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与法治:国家治理二元方略的互洽

在论及德治和法治间的关系时,时下舆论往往习惯于将德治看作隐匿于威权政体中的话语,是对法治的破坏和扭曲。这种看法来源于人们的文化"前见"和对现代西方法治理论非理性的崇拜。事实上,法治一语并非纯粹的舶来品,德治也不是毫无争议的"地方性话语"。应当通过对比中西法文化背景下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合法性、正当性证成路径,发掘西方话语体系下法治中的道德含量,发现东方语境中德治所蕴含的法规则意识。以此为基础,研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的方略,是在接续传统基础上国家治理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互洽证成。     

论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从人性论出发 ,法治在于止恶 ,德治在于扬善 ;从经济方面说 ,法治导致自由 ,德治导致秩序 ;从民众角度讲 ,法治 (民治 )激发社会活力 ,德治 (教民 )引导人们思想。深度思考法治与德治怎样达到内在统一和从哪些层面实现统一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论法治与德治的相辅相成

明确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在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时。也要认识到德治建设的重要性,以达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目标。     

论德治与法治的双向互动及实现保障

德治与法治是治理国家的两种基本手段,都有其独特治理优势,但也存在各自局限,且互为优势和局限,需要在双向互动的良性关系中促成德治与法治的互补与协调,以二者的最佳配置来确保最优秩序与最高效率。德治与法治的双向互动具体表现为道德与法律在精神上相互吸收、规范上相互转化、实施上相互促进。为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法治、完善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推进德治教育与法治教育等措施保障了二者的双向互动,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步伐。     

论构建完善的廉政建设德治体系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针的提出,为我们依照法治与德治两大思路构建廉政建设的法治体系与德治体系提出了实施要求。目前,完善的廉政建设的德治体系尚未最终形成,这种状况与以法治国,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针来加强廉政建设工作的总体要求不相适应。构建完善的廉政建设德治体系乃是当前工作的当务之急。     

"以德治国"方略的成因问题探析--法律视角之反思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在法律视角上分析,既有其现实原因,又有其历史原因.从现实角度看,德治的产生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法律万能倾向及其法治的弊端,而从历史角度看,德治的成因则在于法律虚无主义的传统以及传统德治的合理性,这些都为现代德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孕育于传统德治的现代德治方略并不等同于传统德治,它与现代法治并行不悖.     

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哲学思考

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论德治与法治同构的价值基础

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针,意味着德治不仅能够在国家治理中成为法治的重要辅助,以道德独有的功能弥补法律之不足,更应该看到的是,德治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共同性的价值目标,使两者在治国理政上能够互相配合与促进,产生理想的治国效果。     

论德治与法治同构的价值基础简

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针，意味着德治不仅能够在国家治理中成为法治的重要辅助，以道德独有的功能弥补法律之不足，更应该看到的是，德治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共同性的价值目标，使两者在治国理政上能够互相配合与促进，产生理想的治国效果。     

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之管见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法治与德治并重,二者不可偏废;法治与德治互补,相得益彰。实施“依法治国”,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实施“以德治国”,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在法治社会中如何做到"以德治国"

伴随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发生了剧烈的嬗变。嬗变中的伦理道德将走向何方 ?伦理道德是否具有通过调适实现自身绵延的可能 ,伦理道德应定位在多大的合理空间 ,中国将如何从伦理社会走向法治社会 ,在法治社会中做到“以德治国”。本文探讨并回答了这些问题。     

"法治"释义

什么是我们要实现的法治即法治建设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是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理论界将"法治"等同于"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给法治建设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法治不仅仅是"依法治国"或"依法行政",还包括"市民社会自治","市民社会自治"是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渊源与流变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商鞅在总结六国变法的历史实践和学者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推行的治国方针,并非秦制独然,秦始皇"焚书"又把这个传统推向极端。汉代继续了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治传统,张家山汉简《史律》更丰富了对这一传统的认识。二者的差异在于,汉朝的教育是官、私并举,儒法互通,从而奠定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教育和思想的基石。     

“法表儒质”:清代刑名师爷理案原则初探——以“绍兴师爷”汪辉祖为例

刑名师爷是清代司法正常运作的重要角色之一,故而探讨其处理案件过程中的原则,是认识清代刑名师爷本人及清代司法理念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对“绍兴师爷”汪辉祖理案时诸如宁人息讼、详审慎断、准情用法、示民以信原则精神进行了剖析,指出了其“法表儒质”特征。     

貌离而神合: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近代"法治"在法学价值上的契合

“礼治”是自西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和“礼法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礼治”表现出尊重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生命的人文主义特征和某种近代刑法原则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开明君主时期的“礼治”,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法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因自身治国理政和刑制的独特优势在人类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再探析——以巴县档案中的坟产讼案为中心

在清代的民事审判中,官府并非严格依照《大清律例》,而只是参照了《大清律例》的基本原则。《大清律例》中的相关规定除了具有参照作用外,还具有威慑作用和原则的指引作用。同时,由于民间习俗得到司法认同,官府在审断中还需考虑＂天理＂和＂人情＂等因素,州县官通常将＂情、理、法＂作为一个＂整体性＂原则来考量具体案件。因此,清代的民事审判不是黄宗智所谓的严格＂依据律例进行判决＂,也并非滋贺秀三所言的＂依据情理＂进行＂教谕式的调解＂,应该从＂法律多元＂的视角来考量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     

克服公文写作思维僵化提高依法执政和行政效能

公文是党政机关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重要工具。在公文写作实践中,存在着公文写作和处理时思维僵化的现象:格式不统一、滥用文种、照搬结构模式等等,主要原因在于文风不端正、工作中缺少主动性和创新性。改变思维僵化现象的主要做法是学习公文新法规、新标准,并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公文质量,充分发挥公文的工具性。     

晚清“公法时代”国际法学教育述论

晚清“公法时代”的国际法学教育主要包括京师同文馆的国际法学教育和国际法留学教育两个方面。无论是在京师同文馆进行的国际法学教育，还是到国外接受国际法教育的留学生们，都没有为中国国际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人才基础，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自愿推动国际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学术群体。     

良法之治－－评《良法论》

文章认为推行良法之治是法治中国的必然选择。《良法论》一书从良法及标准的学理探讨 ,良法的价值标准、良法的程序标准、良法的形式标准及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良法及法的良性化等方面对良法进行了论证。该书是一本法理学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