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的德治:问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在促进乡村振兴中,要把德治纳入乡村治理的范畴,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将德治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道德的教化育人引领作用,完善了乡村治理格局,为从根本上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依据。当前,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道德问题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乡村传统文化体系消融解体,意识形态呈现分散化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牢牢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不断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机制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着力点,民族地区亦是如此。结合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实践来看,在新时代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实践中,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乡村治理目标和乡村治理主体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善治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影响。为此,我们可以加强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在强化自治、法治、德治自身建设和定位的前提下,丰富和拓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平台和机制,并通过吸引和培育自治、法治、德治的人力资源为其提供持久保障,从而有效提高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水平。     

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目标定位、传统模式与路径建构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其关键是乡村秩序的建构,兼具政治性、群众性和效能性三重要求。委托代理模式下的简约治理与直接管控模式下的复合渗透是建构乡村秩序的两种传统模式,但其都缺乏对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行动主体和权力技术的精准关注。以县乡干部为主体,权威体制的"治理吸纳政治"是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最新实践路径,与日趋涌现的"一个核心,多元参与"、"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等基层探索高度契合。     

智慧管理: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之策——龙游县乡村治理创新探索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新时代加强乡村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龙游县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推进基层党建,一根红线贯穿到底;创新模式,走基层智慧治理新路子;持续发力,实现基层治理结构良性循环。     

加强道德文明建设 深化农村社会治理——海口市美兰区农村道德文明建设经验谈

近年来,省委大力倡导开展＂海南文明大行动＂,海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美兰区以文明生态村建设为载体,以整治农村不良风气、培育生态文明为突破口,从＂抓住一条主线、抓牢两大基础、抓好三项制度、抓紧四个结合＂等方面下功夫、求实效,不断推动辖区农村道德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全面深化农村社会治理工作,更好地推动海口＂双创＂工作.     

铸牢乡村振兴的文明之根与精神之魂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根与魂,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     

保持乡村性: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

从乡村振兴时代背景出发,在探讨数字乡村的运作机理与治理价值的基础上,以保持乡村性价值为视角,提炼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研究发现,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运作机理体现为制度体系支撑、基础设施保障、个性服务供给和因地制宜发展,并实现了政社互动便捷、电商增收赋能、文化传承交流、社会质量提升等价值。但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依然出现了破坏历史文化积淀、自然生态环境、资源要素禀赋、乡村道德情感的问题。因此,需要注重数字乡村的治理特色,即保持乡村性,具体包括在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延续乡村地域历史文化、保护乡村自然生态环境、重塑乡村的在地性资源、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从而真正释放数字乡村战略的价值意涵。     

如何从乡村治理迈向乡村善治——“全国村级治理邳州探索研讨会”观点扫描

农村治,天下兴。邳州通过强化党组织决策权谋划“做什么”,通过保障村代会议定权决定“做不做”,通过落实村委会执行权明确“谁来做”,通过完善群众监督权保证“做得好”,在村级治理中取得了明显成效。省委书记罗志军对邳州“四权”建设作出了“邳州经验可以进一步总结推广”的重要批示。6月2日,在农民日报主办的“全国村级治理邳州探索研讨会”上,来自有关部委、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学者,站在理论前沿,结合邳州实践,纵论村级治理大计,为中国乡村治理探索新路。现摘其要点刊发,以飨读者。     

没有贫困的治理与克服治理的贫困——再论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

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任务后,没有极端贫困的治理和克服“治理的贫困”,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命题,规定和影响了乡村文化治理的任务。全面脱贫使得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乡村文明的转变成为可能。然而,物质生活的脱贫并不必然生成文化上的富有与小康。克服治理的贫困,历史性地成为中国乡村治理文明性变革的重要主题。统筹乡村振兴中的发展与安全,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文明性变革,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将成为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长期战略性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百年实践及启示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也是乡村民众价值塑造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肩负民族复兴与时代进步的人民政党,从其成立伊始就十分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历经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在历史演进中把握乡村现实所需,在契合时代脉搏中深化了乡村文化治理,既提高了乡村文化的发展水平,又改善了乡村社会的精神风貌,更培育了乡村...     

网络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

网络文化正强力冲击着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精神,并因此而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施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同时保护民族文化免受侵蚀的赶超战略,必须加强网络技术法规建设、网络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以及网络伦理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演进与启示 ——基于23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这条主线下,体现出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自信的全面促进、 从外源驱动到内生动力的深层激发、 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参与的广泛动员,反映出党对乡村文化价值规律的认识更加科学、 全面、 系统.未来的政策设计要进一步回归乡村文化本位,缩小外部规划与村民自主之间的张力,有效拓展政策意图与群众诉求的交集.     

论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志愿服务——兼论大学生下农村基层的政策创新

志愿服务不仅促进了社会服务的改善,也促进了社会道德的进步和个人的道德完善,是现代社会治理和善治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目标。本文还将现代志愿服务划分为"支助型志愿服务"和"自助型志愿服务"两大类型,强调当前要大力开展农村志愿服务对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及社会的文明进步所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还对大学生下基层政策进行讨论,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将大学生下乡纳入农村志愿服务的范围,实现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和规范化。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治理转型研究——基于协同论的视角

人类文明系统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型的"临界点"。生态文明和社会治理同属于这一系统下的子系统,它们之间应该存在协同的基础。从以协同论为视角进行的研究来看,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治理必然发生转型,生态文明所倡导的多元共存、合作共赢和和谐共进是治理转型的基本价值导向;社会治理转型将较大程度上落后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步伐;社会治理将表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理念的和谐性,治理方式的合作化和多样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体验、新理念、新举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我国现代乡村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基于改革开放百村中典型乡村的再调研,从实践层面剖析乡村治理经验,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节点上的理论准备。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实践上的重构,需要治理资源再配置,这就要遵循治理的一般规律,引入现代治理的新理念,遵循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魂"三治融合"的原则,战略层面优先规划制定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体系,决策层面打造现代乡村治理多元共建共治的实践格局,工作层面建设现代乡村治理组织协同的实践机制,不断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治理能力,努力实现协调和谐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目标。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当前生态文明政策实施困境与超越——基于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例分析

政策能否落实落地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生态文明政策具有定位多阶性、功能多样性、构成多维性、过程往复性和效果释放长程性总体性等特点。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案例说明,生态文明政策对具体社会情境和具体政策对象的应用会产生各种适应性问题,导致政策效果释放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克服当前生态文明政策实施困境,重点是实现生态文明政策功能从"限制性"向"发展性"转变,生态文明政绩考核从"轻量级"向"重量级"转变,生态文明政策运行从"单向支配型"向"合作交互型"转变,形成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组织之间体现平权特征的可持续、合作式政策运行机制。     

治理性融合与都市腹地乡村的振兴逻辑——基于沪郊乡村振兴经验的思考

都市腹地乡村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类型,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乡关系而成为社会转型的首冲之地。受城镇化、工业化和乡村传统的多重影响,都市腹地乡村一般呈现为城乡边界模糊的混合型空间形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加速了都市腹地乡村空间形态的转型,并且产生了通过重构乡村空间形态,实现乡村景观化转型、以城乡治理性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逻辑。基于上海郊区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治理性融合是紧密型城乡关系下城市主导、以治理为抓手的乡村振兴策略,在城市对乡村的支持与控制下实现了都市腹地乡村的景观化转型,并带来了乡村社会关系的重组。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梗阻及推进路径--基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视角

新时代乡村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三治融合模式正是基于这一境遇的变化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当前,乡村治理面临主体人群缺失、乡治规则体系的破碎解体、乡土文化的断层与衰落、乡村开展协商治理的受限等梗阻。自治、法治、德治在实践中自行组合,目标就是实现提高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以三治融合模式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着力把握乡村自治的核心、乡村法治的要义、乡村德治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