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清洁能源竞合新态势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清洁能源政策同气候政策一样受到两党政治的影响,呈现周期性变化并影响中美在绿色产业的竞合格局。拜登政府的气候与清洁能源政策密切联动、协同,且被嵌入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体系中。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继承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遗产及创立俱乐部式的清洁能源联盟来重塑美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的领导力。中美清洁能源合作机制呈现一定的韧性且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包容性增强。中美在气候危机、绿色复苏等议题上的共识为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其绿色产业的重要竞争者,对华实施绿色"多边规锁",大力推进跨大西洋绿色贸易及技术联盟,进行中美信息网络技术及新基建博弈等。中国应注重在中美气候合作共识下加强合作并拓展伙伴关系,通过多边协调突破绿色"规锁",提升自身实力并加强包容性竞争,使清洁能源合作成为中美推进全球气候、能源善治的关键抓手。     

拜登政府的全球气候变化领导政策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气候治理政策长期呈现周期性变化特点。围绕气候问题,拜登政府强调引领清洁能源革命和重回气候治理,重视国内清洁能源发展、气候议题科学化塑造、气候治理多边主义,希望在继承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提升美国的气候治理领导力。在国内,拜登政府欲依托科技创新、刺激需求、投资基础设施等措施使清洁能源融入美国经济进程;在气候外交方面,美国将推动相关问题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中的主流化。拜登政府设计了“团结应对策略”,将盟友、峰会外交、经贸合作、对外援助和投资、技术标准、区域合作等内容融入其中,并突出气候变化与安全、人权的相关性。在对华气候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将对中国实施限制性气候合作策略。虽然中美合作有助于实现《巴黎协定》的“2摄氏度”目标,也有助于全球低碳经济良性发展,但在气候治理领导权、全球低碳标准领域,中、美两国仍存在竞争。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评析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出现了大幅倒退。在联邦层面,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持质疑态度,在相关人事安排和政策落实方面呈现明显的"去气候化"特征。在地方层面,各州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难以形成合力。部分地方政府虽然希望做出积极应对,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成效有限,难以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积极影响。鉴于美国是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其失衡、低效的国内气候政策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不仅对美国自身,而且对其参与的双多边气候合作以及全球气候治理都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美国奥巴马政府气候治理政策的发展与演变

<正>影响美国气候政策的因素非常复杂,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与前任历届政府都有所不同。他承认气候变化客观存在,认可人为因素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主张采取积极行动来加以应对,并试图在国内和国际气候治理领域发挥积极     

巴黎气候大会后的中美气候合作

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领域,气候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次要到主要,从边缘到核心的转变过程。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和最主要经济体,双方自2009年以来在该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无疑对2015年年底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召开和《巴黎协定》的顺利签订作出了积极贡献。尽管仍存在诸多分歧、面临诸多挑战,但巴黎气候大会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也对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做出了重要安排。因此,在《巴黎协定》签订之后,中美双方的合作将会在两个方面得以持续:一是重点推动前期合作成果的落实,二是在新协定框架下推动地方层面、技术层面以及更具体领域的气候合作。可以认为,中美气候合作将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动力。对中国而言,中美气候领域的沟通合作和分歧管控对维护双边关系的整体稳定也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中国周边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2017年以来,中国周边安全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在安全上,美国以推动"印太"战略、强化美日和美韩同盟、借议题拉拢东盟等手段将战略布局深度集中到中国的周边地区;法国、英国、德国、欧盟也紧随其后,开始深度介入"印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安全事务和互联互通进程。在经济上,全球化已进入"慢速"阶段且越来越以区域化的方式展开;而机器人、3D打印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运用将继续推动区域化进程,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对双方来说都更为重要。无论是在安全上还是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都在迅速上升。中国应更加重视周边外交在总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要总结历史和当代中国营造良好周边环境的经验;争取处理好中美日、中美韩、中日韩、中俄印等一些大三角关系;将周边地区打造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节点和高质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示范地区;积极提供地区公共产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基于欧盟、美国、中国的比较

国际制度竞争根源于国内制度实践,中美欧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主要谈判方,三者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倡议都源于其内部减排制度的实践。欧盟内部形成了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的减排制度,美国国内形成了基于自由市场哲学的地方排放交易制度,中国国内形成了"国家—发展型"减排制度。三种制度的形成都受到各自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这种制度差异传导至气候外交领域,使欧盟侧重于建立全球总量控制和约束性减排机制;美国倾向于建立完全基于市场竞争的减排制度;中国则主张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多元共生的减排体系,且不挤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这些政策差异成为三方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竞争的基础,而制度竞争也反映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从理论上看,三方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制度竞争体现了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密切关系。由此说明,在研究中将比较政治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具有合理性。     

中美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比较

我们谈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决策时,往往把美国当成主要参照物,采用了像“大战略”、“思想库”这样一些缘于美国的概念。但是,中美两国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差异很大。举其荦荦大端,做几点分析,对研究中国外交也许是有益的。中美两国的外交都服从、服务于国内政治,但两国政治的基本区别,决定了内政同外交关系的互动性质不同。美国外交主要受的是党派政治、利益集团(包括犹太人、古巴移民等基于族群的集团)的干扰。在没有出现重大国家安全危机时,在一些外交局部问题上,往往前后摇摆,政出多门;但是在突袭珍珠港、朝鲜战争爆发、“9·11”等紧…     

碎片化政党格局下德国绿党崛起的原因及影响

2017年联邦大选之后,德国出现了碎片化的政党格局,两大主流政党走衰,而绿党则在这一政党格局下实现了强势崛起。其中的原因何在?在"议题所有权"视角下,绿党长期关注环境和气候议题,拥有气候政治的议题所有权;两大主流政党借助其在国家治理和国际话语权上的优势,不仅在国内政治层面努力推动气候治理,而且在欧盟和全球层面积极作为,是气候政治议题的关联所有者。当气候政治议题在选民心目中的地位上升时,议题所有权的关联性维度发挥作用,为绿党重新挽回了混淆了政党偏好和议题所有权的选民。而两大主流政党在气候政治议题上"能力"的折损也为绿党的崛起提供了空间。由于气候政治议题的全球属性,崛起后的绿党不仅会在国内治理层面发挥作用,还会努力增加其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     

小国的规范倡导: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北大核心CSSCI

进入21世纪以来,丹麦在外交上积极地采取基于价值观的行动,同时也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中推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通过主办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来积极协调全球气候多边治理,而且在欧盟框架内进行政策倡导,表达推动绿色转型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支持。此外,还通过策略性联盟与互动,建构包括全球绿色增长峰会在内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这种绿色外交实践体现了小国对规范性秩序的追求,也是其国内政府主体、市场力量与国际合作伙伴良性联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丹麦在近代政治进程中发展出的协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和基于协商、妥协和联盟的政治文化,为其在绿色转型领域的规范性权力聚积提供了制度和规范基础。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表明,在国际秩序的不对称性及无政府状态下,小国是可以在国际和区域层面采取规范性的倡导行动。     

特朗普政府与美国的气候政治

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后,美国国内气候政治的后续动向及其国际影响一直备受关注。从目前看,虽然特朗普政府对待气候变化议题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其反气候治理的政策在联邦层面将面临更多阻碍。民主党重获众议院控制权势必会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对特朗普政府发起反击。同时,美国地方政府参与气候治理的意愿出现了更多的积极变化。此外,美国第四次《国家气候评估》报告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的发布,以及美国国内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繁发生,进一步证实特朗普对气候变化的错误认知。以上情况的出现可能成为美国政界及民众重新认识气候变化影响与进行利益计算的重要因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观的要义、基础与实践

全球气候治理观是指治理主体对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价值目标的基本看法和主张。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全球气候治理观,它以合作共赢、公平合理为核心要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观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践中,积极践行其全球气候治理观,既有力推动了国内气候治理的进程,也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变局下的中美世纪博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美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中美矛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逐渐显露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完全公开化。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博弈在形式上虽更加“外交化”,但内在矛盾仍在扩大。中美矛盾已成为美国“深层政府”(Deep State)对华固有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中美世纪博弈正日益展现在世人面前。     

新冠疫情背景下国际格局走势与中国的应对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明显,尤其是对大国实力对比产生了阶段性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和战略信誉受损,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有所降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欧洲国家对中美两国的心态变得更为复杂。国际组织受到明显冲击,全球治理面临更大挑战,非传统安全在国际安全中的重要性相对上升。面对国际格局新变化,中国应着力提升产业链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加强抗疫国际合作,着眼长远确保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深化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以继续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秩序稳定。     

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及前景

安倍晋三已成为日本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其对外政策理念将对日本外交产生深远影响。安倍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推行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试图通过加强与西方国家和地区盟友的联系,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安全战略网络与国际战略格局。与此同时,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依然面临一些难题,即如何处理日美同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国内右翼势力及美国牵制下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如何处理日本同朝鲜半岛的关系等。2020年,安倍内阁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是,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能否如期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安全治理合作:中美全球治理合作新空间

<正>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强调,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深化双方的利益交融格局。作为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的利益交汇点,也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如何进一步夯实和扩大中美利益的交汇点,把合作的蛋糕做大,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美国公共外交的推手: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美国政府通过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OPIC）,推动建立影响全球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公共外交平台,增进了美国国内政策的全球理解与认同,促成许多国际合作,公共外交成效显著。     

全球能源治理:变化趋势、地缘博弈及应对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供需结构的转变,这一变化对全球主要大国地缘博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大国围绕能源供应、控制能源战略通道、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等展开竞争。此外,全球能源治理格局转变对重点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地缘博弈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矛盾突出,其治理效率和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不断显现。为此,中国等新兴大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一方面,深入推动国内改革,发展更加先进的能源技术,促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变升级;另一方面,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制度建设,提高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引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