自变量的观察要素,嵌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转换使命,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以及融入基层社会秩序重塑碎片化治理的稳定命题。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对民主意涵的多维诠释及其制度优势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最新理论创造与实践阐释。对其出场逻辑展开追索后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政党论、社会形态论、民主论等学说的基础之上,更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民主智慧与思想宝库之中。基于权力与权利的二元视角,从政治主体的互动关系、民主效能、民主覆盖范围与权力制约等维度出发,可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诠释为“参与—回应”型民主、治理型民主、包容型民主与法治型民主。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节点处,将人民民主贯穿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能够有效释放国家治理效能,有力推进国家政治现代化,有序协调社会活力与政治秩序的关系。     

分配式协商民主：国家有效介入与社区居民自治培育——以城市老旧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的探索为例

单位制解体后的社区建设面临着去政治化的困局,老旧社区内生公共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普遍形成了“居民闹大—政府兜底”的特殊主义供给模式,带来诸多不良后果。为破解此困局,地方创新实践中培育出一种“社区自主—居民自治”的普遍主义供给模式,取得较好效果。两种模式的实质差异在于国家介入社会方式的转变,激活了社区政治以及行政与自治相衔接的双轨治理。在城市社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双重稀薄的场域中,“自治轨”得以有效运转的内在机理为,在国家有效介入的前提下构建分配式协商民主治理机制。     

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

健康社区能有效应对风险、提升社区整体韧性水平、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尤其在防范化解基层危机常态化阶段,健康社区建设为完善基层应急管理机制提供了新思路。应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对25个典型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案例进行探索性分析,揭示出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机理,即健康社区应急管理成效包含三个核心要素:由健康社区应急制度设计、应急组织资源构成的结构要素;由健康社区应急环境规划、应急卫生服务、应急教育培训、应急文体活动、应急技术构成的过程要素;由居民个体应急素养、社区整体韧性水平构成的结果要素。结构要素作用于过程要素并生发出结果要素,进而型塑出基层应急治理“结构—过程—结果”的三维理论分析框架。这为健全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破除基层常态化管理与应急管理之间的衔接障碍、系统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和常态化治理效能提供了策略选择。     

社会资本视阈下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存在着社会诚信缺失、制度和规则不健全、社会治理不优化、传统政策过程的路径依赖等问题,制约了公民政策参与.为此,需要我国从重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加强公民政策参与的法制建设、发展公民政策参与的组织载体、促进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良性互动等方面来实现社会资本对公民政策参与积极作用.     

社区民主：缘起、条件、特点与意义

社区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新兴的以城市居民自治为基础的，社区群众、社区自治组织与基层政权合作互动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别于国家民主，社区民主属于“非国家形态民主”或者是“草根民主”。社区民主一方面是政府重构城市基层社会进而推     

协商民主的社会治理功能

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广泛兴起代表了将民主扩展到社会生活各领域、公共事务治理整个过程的努力。协商民主蕴含的对话、沟通、协商、共识的旨意不仅对于现代开放社会形成价值共识和利益整合机制、化解社会戾气、缓解社会紧张心理、培育信任合作的社会资本有重要的潜能,而且对于塑造公共理性品格、加强民主实践技能的训练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协商民主的实践功能,决定其在社会治理领域拥有最广泛的创新发展前景,在社会互动最丰富、最频繁的社会生活领域广泛运用协商民主既可以有效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也能为协商民主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地方立法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武汉实践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国家治理践行人民当家作主原则的政治文明新形态,不仅需要在法律规则中予以确认和规范,也需要在立法活动中予以贯彻和彰显。近年来,武汉市在地方立法的主体、内容、程序、制度等方面不断创新与完善,探索出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建设法治城市有机融合的有效路径。     

“一核四化”:新时代社会治理社会化的实践模式——基于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的实践考察

网格化管理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在推进社区精细化管理与服务中具有独特优势,但受政府本位与制度惯性影响,网格化管理功能泛化、运作行政化等问题日益显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社区治理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转向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即构建社会要素、社会系统与政府协同互动的社会运作机制。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尝试以"党建引领、标准化建设、信息化支撑、多元化服务、系统化治理"的网格化模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实现了资源上下链接、力量内外联结、服务多方协同。但"一核四化"模式仍需正视潜在风险,通过进一步完善主体结构、整合社会资源、强化服务功能,提升社会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