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违法行为犯罪化标准研究

金融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及社会控制力减弱,使得金融领域成为违法犯罪发生的"重灾区"。为了更为有效地打击金融违法行为,从立法上应进行适度的犯罪化。应通过审视金融违法行为犯罪化的实然标准,进而确立金融违法行为犯罪化的应然标准。     

风险社会背景下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

风险社会是网络犯罪治理面临的新背景,基于网络空间存在虚拟状态不稳定性和时空流动性的现代型风险,我国网络犯罪刑法治理面临国内立法滞后性和国际规则碎片化的挑战。建议我国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通过法益的早期化和公共化、构成要件的革新化,扩大刑法保护圈,从而提高自身治理网络犯罪的能力,并主动参与网络犯罪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犯罪结构变化呼唤刑法精准治理

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应当顺应犯罪结构变化进行必要调整。当前我国犯罪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轻罪化和新罪化趋势,要求实行精准刑事政策,对轻罪、新罪分别适用"宽之又宽"和"宽严审时"的策略。轻罪化的犯罪结构要求刑法对犯罪进行分层治理,并针对轻罪设置特别从宽制度;新罪化的犯罪结构要求刑法创新治理,提高司法技术水平,加强甄别新型犯罪行为及其危害性,同时顺应新型犯罪态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犯罪的入罪门槛和处罚力度,提升刑法治理的精准性和社会效果。     

危害交通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

工业革命与现代科技的发展应用使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风险社会里刑法成为国家管理、控制风险的重要工具。风险社会中的危害交通安全犯罪立法更加关注犯罪化的趋势。我国刑法中的危害交通安全犯罪仍然是基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立法,不适应预防交通事故发生的现实需要,应该通过修改加以完善。     

浅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这个目标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发展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导向将逐渐偏重非犯罪化、非刑罚     

非犯罪化思潮与我国刑事政策路径选择

非犯罪化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刑法思潮。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经济性的要求,是理性刑事政策的选择方向。我国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当适度进行立法上的犯罪化,同时注重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实质的非犯罪化。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困境及体系化应对——基于C市J区检察办案实践分析

电信网络诈骗是传统诈骗行为与现代网络技术结合异化形成的新型犯罪,呈现相关衍生犯罪持续攀升、作案方式精准化、智能化等诸多独特属性,反映传统社会风险通过网络迁移传播并强化,与此相对应的传统“组织化调控”与“偏重司法威慑”的治理模式效能有限,治理方式亟待转型重构。基于数据化的实证研究方法,以检察办案实践切入,对当前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取证难度升级、衍生“黑灰产”链条交错、多元协同尚不充分、追赃挽损实效甚微、犯罪预防穿透性不强等方面的现实困境进行解构,提出应充分考虑电诈犯罪的发展态势与特性,通过全方位精准打击、立体化治理衍生网络“黑灰产”、多元协同治理、系统化推进追赃挽损和精准化开展宣传预防等路径,以期构建生态共治模式,遏制电诈犯罪高发态势,推动基层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互联网+”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防控路径

"互联网+"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呈现出:个人信息涵盖范围广、被侵害数量大、被用于谋利等违法犯罪活动、单位"内鬼"成为行为主体之一、被害人群体化、共同犯罪趋势较为明显与刑罚轻缓化等特征,形成了复杂的犯罪链条。而部分网络行为主体自身道德伦理缺失,监管制度不到位,个人信息利益化以及网络群体特殊心理是导致个人信息被泄露的重要诱因。为此,在宏观上,要构建"互联网+"的伦理道德,净化网络空间;中观上,要加强多部门的联动治理,落实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微观上,不断提升公民尊重个人信息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须设立《个人信息保护法》,健全个人信息法律规范体系,构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综合治理体系,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信息。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基于犯罪大数据的社会治安精准防控

数据之中蕴藏着社会发展与犯罪治理的规律,犯罪治理如何适应大数据浪潮成为在立体化治安防控中开展循数管理的关键。对此,我国应重视"犯罪大数据"问题,从把握大数据与小数据、理论与数据、相关与因果、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出发解读犯罪大数据,据此研判数据驱动下的治安防控精细化发展趋势,提出犯罪的精准防控范畴,为大数据时代犯罪治理模式的升级开辟进化之路。作为日常性治理战略的战术延伸,精准防控是为解决犯罪治理的"短板问题"而提出的,在"人力+科技""传统+现代"治理技术的有机融合下,具有系统性、多层次、全方位、前瞻性、整合式的应用表现。     

新媒体环境下的犯罪模仿及预防

媒体与犯罪有着紧密的联系.近年来,由于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点,新媒体犯罪模仿行为呈高发态势,新媒体环境下犯罪模仿的治理成为前所未有的挑战,文章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犯罪模仿高发的原因,并建议应从法律、技术和媒体自律多个方面着手采取预防措施规避风险.     

元宇宙业态下新型经济犯罪风险及其治理

元宇宙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业态,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潜藏着洗钱、庞氏骗局、金融化证券化、侵犯知识产权、逃税等经济犯罪风险。为有效防治风险,需要明确元宇宙交易的合法性边界,促进交易平台规范化建设,构建“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机制,打造“防管控”相结合的生态治理体系,推动建立元宇宙中犯罪治理的国际合作。     

恐怖活动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理论支撑探析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针对这一罪名的出现,有关恐怖活动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的讨论相继出现,敌人刑法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理论。在敌人刑法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作为预备行为实行化的理论支撑之一,敌人刑法概念仍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主要表现于如何在"人身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及避免敌人刑法的扩大化处理。恐怖活动犯罪预备行为实行化的问题可以归结于法益保护的目的之中,随着法益侵害的提前,对于法益的保护也应当做提前化处理。     

法典化以来中国犯罪的刑法生成趋向

法典化以来中国刑法呈现犯罪化趋势，呈现法定犯比重趋大化和危险犯形式趋多化两种形态。中国法定犯的刑法生成的目的是秩序与安全，刑法生成内容是扩容与增量，表现为设置危险犯和多采空白罪状或叙明罪状以及大一统立法模式，应警觉法定犯的刑法生成过于功利倾向以及可能带来的新的制度风险，适时激活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危险犯形式趋多化表现为涉罪范围扩张、单位危险犯的犯罪种类增加以及抽象危险犯的犯罪种类扩大，应适度拓展故意抽象危险犯的刑法制度供给以及合理配置其法定刑，以充分保护法益。     

刑事立法犯罪化趋势的合理性论证

当前中国刑事立法处于不断犯罪化的过程中。总体来看,犯罪化的趋势符合社会转型中新增社会问题对刑法治理的需要;符合中国刑法当前规范确证的价值选择,也有利于犯罪防控;符合扩大司法权规制范围,以实现保障人权的宪法目标;符合公众对刑法的认同,以更好地接近刑法谦抑要求的"妥当的处罚"。但必须注意到,尽管犯罪化的整体趋势值得肯定,在当前犯罪化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仍然值得商榷。探讨更合理的方式方法,才能让犯罪化趋势发挥最大的作用。     

城中村社区:秩序生成、失序风险及治理进路

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经济社会形态,在内生因素和外生变量共同作用下,正经历着社区秩序"解构-重构"的过程,新的社区秩序逐步生成。但城中村的社会结构高度异质化、管理能力弱化、社会空间冲突持续、社会排斥严重等问题长期存在,成为社区失序风险产生的"温床"。面对可能存在的失序风险,应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重构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增强民间规范正向约束力,充分发挥精英治理作用,以期进一步完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系和提升城中村社区治理能力,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目标。     

人工智能非法应用的犯罪风险及其治理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非法应用引发的犯罪风险日益严重。人工智能非法应用引发的犯罪风险主要是涉网络犯罪风险。人工智能非法应用与网络犯罪、侵犯个人信息之间相互纠缠,这使得传统犯罪治理模式出现部分失灵的情况。面对这一困境,人工智能时代的犯罪治理模式转型是必由之路。因循犯罪治理精细化理念,当下的犯罪治理模式应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参与转型,从事后回应式打击向犯罪预防预警预测转型,从经验描述向数据分析转型,从以简单评估为依据向以科学评估结果为依据的犯罪治理模式转型。为了应对人工智能非法应用的风险,需要通过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来切断人工智能非法应用的数据支撑,通过明确平台监管责任来控制人工智能非法应用中的工具滥用,通过网络灰黑产业的综合治理来扫除人工智能非法应用的生存土壤,通过推广网络枫桥经验来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治理人工智能非法应用的渠道,通过借力人工智能技术来应对人工智能的非法应用。     

论链条化犯罪:界定、类型与应对

链条化犯罪是超越特定犯罪个体和团伙在社会范围形成分工—协作体系的犯罪现象。犯罪碎片化、犯罪协作化、犯罪链接机制非接触化、犯罪高效化、犯罪跨区域、犯罪链条易恢复、犯罪低风险是链条化犯罪的主要特征。根据相应的标准可将链条化犯罪分为单链犯罪、长链犯罪和犯罪网,或者分为社会层面的和组织层面的链条化犯罪。实践中,单一环节打击、全链条环节打击和关键环节打击是针对链条化犯罪的三种基本打击模式,其效果各有利弊。链条化犯罪的侦查对策应从妥善选择打击模式、扩展情报来源、优化大侦查格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     

破窗理论:行乞人员犯罪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基于259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十余年来259份刑事裁判文书实证分析发现,行乞者犯罪近几年呈现平稳增长、犯罪分布分散化、常实施传统侵财及侵犯人身安全等犯罪、累犯或前科占比较小、轻刑化趋势明显等特征。犯罪场域监管力度不足,以及行乞者贫困、学历低等个人因素,成为行乞者犯罪的重要诱因。“破窗理论”中的失序行为常与犯罪相伴而生、当失序行为叠加至“上限”时易引发犯罪、通过秩序维护控制犯罪等主张,较为契合行乞者犯罪之治理需求。因此,需要通过改善场域环境,多方联动治理,倡导设立“邻里守望”项目改善行乞者犯罪的外部环境;在行乞者陷入行乞前,精准扶贫;在行乞时,强化救助;在犯罪后,辅以司法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