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称谓琐谈

我国古代书信, 在纸尚未发明之前, 是用木板和竹片作为 书信的。根据近代大 量的出土文物来看,在秦汉时期,文字是写在木板和竹片上的,称“犊”和“简”、书信也不例外。因汉代皇帝的诏书是写在一尺一寸长的书版上的,因称“尺一牍”,后省作“尺牍”,后来成为书信的通称,也别称“尺书、尺素、尺一书”。 书信又称“鱼书”,通常认为它出典于汉末蔡邕的古乐府《饮马     

文人相钦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读《天风阁学词日记》,见夏承焘先生于同辈及后学欣羡不已之深情,令人肃然生敬。如: “接圭璋片”,夏先生得知唐圭璋先生辑《全宋词》已付梓,于是欣然记下“此不朽之业也”。其实为此“不朽之业”,夏先生每有发现,“即作一片抄示圭璋入《全宋词》”,也是付出了辛勤劳动的。 刘永济先生“笺屈六论”,序《元人散曲》,夏     

来自“年货”市场的信息

农历腊月将尽,春节即将来临,城乡人民迎“年”的喜庆气氛已经达到高潮。看看城乡“年货”市场吧:在农村,那些昔日的穷庄稼汉们,买“年肉”再不是一斤、二斤地“小刀割”,而是几十斤地“大刀砍”,甚至成扇(即胴体猪羊的一半)地往家扛。尺     

家庭·朋友·家庭环境——海峡两岸高中生的比较研究

1994年10月到1995年9月,海峡两岸的学者分别在两岸的25所学校(大陆15所台湾10所),就高中生的家庭、朋友和家庭环境等问题进行了等比抽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分别为1204份(大陆)和1082份(台湾)。被访者全部是高中学生。下面是该次调查的结果及分析。 一、高中生的生活环境 对于高中生的生活环境,本调查通过“同谁居住在一起”、“个人专用房间”、“个人专用电话”、“个人专用电视”及“和谁在一起看电视”等几个问题进行了解。 海峡两岸的高中生同父母居住在一起均占绝大多数,同“父母以外的其他家人或亲戚”住在一起,“和朋友住在一起”以及“自己一人住”人数均不多(请看表1)。     

民事调解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灵活应用

“和为贵”历来是中国民间社会平息纠纷的心理圭臬，无论邻里、宗教抑或官方，和解总是人们乐于看到的争端解决方式。反映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调解”及其适用就成为最重要和最为我们标榜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十城市研究生生活价值观调查

一、问题的提出 生活价值观是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生存、发展过程中选择和判断区分什么样的生活目的最有意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最积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最令人满意等基本而重要问题的观念系统;或者说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确定选择什么样的生存与发展模式最有价值的标准,并作为主体规范自身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简言之,生活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社会生活及其意义的总评价和看法。我们的问卷调查表就是基于这一理论认定,并借鉴莫里斯(Morris)编制的“生活方式问卷”(Ways to Live Questionnaire)和罗克奇(Rokeach)编制的“价值调查表”(Values Survey)设计而成。     

索尼的“劝进表”和企业成功之奥秘

最近,日本索尼公司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次新产品展示会。展示的各种电子产品中,既有代表八十年代水平的,从音响组合、录相、摄相到电视监测器这样的大型广播电视设备,又有世界最小、最轻便(略大于手掌)的激光唱机。但是,引起一些参观者特别注意的,是第三展厅墙壁上贴的一张“劝进表”。这张“劝进表”文字不多,大意是:索尼公司衷告诸位,企业成功的     

大学生道德价值观表层结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道德价值观研究,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十分薄弱的环节。在西方,无论是奥尔波特的“价值观研究”量表,还是赖特斯顿和多尔(Wrightstone ＆ Doll)的“人生适应量表”,以及施赖塞(Schlesser)的“个人价值调查表”,都只涉及了很少的道德价值观研究。在我国,兴起于八十年代的相关研究和专门研究也不多见,按西南师范大学黄希庭教授最近的说法:“直接与道德价值观有联系的研究只有华东师大陈兴银的‘道德价值结构的几个问题’和中国社科院张荆的‘当代青年的道德价值观’等极少数文献。”而涉猪大学生道德价值观的更是寥寥无几。     

“将军渠”

在河北省涉县,有一条浇灌着十多个村庄一万多亩岗坡旱地的大渠。这就是“将军渠”。“将军渠”的正式名字是漳南渠。太行山区的老百姓称它“将军渠”,是纪念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四十年前领导军民修渠引水,抗日度荒的功绩。这条用青石砌成,宽五至七尺,深八尺,蜿蜒数十里的大渠,四十年来一直造福这里的人民。抗战时期,涉县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心地带。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领导机关都驻在这里。一九四二年,历史上长期“首苦乏水”的涉县又遇到连续干旱。当时一二九师司令部和边区政府一     

“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辨析

目前,人们通常采用“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表述来概括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或基本内容)。笔者认为“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个不甚确切的、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需要进一步探讨。现将理由分述如下。存在两类“事实上的不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是针对形式上的平等而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平等的要求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平等有不同的内容,不存在绝对的、永恒的平等尺     

一场消除派性的深刻教育——河北省省直机关整党纪事

九月初的一天,河北省计委的两个党员主动向支部交出了他们保存数年之久的互相攻击的“控告信”。“控告信”共一百零六份,足有一尺厚。他们各自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请求组织把这些材料当众销毁。于是,“控告信”在熊熊的火光中变成了片片纸灰。     

国学赏析

正【选自】《论语·乡党篇》【原文】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注释】圭:一种上圆下方的玉器,举行典礼时,不同身份的人拿着不同的圭。出使邻国,大夫拿着圭作为代表君主的凭信。享礼:享,献上。指向对方贡献礼物的仪式。使者受到接见后,接着举行献礼仪式。     

“求全之毁”与“求偏之谬”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求全”病,选美要凑够“十美图”,吃药要吃“十全大补丸,就连各地的人文景观也要凑成“八景”、“十景”之类.用这种思想对待人才,必然会演出一幕从求全责备开始,以摧残人才告终的悲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墨子》),“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疵”(《吕氏春秋》),“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任援,则世无可弃之士”(司马光语).美国经济管理大师彼     

魏征辞职的联想

魏征是唐初一位声名显赫的政治家,论及他的风骨,“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的品格是有口皆碑的。但说起他晚年主动辞职一事,知晓者可为寥寥了。魏征主动辞职一事,据史书《魏郑公谏录》卷五记载,发生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当时身居“侍中”要职的魏征是在向皇帝上的一道辞职书表中陈述了这一想法的。他说,近日来,“天才阴晦,     

柜台风波

三尺柜台,近几年不断被卷入一次次风波,使它成了社会经济问题的聚焦点之一。人们对“引厂入店”、“出租柜台”、“设立专柜”一类的做法议论纷纷。 这里记载的是发生在柜台上的一起起风波,兴许能让人感受到其中的滋味。     

这里的干部受群众监督——天津市和平区评选“十佳公仆”活动纪实

今年农历正月的一天,天津市和平区的居民自发地涌上街头,伫立在寒风中为一位普普通通的交通民警送灵。他23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在三尺岗台上,终因积劳成疾,于今年2月病逝。他就是天津市和平区“十佳公仆”之一、共产党员戴成江。 在人们看来,交通警察站在管界上,如果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一点“实惠”,那是很方便的。然而,“人民好公仆”戴成江却没有利用职权捞取一分好处。那些在某些地方被人称作“老虎”的部门,在天津和平区都是群众欢迎的“公仆单位”。“水老虎”、“电老虎”、“气老虎”,成了群众心目中的“送水观音”、“光明天使”、“顺心火神”。     

感悟唐卡

唐卡于《藏汉佛学词典》中译为“卷轴画像”或“卷轴画”。藏话唐卡为藏语音译，有彩绘、描金、描银、织锦、丝绸、油画等多种，一般在二尺至二尺之间，大者达十余丈。它仿佛与“水陆画”相类，是将壁画画法与形式移到布帛上，以便随时随地展开以叩拜，或悬挂家室以供奉。唐卡作为藏族文化艺术的一种绘画形式，以严谨的造型、大胆着色、流畅的线条，以及繁复而有条不紊的制作过程，让人们惊叹感喟、驻留观常。     

2013年抢救2013年抢救家书十件大事

1．“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悄然开展，全年接待观众3000余人。 位于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楼三层东厅的“尺翰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于2013年初开始接待观众，每周一、三、五下午与人大博物馆其他展厅一起对外开放，其他时间接受预约参观。全年共接待预约观众115批，加上零散观众，参观者超过3000人。     

编辑不能打盹

编辑不能打盹●陆遐老虎还可以有打盹儿的时候，编辑可不能打盹儿。编辑一打盹儿，错误就出现在版面上了。《望》周刊第１７期“珍珠滩”中纪念王国维一文，将王国维诞生１２０周年误为逝世１２０周年，想是编辑打了盹儿，同期谈苏曼殊一文，将“尺八箫”误为“八尺箫”...     

“留余”有感

在《说文解字》中，“留”是“止”的意思，“余”是“丰饶”的意思，“留余”的本义是“止于丰饶处”，其弓I申含义即凡事都要有度，留有余地，适可而止。它最早出自南宋士人王伯大的《四留铭》：“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因镌刻在河南巩义康百万庄园留余匾上而广为人知。在元明清代仍被世人奉为施政、修身、教子、营商的圭臬，由此足见“留余”思想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