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秩序:历史梳理与现代构建

由"皇权不下县"时期的"政权、族权、绅权"共治,到乡村建设时期的"政权内卷化",再到今天的"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秩序的表现形式几经变更。当代乡村治理秩序必须朝向民主与法治的方向进行现代构建。第一,村民"变"公民,确立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第二,建设民众制度化参与渠道,促进乡村组织发展,保证民众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建构一种公共治理规则,另一方面着力培育村民的公民素养,最终构建一种以公民权利和乡村主体性为基础的、依据公共规则治理的公共秩序。     

浅论法道德对我国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影响

法律秩序是法律调整下的人类社会的条理化状态 ,也是法律规范下的主体生活模式。自古以来 ,法律就是与秩序相关联的。法律的精神如果缺乏道德内涵是无法想象的 ,这样的法不可能是良法 ,由此引起而建构的社会秩序也决不可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的形成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 ,它受束于各种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和对抗的因素 ,使得法律秩序的形成过程充满着种种不法现象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正在进行民主化进程的国度 ,现实的法律秩序总是与理想的法律秩序相距较远 ,与法律、社会良秩相对抗的行为总是存在 ,呈现出的便是社会秩序和道德失范。一、…     

试论民间社团组织与现代法律秩序生长

民间社团组织的兴起,是国家与社会界限模糊、交叉渗透,以及权力与权利良性互动、平衡合作的产物和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国家与社会、权力和权利关系,对现代法律秩序生长产生了重大影响。经过对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两种法律秩序的整合,“回应型”法律秩序兼具了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而民间社团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恰恰反映了这种反思理性的特征。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秩序冲突与重构路径

当前的城镇化潮流带来了农村基层秩序的多重变革。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话语与基层运行有差别,城市中心主义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多重影响使得农村基层运行逻辑多元化,基层民众诉求与政府协商机制缺失。重构农村秩序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更新政府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同时将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社会

社会秩序问题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生活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社会秩序构成一般社会理论的核心主题。一方面,解决人类社会中的秩序问题需要法律等强制性的制度权威,需要人类理性选择的自发倾向,人类利益性的理性追求、个人的自律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性以及公平合作的社会理念为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秩序奠定了理性的基础;另一方面,解决人类社会中的秩序问题需要共享价值、规则、习俗、信仰、符号、程序以及人们的情感、认识和道德等,它们同样构成了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和动力。     

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别

在当今时代，我国正处于社会的历史转型期，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之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各种新型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在这种大的环境下，法律不再单纯归结为规则，原则也是法律不可缺少的要素，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发挥作用的往往主要是原则，这使得对规则、原则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的区别，更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与研究。     

现代乡村法律秩序生成条件略论

决定现代乡村法律秩序生成有五个条件 ,乡村封闭地域是乡村法律秩序生成的效力基础 ,乡村边沿政治是乡村法律秩序生成的制度基础 ,乡村普遍贫困是乡村法律秩序生成的经济基础 ,乡村落后文化是乡村法律秩序生成的话语基础 ,而乡村的顽强记忆则是乡村法律秩序生成的历史基础。     

论矿业权的法律秩序

正在修订的《矿产资源法》亟需按照《物权法》的基本规则重新构建矿业权的法律秩序.修订后新的《矿产资源法》应明确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与矿业权之间的融洽关系.立法者应借助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一次置权、分期付款”模式,使得矿业权的产生符合国家预期,实现国家权益.与此同时,引进“增加掘进矿区制度”和“单一矿业权制度”,有利于解决矿业权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处理矿业权与土地权利的关系上,基本农田保护和城乡建设规划应该成为限制矿地优先权的考量因素.     

行政性立法过程中的协商机制探讨

行政性立法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立法中民众参与的愿望也更强烈,立法协商的开展也相对活跃。就我国现有行政性立法中协商因素的法律规定及其实施效果看,还存在协商视角不够全面,公众立法参与的权利赋予不实、保障不尽充分,以及公众参与的程序规则简陋、随意性太大等问题。对此,还需要妥善分配部门立法权,加强部门之间的立法协商;加强公众立法参与权的法律保障,明晰其在立法协商中的法律地位;细化立法听取意见程序规则,完善反馈机制;完善和精进网络信息平台,为立法参与活动创建更广泛和便捷的平台,由此才能使协商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才能更真确地在立法中反映民意。     

德国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启示

<正>德国是世界上社会治理制度、法律制度、福利制度较为完备成熟的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是工业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德国守时守信的严谨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对规则和计划的严格遵守程度,是很多国家不多见的。德国社会能做到秩序与活力的平衡,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德国民众对政府、社会     

社会规则的秩序功能

规则调整人的行为活动——行为活动影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影响社会秩序,因而,规则广泛渗透于社会关系并且具有间接调整作用,这种间接调整作用的结果主要是秩序。社会规则具有维护秩序的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整合、协调、控制和防护机制加以实现的。     

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治秩序的重建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改革使广大受压迫民众分到了田地,通过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使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通过变革乡村权力结构秩序和阶级结构秩序,使苏维埃政府成为乡村权力主体,打破了国家-乡村"双轨制"的权利结构,民众参与到乡村权力运作,各阶级地位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重建了乡村政治秩序,为乡村治理、秩序变革完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历史参照。     

制度创新与法治:政府主导型改革的法律规制

我国改革遵循着由易到难,由经济领域到社会领域和行政领域,最后政治领域的逻辑次序,政府主导型改革是其根本路径。而改革中诸多问题的存在,保障和促进公民权利的客观需要,使对政府主导型改革进行法律规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政府主导型改革的法律规制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改革方式、民众参与等多层次进行法律制度保障。     

法治教育绝非法制教育

<正>"法治"是当下的一个"显词"。法治中国已经成为中国梦的应有内涵,法治社会代表了民众所向往的良好社会,还有法治政府、法治军队,凡此种种足以反映国人对法治状态的向往和追求。愿景虽好,任重道远。法治梦并非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却需要我们滴水穿石般地进行变革、创新和实践。法治梦也不是纯粹的客观事物,法治大厦的构建,不仅需要稳定规范的制度蓝图,更需要一群讲规则、守秩序、信仰法律的现代公民作为建     

中国经验与亨廷顿“政治秩序模型”的重构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广泛运用亨廷顿的经典政治秩序模型来分析中国政治稳定问题.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化这个议题上,但缺乏对该模型本身的反思.本文则从逻辑和经验两个角度检视该经典政治秩序模型对于中国经验的适应性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试图提出一个改进型的政治秩序模型,即通过对社会资本的要素和发生机制的分析,认为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加强政治制度化来容纳或适应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同时,加大投资社会资本来抑制民众在政治参与中的激进化倾向,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乡土社会视野的法治

中国乡土社会的法治进程有别于城市的法治进程 ,在乡土秩序还深深影响每一个乡民行为选择的背景下 ,采取政府推进、自上而下的“乡村法治化”运动并没有取得实效 ,“下乡法律”被乡土秩序重新解读 ,维系乡土社会的规则仍被现代法律视为落后的调整方式因而需要取代的乡土秩序。换个视角 ,承认乡土秩序的有效性转而采取政府推进与社会演进相结合的法治道路 ,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选择     

当代中国道德秩序建立的途径——从法律道德化的角度审视

人类的社会秩序经历了一个从道德秩序到法律秩序的发展过程,随着法律秩序的兴起,道德秩序似乎在衰落。但是,通过法律的道德化,依然可以实现一种法律化的道德秩序。在当代中国,道德秩序的建立将是在法律秩序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一种法律化的道德秩序。     

政治稳定问题与中国政治秩序的基本性质

政治稳定的实质是政治秩序的存在与有效实施。政治秩序即为社会所公认的、能够产生出具有实际政治效能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的规则和制度。政治秩序能否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最终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是基于“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原则而形成的政治规则与政治制度。这一政治秩序符合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成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     

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秩序观研究

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的一种稳定状态,也是其追求的目标。国际秩序由共同利益、规则和制度三个要素组成;实践中则依靠均势、国际法、外交、战争、大国等机制加以维系。虽然布尔的理论只揭示了国际现实的一个侧面,但其以秩序为线索,通过"社会性"的角度考察国际社会的机理和国际关系的现实,奠定了英国学派的理论基础,有助于人们以新的视角理解国际政治现象。     

社区治理的多中心秩序与制度设计

组织社会的秩序分为单中心秩序和多中心秩序,前者是有指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秩序,后者是许多决策中心在一般规则体系中规制其相互关系的秩序。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自治的推进取决于社区治理由行政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的“嬗变”。由公共责任理念引导、公共规则规制的社区多中心治理秩序,将是摆脱“公地困境”、激发社区治理中的多中心因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集体行动和社区善治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