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公民迁徙自由权利——纪念现行宪法实施20周年

本文力图借助历史研究 ,理论分析 ,比较研究的方法从宪政角度探讨我国公民迁徙自由权利。文章从四个层面展开 :迁徙自由是指公民在本国境内与居住、择业相联的离开原居地移居异地的自由 ;新中国公民迁徙自由权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一定程度默认的曲折历程 ;重申公民迁徙自由权是法治社会、社会公平与效率、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路径选择在于对现行宪法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明确规定公民迁徙自由权利、制定出台基于公民迁徙自由权利基础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综合调控人口迁徙流动。     

对公民迁徙自由的立法思考

对公民迁徙自由的立法思考薛江武迁徙自由，是公民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作为法律概念，它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民所享有的选择、变更居住地的权利。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但现实生活中伴随着打工、招聘、停薪留职、异地经商而生的公民自由迁徙现象...     

浅谈迁徙自由权

迁徙自由权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人权是每个公民都应该依法享有的,溯求迁徙自由的权利来源,呼唤权利的回归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彰显其意义的深刻。本文指出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重新确认这一重要人权,消除城乡差距,改变二元户籍制的格局,促成这一权利的实现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     

论迁徙自由宪法保护的理论基础

迁徙自由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国际公约都对迁徙自由权做出了规定。我国现行宪法未对迁徙自由作出规定,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对权利的要求日益迫切,要求迁徙自由入宪的呼声越来越高,恢复迁徙自由已势在必行。本文从理论上剖析了对迁徙自由进行宪法保护的理论基础,以期为迁徙自由立法提供理论支撑。     

迁徙自由权在我国实现的经济价值分析

迁徙自由是个体的人身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社会和文化自由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迁徙自由不仅仅对个体的经济自由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而且迁徙自由对经济自由权的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个体的其它自由的实现。本文将从经济价值角度分析我国实现迁徙自由的重要性。     

呼唤迁徙自由权的回归

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而我国现行宪法却没有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目前,关于我国公民迁徙自由的争论已基本达成共识——制定迁徙自由权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因此,本文试从迁徙自由的涵义出发,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探讨我国宪法恢复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迁徙自由谈我国发展

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迁徙自由作为个人自由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发展具有建构性和工具性双重作用。对我国发展而言,迁徙自由具有两大意义,一是我国发展的评价依据之一,二是促进我国发展的手段之一。因此,我国必须加快迁徙自由的法制化进程,建立相对完善的关于迁徙自由的规范体系,并严格实施相关法律法规,使公民法定迁徙自由权成为其实际享有的权利。     

论迁徙自由立法的例外规定

迁徙自由原则一直以来都是国际移民法的重点原则，也是世界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对迁徙自由权可以从一般性规定。限制性规定和保护性规定三个方面来阐述，其中后两者即例外性规定是政策制定与司法实践过程中的焦点，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本文通过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各国特别是美德两国关于迁徙自由权限制性，以及限制之限制规定的立法模式和立法内容的分析，给例外规定的中国化提供了借鉴，以更全面地保障中国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中国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宪法研究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而我国事实上还并没有从法律上认可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究其原因,传统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严重阻碍了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实现。本文对此试做简要的分析,以期为相关立法实践的完善有所助益。     

试论迁徙自由权重新入宪的宪政意义

迁徙自由权在宪法文本中的缺失给我国的宪政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重估迁徙自由权入宪的宪政意义。迁徙自由权重新入宪,可以促使公民社会的形成,为我国的宪政建设奠定相应的社会基础;并且有利于促进政府间的竞争,约束公权力的恣意,从而建立有限政府,两者的互洽则有助于我国宪政的稳步实现。     

论我国迁徒自由权的变迁

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得到了世界上大多国家的保护,而且也为国际人权公约所保护.本文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有必要在宪法中重新规定迁徙自由权.     

学术自由的法学意蕴

在权利意识日益高涨与学术成果愈加繁荣的时代,作为权利的学术自由内在地呼唤着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学术自由的权利性质源于人性的价值需求、自由的功能转换以及学术的制度吁求。对学术自由权的内涵界定应当充分考虑其与言论自由权之间存在的差异与共生关系。学术自由权的保障,既需要学者自身培养的"可行能力",也需要社会和高校科研机构对学者及学术活动的宽容与尊重,更需要来自国家的积极作为。     

迁徙自由与户政管理非治安化

迁徙自由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 ,市场经济须由没有身份界限的具有平等主体性的公民的自治参与。禁止迁徙自由 ,实行城乡分割政策 ,是社会整合与发展的一大障碍。我国立法确认迁徙自由权的条件已经成熟。国家的户政不宜再作为治安问题由公安机关管理 ,可由民政部门管理。废除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区分。公民迁徙不再实行户口迁移审批制而实行登记制。     

营业自由权隐性入显性的路径设计——从法律对经济回应的视角

营业自由权是民事主体实现财富增值和提高个体生活质量的一种应然性源权利,是民事主体财产自由权在营业领域的展开和扩张,是民事主体不可剥夺的权利。然而,我国法律仅关注了民事主体营业活动和营业成果的保护,对产生和获取实然财产结果的源权利与基础性权利——＂营业自由权＂则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致使营业自由权在具体法律制度中处于隐性且极易受到侵害的地位。如何将营业自由权由隐性入显性,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路径设计。     

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

学术自由在当代遭遇的困窘,可部分归因于学术自由权概念的含混不清。把握法律上的学术自由权概念,需要结合学术实践运用规范分析阐述这一概念的规范内涵,并借助权利分析理论,确证为实在法所保护的具体权利,解决现实学术生活中发生的具体法律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学术自由权乃是一项普遍性权利,而非专属于特定职业主体的职业权利。     

对公民迁徙自由的立法思考

迁徙自由,是公民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作为法律概念,它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民所享有的选择、变更居住地的权利.我国现行宪法没有确立公民的迁徙自由权,但现实生活中伴随着打工、招聘、停薪留职、异地经商而生的公民自由迁徒现象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且受到社会与法律的默认和保护.这种法律上的无权与事实上的有权之间形成的矛盾所产生的结果,是公民迁徙的绝对自由与人口管理的相对无序.其所带来的消极效应已十分明显.(一)建国初期,我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全国人大制定的我国第一部宪法,曾规定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但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落后,     

论作为日本宪法概括权利的"幸福追求权"

战后日本宪法的人权序言中包含了所有现代人权宣言所应具有的要素,并将自由权、社会权均一同视为基于"人之尊严"的、具有自然权性质的权利而加以保障.其宪法第13条后半段所规定的"国民对于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权利"即为"幸福追求权".它是日本宪法"概括性人权"的总称,是推导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根据.在宪法学理上,它可容纳所有对人格的生存不可欠缺的概括的权利;而在宪法实践中,法院则借助个案通过宪法解释从而实现对于"幸福追求权"所包含的具体新权利的确认与保障.     

宪法的核心权利及其经济支撑

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是由宪法核心权利、基本权利和部门法一般权利构织而成的一个有机体系。核心权利(发展权、生存权、平等权和自由权)是这个体系的总纲,其他权利都受其制约。发展权、生存权、平等权和自由权不仅仅需要社会的信念维系,更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     

社会权与自由权区别主流理论之批判

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之间存在明确而具体的区别,但它不同于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区别。主流人权理论所谓社会权与自由权之间的“义务区别”、“冲突区别”和“效力区别”都是虚构的、错误的。每一项权利都与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相联系;相应地,与社会权一样,自由权之间也存在相互冲突;社会权对国家不仅产生政治和道德约束力,也产生与自由权同样的法律约束力,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产生可由司法裁决的法律效力。     

论迁徙自由权与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的共生关系——以美国和欧盟为例

宪法对美国公民的州际移民与欧盟公民在成员国之间迁移的不同程度的保护,以及美国和欧盟在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反映上的差异,揭示了迁徙自由权与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之间的共生关系.三者的共生关系主要表现为四种形态:在假定的无主权的世界社会里,获得世界公民身份的个人享有绝对迁徙自由权;在主权国家里,获得国家公民身份的个人享有近乎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