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政策执行偏差及其调适

基层贫困治理实践中,政策执行过程和政策执行效果都不同程度存在偏差。这些偏差与个别政策适应性弱、基层干部政策执行的策略主义和农户的机会主义有关。在上级政府督查、巡视、评估考核与农户上访的多重压力下,基层政府结合上级要求和实际工作进行政策调适。这有利于纠正偏差,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系列难题,却引发了政策不稳定、不连续,进一步强化农户的机会主义。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政策执行偏差及其调适,既与"治理消解行政"的基层治理逻辑有关,又反映了贫困治理中政策执行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张力。     

积极构建贫困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基于山西省H县X村扶贫工作的实证调研

坚持精准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是构建贫困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山西省H县X村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市场主体缺乏、社会扶贫力量薄弱、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为推进扶贫工作见实效,应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等途径构建扶贫主体共建机制,通过因地施策、加强教育引导等方式构建帮扶措施共享机制,从而构建贫困治理的共建共享机制。     

双向汲取:社区社会组织的行动路径分析

社会组织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聚焦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外部制度环境制约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运行机制。运用"制度环境-行动策略-行动目标-行动任务"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剖析复杂制度环境下社会组织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多元化行动路径。S市G组织的个案研究表明,G组织通过"双向汲取"的行动策略能够实现社会组织行政性目标与社会性目标的双重目标达成。由于G组织接受任务的不同行动目标来源以及不同任务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差异,使得G组织"双向汲取"行动策略呈现出复杂制度结构约束下的多元化行动路径。     

社区应急治理“情境—策略”视角的组织行动及路径研究

在应急事件治理过程中，基层亟须在压实社区责任的同时激活社区的主体能动性，策略性应对不同阶段社区应急面临的情境，推动应急“事件演进轴”和“治理跟进轴”的适契性。“情境-策略”分析视角明确社区应急非常态扩散的被动应急、线性演化的能动应急及稳态运行的常态应急的过程节点及阶段特征。社区需要依据主体自组织水平和应急能力差异性，采取过程性调适机制，有效匹配社区内外部情境和行动策略的契合关系，推进社区应急情境转换的场景调适机制，建构社区应急阶段跃迁的策略实施机制，培育社区应急复合界面的整合链接机制，提升社区应急治理效能。     

被围困的行动者：新技术嵌入下基层政府信访治理的运作——基于H市W镇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市长热线日益与大数据、智能技术融合在一起,对信访治理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新的技术在提升信访效率和透明性的同时对基层政府产生了意外的围困效应,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论文以W镇政府在市长热线带来的信访压力下设立镇级民情热线并最终失败的案例为研究对象,以技术应用中的行动者结构为逻辑,就新技术对基层政府产生的多重围困及其在这种围困下的行动策略进行了深入揭示。在不均衡的行动者结构中,基层政府在信访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着上级政府的责任跟随机制、跨部门的压力聚集机制和基层民众跨层级的诉求传导机制,在这些围困机制的作用下,其原有的自主行动空间被大大挤压,这对于基层信访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来说可能意味着新的困境。论文从理论上拓展了新技术背景下基层政府信访治理研究,研究结论对于深入反思当前我国基层治理信息化转型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多元协同治理如何助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R县“村超”赛事的制度分析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对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村超”赛事反映了社会、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合作生产模式,该模式起源于社会公众的自组织行为,即公众主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协同治理通过社会酝酿机制、市场助推机制、议程吸纳机制和行政赋能机制提升合作生产治理效能;多元协同治理下的合作生产是多层行动舞台联动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针对不同层次行动舞台和合作生产所处不同阶段,上述四种机制的运用需要考虑其权变性和阶段适配性。将合作生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合作生产的理论体系,此外,基于典型案例阐释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机制和制度化过程也具有创新性。     

农民合作社发展与相对贫困治理协同推进机制研究

农民合作社的综合化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多维治理具有内在的理论自洽性，这为双方协同推进机制构建提供了基础条件。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合作社因其制度益贫性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组织载体。随着组织成员异质性不断增强，为了满足社员的多元化需求，合作社不断拓展经营业务。这使合作社能够从不同维度参与治理相对贫困的实践活动，帮助化解相对贫困群体的多维贫困难题。通过双方协同机制的构建，一方面有助于依托合作社建立融合资产收益扶贫、合作养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社区性服务业为一体的治理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合作社增强资金实力、培养合作人才、增进与政府的信任关系，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导向下乡村振兴的东西部协作机制重构——基于四个典型县域协作治理模式的实践考察

基于东西部县域和县际的扶贫协作治理,在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随着“三农”工作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亟需在共同富裕导向下创新东西部县际乡村振兴协作治理机制,巩固和拓展东西部县际贫困治理协作成果。新发展阶段需要以县域空间为基本载体、以县际协作为关键纽带,构建“央—地”纵向协同治理下的东西部横向“政府—市场—社会”协作治理机制,促进基于“贫困县脱贫摘帽”目标考核的“政府主导压力型机制”向基于增强县域乡村振兴内生能力的“市场主导激励型机制”的转换,才能有效拓展和扩散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治理对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综合效应。     

新时代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政策叙事:愿景、内容与行动北大核心

从学理层面审视基层政治生态治理的叙事逻辑,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前沿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政治生态治理之所以能深入开展,与其有效的政策叙事分不开。基于"愿景—内容—行动"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政策愿景具有宏大与微观的形态、历时与共时的结构、理想与目标的功能;组织生态、廉政生态、用人生态、干事生态四个方面的政策内容,分别以"党建引领"为叙事主题、以"三不腐"为叙事主线、以"好干部标准"为叙事主旨、以"担当作为"为叙事主调;在政策行动方面,采用了"治标为主"到"标本兼治"的行为策略叙事、从"政治规范"到"心灵秩序"的行为逻辑叙事、从"单一主体"到"社会多元"的行为角色叙事。在未来,需要持续推动基层场域的"关系再造",继续强化权力运行的制度约束,不断推动基层治理的技术赋能,进一步完善基层政治生态的政策叙事。     

基层政府编外用人的行动逻辑与优化研究——一个“二重委托-代理”的分析框架

在我国政府组织体系中,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编外人员之间存在着二重委托-代理关系。在科层制控制日趋强化的背景之下,编外用人是基层政府主动进行组织调试、创造忠实履职条件以维持稳定委托-代理关系的行动选择之一。同时,编外人员管理的"弱约束"和编外人员忠实履职条件的"弱支持"的同存共生,使得基层编外人员"谋利"和"避责"倾向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进而对基层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此,文章认为,应通过规范事权下移过程、动态调整基层编制来缓解基层政府中的人-事矛盾和权-责矛盾,采取严格录用、优化薪酬、增强培训和考核等方式规范编外人员管理,进而发挥编外用人对基层政府运行的积极意义。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对策研究

后扶贫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党带领人民以解决相对贫困为核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巩固脱贫成果和加强返贫治理、消除多维贫困、推进乡村振兴等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主要任务。这要求我们巩固脱贫成果,夯实相对贫困治理的基础,增强相对贫困治理的动力,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组织保障,推动相对贫困治理取得实际效果。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

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具有很大的危害,使政府行政的合法性受到人们的质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的深层利益原因与助长这一行为的现行体制缺陷。参考信息经济学有关激励约束机制的论述,本文主张从行为鉴别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行为惩罚机制三个方面相互配套,构成遏制地方政府虚假治理行为的制度安排。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角色定位与职能转变:城镇化背景下的乡镇政府改革路径——一个农村集体产权交易站的调查与思考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压力型行政管理体制的客观局限造成乡镇政府的角色冲突与职能异化,进而导致基层治理失效,急需进行角色定位与职能转变。L县W乡农村集体产权交易站的建立,就是通过权力的公开运行,监督和约束干部行为,实现以维护农民利益为核心的政府再造。文章通过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探索城镇化背景下乡镇政府改革的新路径。     

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对地域性社会团结的再认识——基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的分析

基层治理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地域性社会团结既是基层治理的目标,也构成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地域性社会团结主要包括文化性团结、生产性团结和治理性团结这三种理想类型,其中,文化性团结保留了更多的传统色彩,也更适应基层的简约治理;生产性团结整合了利益相关群体的共识,是法团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治理性团结则体现了政府与市场主导的社会团结,是基层精细化治理的前提。不同类型的地域性社会团结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基层治理模式导致了基层在危机治理中的不同表现。充分认识治理模式与社会基础的适配性问题,对于应对常态化治理向危机治理转化时产生的“治理滞距”具有积极的意义。     

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行为偏差及其矫正

基层治理数字化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一定程度上存在目标偏差、执行偏差、主体偏差和效果偏差等问题,自上而下的压力加码、技术认知缺乏合理性、考核机制异化、制度配套脱节,是导致基层政府数字治理行为偏差的主要原因。数字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效度,要健全探索公共价值与效率提升的融合机制、消除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吸纳多元治理主体、创设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同时对潜在风险进行预警分析。     

乡村治理劣化对新时期扶贫开发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当前,随着农村优质劳动力的大量外流,留守群体的致贫机制及扶贫内涵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同时,随着宏观环境的改变,政府反贫困政策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但乡村良性治理的缺失对新时期扶贫开发产生了重要影响:贫困群体不仅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存量低,而且也缺乏形成社会资本的条件,因此难以符合外部资本的投资获利预期,从而遭遇发展的排斥;并且,在治理劣化的条件下,任何外部主体进入乡村面对原子化的留守个体时,都面临着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无论是依靠市场还是政府来进行扶贫开发都面临着困境。在此背景下,通过推动农户组织建设,改善乡村治理,以重建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从而有效降低政府扶贫的交易费用,并使贫困人群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     

新时代下大扶贫格局的构建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应充分发挥好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着力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主体范式的"大扶贫格局"。本文回顾了我国大扶贫格局理念形成的历史过程,并对当前大扶贫格局中参与扶贫的各扶贫主体功能定位以及扶贫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进行分析研究。大扶贫格局的构建主要采取复归贫困群体的主体地位、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培育扶贫类社会组织及耦合多元治理等措施。     

地利分配中的技术治理——基于赣南C镇土地开发的分析

在城镇化背景下,基层政府围绕土地开发而形成对土地利益分配的要求。如何调整土地利益、建构分配秩序,要求乡镇重新介入官民互动的微观治理过程中来,但由于缺乏常规性权力,乡镇往往在官民互动中采取"做工作"的方法和策略开展技术治理。基层政府的技术治理是在科层体制下经过责任量化和行政动员,以工具化的权力技术作为"做工作"的手段来完成行政目标,技术治理塑造了基层政权的策略性逻辑。     

责任共同体：县域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及其影响研究

基层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除了基于策略主义的变通性执行,还包括政策认同视角下的能动性执行。以江西省宜丰县的基层治理实践为例,将县域责任共同体作为公共政策的执行单元,考察基层政策执行有效的实践逻辑。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通过体制性吸纳、制度化动员、奖励性分配和参与式评比等责任—利益连带机制,重塑能动性的基层政策主体、重构政治性的政策执行过程、重建常规性的政策执行体系和实现干部动员的弱激励机制。县域责任共同体的积极运转,提高了基层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为县级政权建设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