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社会城市理论及其教育遗产——关于小城镇伦理建构及其新农民教育的启示

伟大的城市梦想家和文明的设计者霍华德,留给后人的绝不仅仅是城市规划的无限想象力,也留给后人丰富而宝贵的教育遗产。在他的城市理论中,包含了对人类文明和伦理生活的理解和选择。他希望,通过城市乡村的构想孕育一个新的希望、新的生活和新的文明。霍氏的城市理论具有强烈的乌托邦信仰和公社情结,在这个信仰和情结中,包含着对共同体教育和自治伦理的教育精神。霍氏的城市理论是一个乡镇梦想,作为一种有限城市的典范,乡镇世界是霍华德城市梦的归宿——和谐、自由、舒适。在这里,可以实现古典希腊式的共同体政治及其教育计划。霍氏的城市规划对乡镇社会的伦理建构和转移农民的道德教育具有极其宝贵启示意义。     

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基本问题辨析

厘定道德与生活的关系是道德教育回归生活的基础性课题.道德是生活中的道德,道德离不开生活.道德是生活的构成性因素,道德不能"同质化"为生活的一个独立领域,道德挺立是建构生活意义的方式之一,生活的过程也是道德学习的过程,不能有与生活过程不同的道德学习过程.     

制度伦理教育的合法性审视

制度伦理教育是指致力于使人认可、内化并践行契约伦理的教育.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罗尔斯正义理论在教育界的影响日益深远等,它已经悄然兴起.合法性判断是对事物是否符合社会、时代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所以对制度伦理教育进行合法性判断是非常必要的.道德教育合法性判断的依据包括道德伦理合法性判断的依据和道德教育方式方法合法性判断的依据.前者具体可分为民意、文化传统和超越三重依据;后者具体可分为尊重常识道德、教育者"言行一致"、旨在于使人向善、有效性四重依据.以这些依据作为评判的标准,不难发现制度伦理教育尽管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借鉴,但它并不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基础,它的兴起不能实现其已有的承诺.     

"标语"与"告示"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最先入眼的是什么?答案一定五花八门.有人爱的是美食,有人瞧的是美女,也有人看的是美景.我这个人就有点怪,先入我"法眼"的往往是这个城市的"标语"和"告示".如果说城市是有生命的机体,那么这些花花绿绿的标语和林林总总的告示,就是陌生人和这座城市沟通的媒介,他们会无声地向你展示这座城市的零散琐碎、快乐忧愁和运行轨迹.     

《野草》中的“陌生人”世界和城市批判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和国民启蒙裹挟在世界性的城市化潮流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城市社会还处于动荡和未成形的状态中,就已经以启蒙的姿态介入到对社会的观察和批判中去。本文主要从《野草》中的城市"陌生人"形象出发,对《野草》中涉及到城市现实空间的篇章进行市民形象和城市伦理分析,探讨身处早期城市社会的鲁迅对市民底层空间的观察和反思。《野草》中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陌生人"群体,他们无处不在,形成对"精神界战士"的鲁迅构成牵制、拉扯和制约的力量;他们通过"立论"与"闲谈",形成"陌生人"的日常生活策略;他们在"物"的主宰下形成对金钱异化的群体。鲁迅对"陌生人"群体的批判体现了他在城市写作中更为重视在精神层面上对都市生活中"人"的思考和发现,从而也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市民批判。     

从熟人社群到法治社会——儒家伦理视野中的熟人社群特征及衰败之探讨

中国儒家伦理观念哺育下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群,这个熟人社群主要依靠亲情维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熟人社群必然解体,代之以陌生人的社会。本文认为传统的亲情不足以维系崭新的陌生人社会,文明的陌生人社会除了法治没有出路。     

评说街头“标语”与“告示”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最先入眼的是什么？答案一定会五花八门。有人爱的是美食，有人瞧的是美女，也有人看的是美景。我这个人就有点怪，先入我“法眼”的往往是这个城市的“标语”和“告示”。如果说城市是有生命的机体，那么，这些花花绿绿的标语和林林总总的告示，就是陌生人和这座城市沟通的媒介，他们会无声地向你展示，     

浅论中国传统思想对建立陌生人社会伦理规则的影响

本文从陌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入手分析了陌生人社会不同于熟人社会的伦理需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以儒家思想为其主导思想,但是儒家思想的社会基础是由家及国的社会模式及熟人社会。今天我们正处于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期,儒家的伦理观念受到了极大挑战,面临困境。文中试从墨家的兼爱思想中找到适合陌生人社会伦理观念为我所用。     

“标语”与“告示”

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最先入眼的是什么？答案一定五花八门。有人爱的是美食，有人瞧的是美女，也有人看的是美景。我这个人就有点怪，先人我“法眼”的往往是这个城市的“标语”和“告示”。如果说城市是有生命的机体，那么这些花花绿绿的标语和林林总总的告示，就是陌生人和这座城市沟通的媒介，他们会无声地向你展示这座城市的零散琐碎、快乐忧愁和运行轨迹。     

最熟悉的陌生人

记得一句经典的话语：爱人因陌生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有时候你遭遇的婚姻就是一个由浓情变淡漠的过程，平淡、琐碎的生活往往让我们没有了往日的激情，纷繁多姿的外面世界又在无时无刻地改变着我们，猛然回首，枕边人不知何时已变得如此陌生。     

当代国外学校道德教育状况综述

道德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兴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学校德育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为全世界各 国所重视。借鉴当代国外学校道德教育成功的经验,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学校德育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城市化升级转型中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法

从中国城市化当前遭遇的现实问题出发,参照欧美先行城市化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城市化面临着升级转型的需要,即由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形态向市场与社会保障并重的城市化形态过渡.城市化升级转型中发展社会保障、社会法的关键,是区分和协调经济领域市场化和社会民生领域非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并将民生权利化、法律化.城市化在需要社会保障与社会法的同时,也在为社会保障与社会法的建立和运行提供支持.中国城市化的升级转型,需要重视社会主义原则在民生领域的重要性,加强社会法的独立法域建设.     

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叙事性思维和儿童道德教育

长期以来,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侧重于例证性思维和抽象道德观念的灌输,其弊端是道德教育疏离于儿童的心理世界,凌驾于儿童的生活世界之上.根据布鲁纳提出的两种思维模式--例证性思维和叙事性思维及其特点,儿童的思维更多地具有叙事性思维的特征,叙事在儿童社会性和道德认识发展上起着核心作用;同时,叙事是儿童道德教育的基本途径之一.     

“虚拟环境”中的真教育——建构我国“网络德育学”的几点思考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上网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网民人数急剧增加,其中未成年人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面对网络社会中秩序混乱、规范缺失、监管乏力、泥沙俱下的事实,需要加强网络道德及其教育的研究,制定网上游戏规则,教育网民遵守网络道德.同时,教育学界亟待建构中国特色的网络德育学.综观我国网络德育学产生的生态环境,网络行为是网络德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     

当代大学生道德认知状况研究报告

本文运用问卷调查与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当代大学生各个层面的道德认知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对跨世纪的这一代大学生急需加强人文主义教育,而尤以对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意义更加重要;大学生中,女生的道德认识水平普遍高于男生;父母的文化程度与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有明显的正相关;市场经济对大学生道德认知的消极意义与积极意义并存,其消极影响有扩大和蔓延倾向;父母的职业对大学认知的消极意义与积极意义并存,其消极影响有扩大和蔓延倾向;父母的职业对大学生道德认知水平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从总体上看,大学生道德认知的发展城乡差异不显著,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加速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农村大学生适应城市化生活有关。     

新世纪大学生道德素质培养探索

当今高校教育中最令人困惑和不安的也许就是道德教育,而高校道德教育的困境无疑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既有诸如社会环境、教育导向等外在的原因,又有道德教育观念陈旧、方法不当等内因,而后者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前瞻21世纪高校道德教育,必须更新观念,创新体系,以人为本,塑造受教育者的主体人格,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发展受教育者的主体能力。必须贯彻“知行并重”,重在践行的原则。     

论心灵健康与德性成长

健康心灵和良好德性是互促互进的,对个体健康成长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关注心灵健康与德性成长,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最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儿童的心理与道德问题日益增多和日趋严重,与我们对其心灵健康与德性成长关注不够有关.作为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坚信在培养健康心灵和塑造良好德性方面,教育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且要以改革的精神、开放的心态去引导学生寻求生命的意义,确立人生的目标,过有意义的生活.     

中国当代法学教育的两极化构想

中国的法学教育面对21世纪的挑战与机遇,明显地显现出其知识结构的缺陷。针对于此,在培养法学人才 方面,应区分法律精英教育和法律常识教育。法律精英教育高于法律本科教育,取消法律本科教育;法律常识教育主 要普及于中小学教育。这样,就可以适应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和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The EU–ACP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 governance challenges for non‐state actors: the case of Malawi

The European Development Consensus 2005 contains a broad policy re‐statement of the EU’s world view vis‐à‐vis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It places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heart of its policy. The context within which poverty eradication is pursued is an increasingly globalised and interdependent world that constantly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mbating global poverty is seen by both parties not only as a moral obligation; rather as a building block for a more stable, peaceful, prosperous and equitable world, reflecting the interdependency of its richer and poorer countries. The EU has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African, Pacific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past and present, pursued a development agenda via successive aid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rrangements starting with the Yaoundé I convention, through Lomé to the Cotonou Partnership Agreement (CPA). In this article I reflect on the CPA, based on a corpus of shared objectives, principles and the Lomé ‘acquis’ in relation to Malawi non‐state actors (NSAs). I reflect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t presents and how contemplated social dialogu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NSAs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EU can translate into poverty redu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the local economy to the global economy. I conclude that unlike its predecessors, Yaoundé and Lomé conventions, the CPA acknowledges the complementary role of NSA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however NSAs in Malawi face constraints in terms of organisa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that affects their participation. What I do not do is to offer a discussion of the CPA as a whole, for that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article, but rather have focused on the governance aspect vis‐à‐vis NS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