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之辩——浅析柏拉图人治思想及启示

追求一种哲学王的"人治"是柏拉图一生的愿望,在理论上,他留下了"哲学王"的政治统治方式。根据韦伯的划分标准,柏拉图所推崇的贤人政治属于魅力型统治。柏拉图向法治思想转变过程中吸收了人治思想的精华部分。先秦儒家认为人治优于法治,"人治"中包含着对法律因素的肯定与利用。在我国目前所致力的法治社会里,人治的合理因素仍应被强调。     

法治的前提

现代法治理论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尽管柏拉图在早期著作《理想国》中倡导贵族政体即贤人的人治，反对民主制和法治，但在其晚年的著作《法律论》中却转向法治主义。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则明确指出：法……     

孔子与柏拉图“人治”思想之比较

理想的制度形式与理想的道德规范相一致,是孔子和柏拉图所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然而,由于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两位思想家个性的不同,使得两者的”贤人政治”在东西方各具特色。孔子的人治观强调人际关系和道德的内化作用,最终难免会走向人治,而柏拉图的人治观则提倡理性的制约和知识的重要,它较之孔子的人治思想而言,更容易走向法治。     

“治人”与“治法”辨析

在过去一个时期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以儒家为“人治派”。法家为“法治派”，而在儒家中，又认为苟子最具有代表性．因为他第一次提出了貌似于“人治”与“法治”的概念，即“治久”与“治法”．并明确主张“有治久，无治法”。①。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愿与学界同仁磋商。一、“人治”与“法治”的由来欲弄清苟子的“治人”与“治法”思想，须先了解多少年来人们所常用的“人治’与“法治”的概念。这二者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最早由我国改良派学者介绍来的，并用以研究评价先秦德法两家的政治法律思想。本世纪二十年代…     

寄治乱于法术 托是非于赏罚——关于慎子法律思想探析

<正> 慎子是我国战国时代早期法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历史上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慎子原著在宋朝多已伕亡。我们在考证了明万历年间刊《子汇本慎子一卷》和明人《慎懋赏注慎子内外篇》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对慎子的法治思想作初步的分析。慎子主张法治,发端于他认识到“人治”的弊端。虽然,慎子认为“立天子以为天下”、“立国君以为国”,天子当立,国君当要,甚而提出法先王,从古训,这并不意味着慎子主张“人治”,相反,慎子对“人治”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说:“治     

试论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文章从“良法之治”和“普遍守法”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提出了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一些具体设想。     

法家民本思想简论

法家虽然主张法治、重刑等看似严苛的理念,但是在具体的思想上又有相应的制约与缓和,从中体现的爱民与重 民思想不应被后世所忽视.法家的“法治”有别于当代社会主张的依法治国,但其不乏可取部分,对法家思想中的民本观加以分析后,可以利用与我国的法治建设中.     

从“贞观之治”看李世民的法律思想

历史上有名的“贞观”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被称为太平盛世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而实行法治,是“贞观”致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通过“贞观”的法治,我们不但能够看到李世民进步的法律思想的实践结果,而且也可以从中得到历史的启迪。一、以“仁义”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李世民初即位,即接受其智囊魏征“王政本于仁恩”的主张,以“宽仁”治天下。在魏征和李世民看来,仁义乃理之本,刑罚乃理之末。正如《贞观政要》所说的“如理之有刑     

法治优于人治——探索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建构的逻辑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源于他对柏拉图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的法治思想,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同时,在该思想体系中,立法的目的是为保障公众利益,公民守法是该思想的理论核心.     

“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质疑——兼论先秦法律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正> 一、“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的由来在我国,对先秦儒法两家法律观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影响颇大、流传极广的观点,即“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人治和法治并不是中国法律史上固有的概念,而是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由我国资产阶级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最先将人治和法治用到先秦儒法两家头上去的,要推梁启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称儒家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称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以及“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     

《商君书·开塞》译注

【说明】商鞅,战国中期卫国人,后来在秦国变法有功,封为“商君”。后人辑录他的政治主张成为《商君书》。《开塞》是《商君书》中极为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主要阐明“世事变而道异”的进步历史观和“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的法治思想,表现了商鞅主张革新前进,反对复古倒退,主张“前刑而法”(即法治),反对“先德而治”(即礼治)的革命精神。文章根据上世、中世,下世政教各不相同的情况,说明了人类社会     

三种法治观辨析

中国先秦法家所倡行的“任法而治”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法治原则”、“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等 ,是讨论法治时经常提到的三种法治观。虽然这三种法治观都被称作“法治” ,但在治国目的、政治基础、人性假设、制度保障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     

坚持民主和法制是无产阶级的治国方针——兼论“人治”和“法治”

<正> 无产阶级治理国家是搞“人治”还是搞“法治”?我认为,既不是搞“人治”,也不是搞“法治”,而是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人治”和“法治”,这是人们对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

有关刑事法治的丰富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概括为“宽严相济,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的刑事政策论、“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的刑事立法论、“守住防范冤错案件的底线”的刑事司法论、“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犯罪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刑事法要义在吸收国际社会刑事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对中华法治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刑事法治建设与刑事法研究必须以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刻领悟和把握习近平刑事法治思想的博大精深,避免做西方刑事法治经验与理论的“搬运工”。     

对柏拉图法律思想的重新解读

传统的观点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国家,他强调哲学王统治,轻视法律,反映了他反民主的人治思想;后期他培养哲学王失败,才转而在《法律篇》中表达了对法治的诉求。本文从柏拉图生活的时代背景去理解他的思想,得出了和传统观点不一致的看法。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希腊社会混乱、道德沦丧,怎样把握真理,消除智者意见的不良影响,是柏拉图关注的焦点。因为,只有符合真理的政治法律制度才是正义的,才能使社会秩序稳定。因此,我们理解,柏拉图一生一直是在为民主法治构建理论基础,晚年他感到自己没有精力在理论上继续开拓时,才将理论转化为制度,以期后人沿此方向继续探讨。     

法治和人治没有绝对界限

“人治”和“法治”的讨论，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借鉴历史经验，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现实的意义。作为学术派别，历史上确有侧重于“人治”或“法治”的两种主张。     

法治社会的“法”与“治”

“依法治国”,“法治”为其要义。近些年来,学界政界,对法治议论者甚多,其中不乏有胆有识之高论。但何谓法治之“法”,何谓法治之“治”,何“法”可用之于“治”,“法”与“治”关系如何,法治本质与特性如何,似鲜有平心静气、细致深入之论者。就此而言,此处严存生教授之文可谓棋高一筹,令人一新耳目。文中释论人之本性,法之明善及法之属性;治之自治与善治,治之于官而非民,治出于民及其属性等等,均有学理说服与发微启迪之长。推呈学界,或能复引精粹之玉。不仅如此,意味更为深长者,“依法治国”之“法治”,究竟寓意何在?其与“法制”究竟有何不同?前者一定是观念上的进步,抑或传统“治”国之策的另一种表达?     

包拯的吏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本文从论述包拯吏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即民本主义入手，阐述其吏治思想的具体内容，重点分析了其关于“任德治吏”与“以法治吏”的基本思想，在此基础上，将其吏治思想与现代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包拯吏治思想对现代法治的若干借鉴，如法治须以民主思想为基础；现代“吏治”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更要注重吏治。     

诸葛高的法制思想与实践

诸葛亮作为刘备驾崩后蜀国的执政者,在其执政的20多年中,坚持以法治蜀,从而使得偏居一隅的蜀汉政权举政明法,在逆境中艰难生存,其治蜀的措施和效果为后代的评论家所称道.该文首先分析诸葛亮以法治蜀的因素,继而论述其法制思想与具体实践,从而展示儒法合流之后政治家身上所具有的法家气质.     

略论法制与法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为实行法治奠定了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对要不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问题,持否定态度的多,讳言“法治”的多。似乎“法治”是姓资的,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法治似乎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致使我们不敢问津,被伯“资”所迷惑,甚至不可自拔。虽然1979年、1988年,学术界对人治、法治问题进行过讨论,多数学者认为资产阶级法治可以吸收借鉴为我所用,主张健全法制,实行法治,并已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