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在港澳地区开展的市场争夺战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恢复和发展在香港市场的传统优势,充分利用香港作为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贸易的通道优势,于20世纪50年代持续在港澳地区打响了市场争夺战。这场争夺战,既是长期复杂的经济斗争,也是严肃尖锐的政治斗争。为此,新中国在政策措施上积极调整,确立占领市场的方针与目标,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应对举措,以团结华商、利于商品出口和销售。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土畜市场是典型代表,反映了中国商品在港澳市场的基本情况。新中国在港澳地区的市场争夺战具有多方面意义,经济方面增强了出口创汇;政治上有利于加强祖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紧密联系,增加新中国在港澳地区的影响力,维护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同时,对广大港澳同胞加强对祖国的认同感以及后来我国恢复对港澳行使主权也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解决台湾与港澳问题的不同特点

年初，江泽民主席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谈及台湾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充分重视台湾与港澳的不同＿特点，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的内容可以比港，澳更为宽松。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这表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是务实．的、负责任的。那么，台湾究竟与港澳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为什么我们应充分重视这些不同特点并在按“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时采取比港澳更为宽松的政策呢？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认识。一、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众所周知，香港、澳门问题是近代西方殖民列强侵略中国，以…     

港澳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皇权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香港、澳门的经历和活动分不开的,与港澳爱国华人的积极参与也关系甚大。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孙中山出生在原隶属澳门的香山县翠亨村。他早年“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特别是在港澳就读时,不仅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文     

叶剑英与港澳工作

正叶剑英是著名的归国华侨将领,一生与香港、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曾为历经沧桑的香港、澳门殚精竭虑、披肝沥胆。建国前,叶剑英或途经港澳,或避居港澳,或密赴港澳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展现了他独特的韬略和才能,为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港澳地区和港澳同胞的有着深厚情感;解放后,作为我党最早负责分管港澳事务的领导人之一,叶剑英基于广东与港澳的特殊关系,相继提出了"海洋战略"和"特区战略",致力于发展港澳与内     

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特色

探求澳门实施“一国两制”的特色,将有助于理解许多在处理香港事务时不曾遇到的问题,这将有利于澳门回归祖国后的稳定与繁荣。 一、正确处理摒弃原政制的殖民色彩与继承、完善的关系。 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和葡萄牙在港澳两地所实行的都是殖民性质的政制,由港澳总督代表伦敦或里斯本管治殖民地,为宗主国服务。但是,由于港澳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英、葡殖民者在管治方法上的差异,两地政治体制的发展状况有所区别。     

“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内涵和成功实践

历史给新中国留下了港澳问题和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港、澳仍在外国殖民统治之下,台湾问题仍未解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成功解决了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一、"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背景"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主观随意的,而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的原因。从国际形势方面看,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是我党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客观依据。这些新情况、新变化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作为矛盾的统一体,还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党在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     

港澳委员的心声——北京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侧记

这是一组异乎寻常的数字,它记录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北京市六届政协邀请了3名港澳委员。北京市七届政协邀请了6名港澳委员。1993年1月28日召开的市八届政协港澳委员增为15名。港澳委员梁钦荣、陈玉书被选进了政协常务委员会,进入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贸格局的调适——以发展对资贸易政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外交上贯彻"一边倒"方针,在对外贸易上也形成了对苏新国家贸易总额高、对资贸易总额低的格局。但在政策上,中国不仅从未关上对资贸易的大门,而且从1952年初就开始了对外贸格局的调适,努力发展对资贸易。如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作重点推进民间贸易;扩大对港澳出口并转口东南亚,利用港澳的特殊地位发展对资贸易;创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建立对资贸易平台。到1958年,在外贸国别政策的顺位上,相比于对资贸易,对苏新贸易已处于次要地位。作为一种外贸格局的"一边倒",并非中国外贸的政策取向,不能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混为一谈。中国发展对资贸易是由当时的商品结构等经济因素决定的,苏联方面对此也未予反对。     

澳门与内地唇齿共相依

一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横扫蒋军残余势力之时,进入澳门只是举手之劳,但是我军并没有进入澳门,而是停在了中国边境这一边。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早就着手考虑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对澳门的政策,认为从总体上看,不宜马上解决澳门问题。利用好澳门这个地方,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会更为有利些。1960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根据这个方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贸格局的调适——以发展对资贸易政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外交上贯彻"一边倒"方针,在对外贸易上也形成了对苏新国家贸易总额高、对资贸易总额低的格局。但在政策上,中国不仅从未关上对资贸易的大门,而且从1952年初就开始了对外贸格局的调适,努力发展对资贸易。如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作重点推进民间贸易;扩大对港澳出口并转口东南亚,利用港澳的特殊地位发展对资贸易;创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和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建立对资贸易平台。到1958年,在外贸国别政策的顺位上,相比于对资贸易,对苏新贸易已处于次要地位。作为一种外贸格局的"一边倒",并非中国外贸的政策取向,不能与"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混为一谈。中国发展对资贸易是由当时的商品结构等经济因素决定的,苏联方面对此也未予反对。     

人才和交通：对内开放的两大抓手

解放初期，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我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在对外关系上比较封闭。但上世纪50年代初。重庆市委、市政府通过一些私营企业从港澳等地转运、进口了一些急需物资，用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新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     

好书推荐

《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 本书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全景式描述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共治国理政的所史，反映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重大意义、实践成效，阐述科学发展要求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回顾中央在应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方而的科学决策和精心运筹，剖析处琊台湾、港澳问题以及对外战略、政策的新思维、新做法、新理念。着重反映重大政策决策，既有对重大思想理论的阐述，也有对重大政策实践的叙述。     

“中原文化港澳行”完美谢幕

2009年的新春佳节刚刚过去，一股来自中原大地的强劲春风．为深陷金融危机的香江之畔、濠江之滨送去了融融春意。2009年2月15日至20日，中原文化港澳行暨2009豫港澳投资贸易洽谈会相继在澳门、香港举行。一台台文化经贸大戏轮番上演，从中华功夫卫星电视频道开播到河南民俗艺术展，从《术兰诗篇》的精彩上演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的主题演讲，河南与港澳之间这次“春天的交流”，博得了阵阵喝彩，收获了丰硕成果。     

胡鞍钢:两种制度、四种社会

胡鞍钢在其刚刚出版的新著《中国战略构想》中提出,真正的中国还具有另两大特点,即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一个中国四种社会。 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不是指大陆与港澳间现行的“一国两制”,而是指过去50年我国大陆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这“两种制度”的设计安排和延续,不仅导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     

从段云率组考察港澳到经济特区的建立

林乎加率中国经济代表团,段云为顾问,先行考察日本 197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4个代表团(组)到海外调研取经,其中包括4月10日至5月6日,以段云为组长、房维中为副组长的国家计委、外贸部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当时我任段云的秘书,参加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对港澳的考察. 当时决定,段云和房维中、陈一平、肖秧三人先到日本,而后直接到香港.段云在离开北京之前对我说:现在"四小龙" (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发展很快,我们到港澳考察,就是探究其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如何借鉴.     

港澳与新中国50年

剑拔弩张的港澳与按兵不动的解放军 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1947年,港英政府和澳葡当局就已开始考虑他们在港澳的命运和前途了。他们认定: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而他们在旧中国依不平等条约之“法”、之“理”割、租港澳的历史,绝不可能在以捍卫中华民族利益和尊严为己任,从未屈服过外来势力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继续下去。当时的国际舆论,也大多认为中共会乘胜解放香港、澳门,港、澳之“失”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因此,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开始准备应对之策。 其中,港英政府采取“文”、“武”两策来应对香港之“变”。一是“民主拒共”。港英政府于1947年7月到1949年6月间,“开快车”出台了一个旨在使香港社会走向“港独”式自治道路的“杨慕琦计划”,即通过建设有限度“直选”的市政会来实现“还政于民”和“非殖民地化”的政治体制     

霍英东与邓小平的密切交往

在香港知名人士中,与邓小平交往较密切的是霍英东。霍英东最早见到邓小平时是在1964年的国庆之夜。当时,霍英东作为港澳知名爱国人士,收到落款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的请柬,来京参加国庆招待会。在招待会即将结束时,一位个子不高、精神抖擞的中年人依次同港澳知名人士握手,他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霍英东清晰地记得邓的问候语“:欢迎您来北京!”从邓小平炯炯的眼神中,霍英东看到了一种独有…     

同心谋良策 协力开新局--自治区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侧记

2021年1月28日至1月3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银川隆重开幕。360多名政协委员齐聚塞上、共谋发展,22名住港澳的自治区政协委员通过视频参加会议。一件件调研成果、一场场协商座谈和一份份民生关切,汇聚成一条条发展的务实良策,汇聚起继续建设美丽新宁夏的强大合力。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粤港澳边境小额贸易

香港、澳门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港澳与内地特别是广东联系紧密。香港和澳门是自由港,长期以来是内地发展对外贸易的中转站,但粤港澳边境走私也非常严重。1947年,华南海关推行零星贸易办法,尝试对粤港澳边境贸易进行规范化管理,但收益甚微;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州市军管会颁布肩挑贸易管理办法,对输往港澳边缘区主要物资进行管理;到1950年,华南财委按照中央的统一规划,制定小额贸易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加强对粤港澳边缘区贸易的管理,有效打击走私活动。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粤港澳边境小额贸易日渐式微。新中国成立前后小额贸易管理的沿革,体现了历史发展的继承与超越。     

中国改革开放的“侦察兵”——1978年的出访高潮与改革开放的酝酿

1978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刚刚从“文化大革命”中抽身而出的中国，伤痕累累。由于国内外局势的深刻变动，中央领导纷纷走出国门，到发达国家和地区访问，在1978年掀起了一股出访活动的高潮。在一系列目不暇接的出访活动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中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改革开放的“侦察兵”的三路考察团，即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考察团和西欧五国考察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