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基于政治控制的视角

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加大了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步伐和力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民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存在一定的问题,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稳定。需要从观念、技术、手段及制度等层面对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施以政治控制,以促进公民参与的有序化。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选择

将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结合起来 ,突出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性 ,是群众观点在决策领域的升华。扩大公民参与 ,是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关键。目前 ,我国公民社会的参与程度还不高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政府的动员下参与的。因此 ,我们应当从观念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公众利益表达等层面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 ,切实维护公民参与的权利。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创新实践——以芜湖市的探索为例

为了吸引和扩大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各地政府进行了诸多有益尝试,但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芜湖市的做法是:通过开办市民心声,完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机制,建立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监督机制,搭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平台,持续加大对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专项投入,有效提升了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水平。其经验告诉我们,提升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水平,要加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建设,推动公民教育与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融合,加大政府投入。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从制度设计走向过程管理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已经成为彰显民主价值、提升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手段。寻求制度层面的突破和创新,是实现公民有序、高效参与公共决策的重要保障。然而,民主要从理想走向现实,不能仅仅停留在空泛的原则上,还必须从细节做起。公民参与的最终实现,还有赖于精良设计、行动有效的公民参与的过程管理。从制度设计走向过程管理,是实现公民有序、高效参与公共决策的现实选择。     

“二八定律”与公民参与政府决策

本文应用二八定律,基于实证分析,对我国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数量进行了初步分析,并结合实证研究数据对这种分析进行了验证。二八定律显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在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数量问题上,二八定律显示了制度对于公民参与的困扰。进一步改进制度建设,是二八定律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政府公共决策与公民参与

协商民主理论为分析解决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工具,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于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启示:要求我们从我国社会现实实际出发,增加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性.具体来说,政府要树立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完善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渠道,实现政府决策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素质和能力.     

完善公民参与 提高政府决策能力

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完善公民参与是最优选择。在政府决策中,公民在其中是否发挥了有效作用,政府的决策是否符合民众的需求,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虽然我国在公民参与的领域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改革,但是我国政府决策中公民参与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完善。怎样使政府决策达到科学化、民主化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在这里,从政治文化建设——提高公民参与意识、完善制度建设——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和推进民主科技化——搭建公民参与的技术平台三个方面阐述如何完善我国公民参与制度,从而达到提高政府决策能力的目的。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公民有序参与

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需要政府作出有效的决策,因此公共危机决策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先导和主要手段,一切危机管理都离不开危机决策。而公民的有序参与是科学、民主与合法地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重要保证。但是,现阶段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还存在许多困境:危机信息的传播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不高,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公民参与危机决策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参与政府危机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因此,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危机信息公开化,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的主动精神,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并及时有效地消除公共危机。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论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的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在《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一书中构建了一个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为公共管理者提供了5种可供选择的决策方式: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的自主管理决策,分散式的公众协商、整体式的公众协商、公共决策。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为公共管理者提供了管理的新技能和新策略,也为公共管理学者提供了一条研究公民参与的路径。中国在公共决策中如何吸纳公民参与,是公共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托马斯的模式可以作为借鉴和参考。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基于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的经验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意识的日益觉醒,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这一议题备受学者、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注。本文特选取获得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为研究对象,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出发,剖析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的过程、决策特点和公民参与的形式,总结并诠释杭州市开放式政府决策的实践作法与相关经验,认为构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机制关键在于回答好四个问题:谁参与、参与什么、怎样参与以及参与效果如何。     

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理论契合与现实对接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民主过程的本质就是参与决策[＂1]。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假设的逻辑起点出发,为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决策环境的变化,使公民参与决策变得非常必要。公民参与意识的兴起,对政府决策提出了新要求。公司必须参与到政府决策的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并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实现政府决策和民意的有效对接。     

"精英决策"模式下的公民参与研究

自1949以来,"精英决策"模式一直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前,"精英决策"具有典型的"内输入"特征;改革开放之后,"精英决策"呈现出与大众民主调和的趋向.当前我国"精英决策"模式下的公民参与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参与主体、参与渠道和参与内容的广泛性;二是参与的整体有序性和局部无序性;三是参与中的"公意"性取向与"非公意"性取向并存;四是参与的非均衡性.     

浅析公共预算过程的公民参与

作为一项重要的监督机制,公共预算对于构建一个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其中,公民参与公共预算过程对于更好、更有效地发挥预算作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我国,公共预算的公民参与度普遍不高也是一个不争事实。只有对其中的原因进行深入观察才能找出提高公民参与程度的可行性路径。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当前,为实现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破除一些与公民参与要求不相适应的障碍。     

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对公共文化事务的参与,既是现代民主精神的体现,更是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表现,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真正满足公民公共文化需求,消除政府供给机制弊端,促进公民有序地参与公共文化事务等。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仍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和问题,影响其发展。主要表现在：公民个人参与意识和能力有待加强;社区文化发展不充分,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社区文化服务体系;非政府组织发展不足,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公共文化责任意识淡薄等。为此,应通过提高公民个人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规范运作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充分发挥其作用;增强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的社会责任,鼓励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等对策,促进和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民参与。     

民生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一个地方乡村治理的新技能与新策略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应如何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事关民生的决策,应以怎样的标准、在什么时候、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以何种方式邀请和吸引公民参与?这是当今基层公共管理者迫切需要深思和回应的问题.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2005年在事关民生的公共基建项目安排上,以协商民主的方式,使公民参与到民生决策中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本土基层民主政治有了一定基础的情形下,公民参与的新技能与新策略,较好地回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即:事关民生决策时,在所辖社区范围内,对所有公民,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以设计精良的程序邀请和吸引公民参与.泽国的善治样本带给我们的启示和价值意义在于:通过设计精良的公民参与程序,赋予公民参与民生决策的全过程,从而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函数与公众的偏好相一致,保证了政府的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创新了协商民主形式,最大化了公共利益.这一地方经验,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制定和规划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与任务极具启示意义.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的价值、风险及优化策略

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可以更充分地实现公民的参与权,更广泛地促进公民的政治社会化,更迅速地推动社会问题从公众议程转向政府议程,更有力地保证决策信息的充足和降低决策执行的难度。但与此同时,有可能影响决策的公平,危及政府自主性,降低参与的有效性,削弱决策的科学性。因此,优化公民网络参与公共决策,要缩小"数字鸿沟",推进参与机会均等化;加强网络治理,促进参与环境规范化;完善相关制度,实现参与行为常态化。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的发展及其动力因素探析——基于浙江公民政策参与的实践研究

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是公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政治活动形式，体现着公民与政策体系关系的民主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急剧增加，由此引发了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的根本性变化。随着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性不断提升，政策参与的方式、途径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主要呈现四个趋向：公共政策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从个别环节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全程参与。从部分领域的政策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广泛参与，从传统参与方式到多元参与模式的创新。而决定了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方式的转变，不仅有外部力量的牵引，更是自身因素的推动，即经济发展和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使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参与愿望不断增强；NGO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推进了公共政策参与主体的组织化进程；基层民主政治的创新与发展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网络与信息技术的普及为公民公共政策参与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公民政策素质的提高为公民政策参与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智力条件。     

公共服务创新中公民参与的价值分析

公共服务创新是一种以转变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的实践探索。公民与公共服务创新之间的紧密关系,决定了公民参与对于公共服务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公民参与是增强公共服务创新合法性的重要形式;公民参与是提升公共服务创新科学性的重要途径;公民参与是提高公共服务创新执行力的有效方式;公民参与是实现对公共服务创新监督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