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理解”

从十多年前解放军边防战士发出“理解万岁”的呼声,到现在把“理解人”概括为思想政治工作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真诚平等、团结友爱的新型关系的客观要求,体现了以沟通思想、化解矛盾、提高觉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为主要任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人们需要“理解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解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我们认真探索。     

谈“心理位置交换”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

心理学告诉我们,期望得到理解和尊重是人的需要的高级层次;这种需要的满足,对提高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内部潜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老山前线将士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首先喊出“理解万岁”就是证明。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者怎样才能做到有效地理解我们的工作对象呢?恩格斯说过:“就个人来说,他的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必须和必然。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必须和必然。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界面:行动语境中的基层概念及其理解

理解“基层”，是科学展开基层治理的观念前提。从静态的结构语境来认知“基层”，偏离了这一概念的反身性特征。基层概念的行动语境，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行动语境中基层概念的语义，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界面：界面主体是既需要“对上负责”又需要“对下负责”的基层干部；界面实体是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效率性治理需求与多元渐进演变特征的公共事务；界面载体是兼具国家建构性与社会进化性的规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界面来理解基层概念，为科学认知基层干部、基层事务、基层规则，提供了方法论启示。理解基层主体、载体与实体的有机联系，需要从行动统合的视角来理解基层治理，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     

“国家—社会”视域下合村并居问题再讨论

受2020年山东省“强拆村居、村民被迫上楼事件”的影响，当前学界对合村并居的讨论呈现负面趋势。但对“合村并居”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拆村并居”,而需跳出现实问题来谈行动本质。从“需要”概念出发，“国家—社会”关系的相关理论为重新审视合村并居提供了新的框架。研究发现，合村并居能在乡村社会重塑新治理空间与结构，突破区域化的细碎产权局限促进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契合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的融合性需要；而国家—社会中的第三领域也有效防范和缓和合村并居过程中的冲突。因此，合村并居的开展需要在国家与社会的互适调整中，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化政府履责、激发第三领域的“安全阀”机制，进而实现行政区划改革服务乡村有效振兴的目的。     

寻挂"公意"——从社会契约说起

国家行动的逻辑源头是“公意”，而公意的理解和表达都需要在一个具备阐释力的框架下面才会得到认同。在社会契约的视角之下，通过“公益”、“众意”和“正义”三个与“公意”在外延重合的概念进行逼夹式理解，尽可能找到最靠近“公意”原旨的释义，并且由此阐发有关“公意”表达路径的思考。     

村规民约何以转化为实质秩序:建构机制与效能——基于18省份36个优秀村规民约的整体性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村规民约需要通过国家建构,在一定的条件和机制下才能转换为乡村社会的实质运转秩序。以全国18个省份的36个村规民约建构的整体性考察入手,在分析国家建构村规民约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的基础上,探究转化的条件机制。文本层面建构的村规民约,仍处于“嵌入”而未达到“融入”乡村社会的效果,国家建构的规则要转化为运转的乡村秩序,就必须实现国家主导性政治势能与社会主体性社会动能的良性互动,直接运用的政治势能与间接激活的社会动能需要有机结合。强化教育濡化机制、健全多主体协商机制、探索“以小博大”的奖惩机制,应当成为村规民约“深度建构”阶段的重点行动方向。     

发展新兴社会组织,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文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但从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加以使用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还是第一次。从根本上讲，治理的核心是处理好“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这两项基本关系。社会治理作为治理的重要内容，其体制和方式的创新自然成为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传媒时代的民族问题

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族国家向民主治国的转型，传统社会研究中的诸多问题面临着重新的诠释。在单质性民族国家逐渐消解的全球化过程中，民族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民族”这种现代甚至是前现代的概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如何重构以及重构为何种意义的符号，往往取决于国家、社会以及传媒的共谋，民族问题的提出往往同时具有国家战略、消费需要以及塑造消费需要的三重背景。     

为官莫被“昏镜”欺

近来，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公务员带薪休假制度，有的甚至在制度上加上“强制”二字。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是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带薪休假的制度也是政府制定的。另加“强制”实属多余。对于除了公务员之外的广大社会劳动者来说，如何像公务员一样享有带薪休假的权利，倒是真的需要政府“强制”实施。     

权威主义还是合作主义——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视角及其发展方向

对于“多元主义”、“社会合作主义”、“国家合作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等多种政治文化或政治体制视角,在坚持和给定中国现有制度和文化的前提下,我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应该调整和转化为“社会合作主义”———即赋予社会和民间更多的自主权,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逐利行为,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而非社会与国家合作。     

融合“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的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公共性成长缺失的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共治模式。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也需要以具备专业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权衡基层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风险,采用“适度”的行政干预将社会自治能力的生长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社会建设引导基金是公共治理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共治理念下,它通过融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机制设计,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和企业的优势力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增效,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国家学说的核心论题之一。在超越康德-费希特理想主义法哲学的“应然性”转向“现实性”、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国家本位”转向“社会本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直观性”转向“实践性”后,马克思逐步确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社会本位观,澄清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动力、前提与落脚点,对增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年“县太爷”——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蔡朝东下乡代职轶事

人们一定记得当年轰动全国、演讲《理解万岁》的解放军干部、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蔡朝东吧,他从部队转业后,在云南一个穷山区当了三年“县太爷”,深得民心。这次,我有机会到昆明学习,聆听了他“现身说干部”的精彩报告。一桩桩事儿,一句句话语,感人肺腑。 “第一个住在贫困山村的县太爷” 五年前,蔡朝东从省机关下基层代职,出任一个贫困山区的县委副书记。这个县位于云南、四川结合部的一个狭长山谷里,全县的财政总收入只够县机关一半的开支,公民中40％的人是文盲……对县情     

社会团体与团体社会

社会团体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在同一国家内,有着不同的称谓,如“非营利组织”、“非政府公共部门”、“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第三部门”、“独立部     

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选择：法团主义视角

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利益代表和利益调节形式,是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性互动体系的概括,是一种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通过对中国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阐述法团主义较之“国家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的合理性和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借鉴意义,并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选择作了些尝试性的分析预测。     

族与群：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与当代价值——以关系叠加为视角

本文从关系叠加的视角，以“族”和“群”为基点分析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特点与变迁。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社会，这就是“族”和“群”。由中国的“族”和“群”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相互渗透、国家组织社会并高于社会、国家治理能力具有特殊价值。这一特点构成了中国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底色，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进入世界关系的时代后，一方面，传统的家族共同体解体，个人挣脱家族共同体，形成具有独立意识、利益和权利的个体；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的力量将分散的具有不同利益的人联合为一个整体，并形成强大的国家认同。“族”与“群”这一古老的话语因此获得当代价值。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在场”

在乡村社会的研究中,“国家”的存在始终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乡村社会中,国家不仅“在场”,而且国家利用自身的权力,加强对乡村的整合和渗透。乡村社会为了达到自身更好的发展,必须对“国家”作为一共同体的整合表示认同,同时又型塑出一定的空间,国家和民间社会都可以进入其中,对其中的资源进行攫取和争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探悉在乡村社会的运作中,是如何体现出“国家”的“在场”的。     

论土地征收政策取向:从“社会补偿”到“社会赔偿”

以社会公正为视阈,当前我国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实施以“保障”为基点的“社会补偿”政策,既不能合理分配土地增值资源,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正义”,又不能切实保障被征收土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达到社会资源“持有的正义”.因此,要实现我国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应实施以“保护”为基点的“社会赔偿”政策.社会赔偿区别于国家赔偿、民事赔偿,它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而对承担社会发展代价一方给予的符合社会公正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