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协助调解机制研究

协助调解是我国法院当下正在大力推进的一种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机制,实行协助调解是我国法院在新时期对依靠群众解决民事纠纷的调解传统的回归。协助调解在性质上仍然是法院调解,实行协助调解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协助调解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适当的协助人,事先建立协助人队伍、储备协助人资料才能够发现适当的协助人。当前,需要通过增进对协助调解必要新的认识、建立协助入队伍、发掘潜在的协助人、积极培育专业性调解组织、加大巡回审理的力度、为协助人提供适当的报酬来推进协助调解。     

新时期加强法院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

法院调解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也是根植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并经过长期司法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新时期、新任务对法院调解提出了新期待、新要求。当前,在审判实践中,法院调解要正确把握"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的科学内涵,坚持自愿、依法、民主调解,围绕"诉讼难、执行难、息诉难"的问题,着力提高法官的调解能力,实现法院调解工作的良性发展和工机制作创新。     

拓宽诉讼调解之路，落实“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

诉讼调解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诉讼解决机制，具有解决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独特优势，而现今诉讼调解制度不是很完善，既有制度本身原因，也有法院审判任务繁重等现实的原因，这需要我们拓宽思路，积极探索诉讼调解之路，本文从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方面论述，希望为诉讼调解制度完善提供一参考。     

法院调解“内卷化”与调解资源外部植入——以Q市两级法院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实践为例

在纠纷解决的资源视角下,法院调解资源的投放情况攸关调解的效能。由于缺乏传统"马锡五审判方式"所隐含的"熟人权威"资源背景,法官更多通过增加调解工作频度以弥补熟人资源的缺失,造成了诉讼调解的"内卷化"。地方实践中的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在人大代表介入调解的正当性基础上,通过常识性话语资源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为法院调解提供了"意外"资源支持的机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调解"内卷化"问题。     

当前基层法院调解制度的困境解析

我国调解制度在程序上、调解的模式上、调解协议义务人履行情况上均存在不足之处。调解必须建立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明确案件调解适用范围、规范法院调解的程序,加强立案前的调解工作,积极探索协助调解、委托调解等模式,引入有效的调解履行督促机制,杜绝义务人不当参与调解。     

悖论与必然：法院调解的回归（2003-2012）

法院调解作为我国司法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衰落之后，自2003年开始获得“重生”，我们再度进入了一个“调解优先”的时代，但此时的法院调解是在多重悖论下兴起的。在解悖的同时可以揭示新时期调解复兴的真实原因，同时发现当下法院调解的特色，进而展现出悖论背后的必然性。当下法院调解的回归是司法应对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服务于转型时期法院自身合法性构建的举措。     

委托调解若干问题研究——对四个基层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的初步考察

委托调解是我国法院为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创设的一种新的调解方式。委托调解的性质应当依法院介入调解活动的程度而定;委托调解的范围一般宜限定为简单的民事案件;委托调解应当遵循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原则、及时原则和保密原则。为了规范委托调解的实施,实行委托调解的法院还需要制订有关委托调解的程序规则。法院附设的人民调解作为委托调解的常规方式应当积极推广。     

民事审前调解程序的构建

法院调解历来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国传统法院调解中＂调审合一＂、＂调解与审判功能混淆＂的弊端,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调审分离＂的改革方案。审前调解就是实现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分离,是在立案后开庭审理之前,由法院专门调解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审前调解程序具有当事人处分权优先性、独立性、契约性、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特征,具有不同于审判程序的调解原则和程序设置。     

法院调解前置模式选择：民事审前调解

法院调解改革进程表明，调解依然应当是我国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方式。针对我国传统法院调解中“调审合一”、“调解与审判功能混淆”的弊端，理论和实务界提出了“调审分离”的改革方案。民事审前调解就是实现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分离，将调解程序前置到立案后开庭审理之前，由法院设置的专门调解机构和调解人员主持进行的调解。独立的审前调解程序具有不同于审判程序的调解原则、程序构制等内容。     

民事案件“调解优先”政策再思考——以新《民事诉讼法》先行调解制度为视角

目前的民事案件调解优先政策在实践中容易引发强迫调解问题.近期的司法实践表明,新《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先行调解制度不但无助于解决该问题,还存在将其进一步放大的风险.通过对法院调解的V字型历史趋势以及调解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地位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强迫调解的根源在于我国法官对于调解本身掌握了过强的主导权和控制力,这种权力与近年来法院面临的客观困难相结合形成了法院的调解偏好,中国社会纠纷的现实状况又给调解制造了大量的客观障碍.法院的调解偏好与调解在中国社会的现实障碍相冲突,才引发了强迫调解.在无法彻底放弃调解优先政策的现实条件下,应改革现行的法院调解考核机制,增加评价指标,将案件具体情况与当事人自然状况作为考虑因素共同纳入考核体系.     

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完善

诉讼调解是一种在某个中立者的协助下,由当事人根据自愿原则自己解决矛盾,人民法院在促进社会进步,维持社会良好秩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针对我国法院诉讼调解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力求实现我国诉讼调解与多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互补.     

法院调解与法院附设调解

我国大陆地区的法院调解与国外及其他地区的法院附设调解是两种形似神异的纠纷解决机制。基于传统法律理念及司法体制的大陆地区的法院调解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与弊端,已不能很好地履行新形势下"大调解"格局中的职责,为此,应本着科学精神与理性态度,借鉴和吸收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这些实行非诉式法院附设调解制的典型代表的有益做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院调解制度。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探析

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法院调解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制度还存在不合理之处,本文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现状加以分析,并提出合理的完善措施。     

试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

调解是我国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也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因此必须在借鉴各国比较先进的调解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调解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主要措施有:调解组织与审判组织分离,改革调解活动的启动和进行机制,完善调解的自愿原则,同时对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的效力、调解瑕疵的救济进行改造。     

和谐社会视野下法院调解的法理阐释

近年来,法院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被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和谐社会视野下重构法院调解制度应立足于对其法理的科学阐释.作为兼具处分行为与审判行为双重属性的独特制度,法院调解的程序设置应体现诉讼解决纠纷与合意解决纠纷的特性.从形式与功能上看,西方国家的诉讼上和解与我国的法院调解并无本质区别.除纠纷解决功能外,法院调解还具有增进对话功能;形成规则功能及联结法律与道德、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功能.     

法院调解改革构想

法院调解,作为以合意为基础的纠纷解决模式。有其存在的法理和诉讼理论基础。法院调解运行中出现的弊端．应着眼于重新规制调解原则、调解者角色、地位及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论法院转介调解之路径

调解系统性进入司法是现代调解运动的核心内容。各国法院在诉讼程序中通过组织和转介调解两种方式来鼓励调解运用。法院转介调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在中国,法院转介调解可以划分为立案前的委派调解和立案后委托调解两种形式。在性质上,前者属于诉讼外调解,后者属于诉讼调解。立案前的法院转介调解不宜称作委托调解。中国的法院转介调解机制运行不畅,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经过委派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通过三种附加程序而获得强制执行力;而经过委托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选择撤诉或以调解书结案。     

法院调解制度

一、法院调解制度概述 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也被西方誉为“东方经验”之美称。我国的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法院调解首先是一种民事调解，只存在于民事诉讼活动中，其次，法院调解相对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以及仲裁程序中的调解等来说，法院调解是一种诉讼中的调解。     

中国传统调解文化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

中国的传统调解文化,影响着法院的调解工作,中国的调解文化,决定了中国法院调解除具有现代法制国家的一般特点外,还应当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法院调解,必须注重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影响,发挥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积极作用。     

由ADR制度谈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

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系列困境。而ADR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有效手段,既符合我国的传统文化理念,又在解决纠纷方面具有一系列优势。因此本文提出可以借鉴ADR制度来改造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首先,设立独立的调解法官;其次,完善相关的调解规则和程序;最后,建立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