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低保“工作绩效的几点建议

最低生活保障的目的是克服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世界各国都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不同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此开展工作.为配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务院于1999年9月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实施了以城市居民为主要保障对象的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就几年来的执行情况看,"低保"工作的目标已基本达成,对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就"低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旨在促进"低保"工作的健康发展.     

我国“文化低保”略论

"文化低保"概念的建构与相关工程的全面推进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针对"文化低保"在实践过程中的不足,应从组织、资金、模式、方式、制度、资源等多方面加以推进。     

低保工作的实践和经验

低保是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简称 ,这一制度的建设工作经过了起步、推进和完善三个阶段。在其中的实践过程中 ,也积累了许多经验 ,例如 :顺应社会变迁 ,推进制度创新 ;打破条块分割 ,加强组织协调 ;配合宏观调控 ,促进经济发展 ;强化动态服务 ,提高工作水平。     

城市低保工作中的非规范性职务行为分析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十多年来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城市低保制度的运行中一些非规范性职务比较突出,如人情保和关系保现象普遍,材料审核不严格,公示制度未认真执行,上级主管把关不严,有＂进＂无＂出＂现象严重等等。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查找原因,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推动城市低保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走出社会流动瓶颈:低保政策目标的重构

文章以社会流动理论为视角,基于布劳-邓肯关于社会流动的工业化-功能主义视角,对当前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政策目标进行考察。结果显示:以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水平为目标的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在实践过程中日渐成为了社会流动的一个"瓶颈":不仅在"入口"方向阻碍着事实贫困者进入该政策体系之内,也在"出口"方向将低保群体凝固起来,使贫困者自身难以实现上向的社会流动。文章认为,以"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作为低保政策的基本目标的同时还需要将"促成社会成员上向流动"作为该政策的根本目标,以此全面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使之不再在贫困中陷落。     

对低保人员做义工的法理学思考

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下,提供低保是政府无条件的责任,而享受低保是受助者无义务的权利.权利义务对等或权利义务相结合的观点并不能为低保人员应该参加公益劳动之规定提供法理依据.地方政府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不能走偏,应充分贯彻中央"应保尽保"的低保政策.     

关于完善城市低保制度的几点思考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城市低收入者群体社会保障的核心。它虽然通常被形容为是我国社会保障安全网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其实它更是"第一道防线",是做好城市低收入者群体和全体国民社会保障的最起码基础。我国的城市低保制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动态管理"。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2240.9万人(1028万户)城市居民享受了城市最低社会保障,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     

发达国家的工作福利制对中国低保政策的启示

20世纪末,很多发达国家都对原有的社会救助政策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共同趋势就是在社会的最后一张安全网中实行了工作福利制。虽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改革背景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随着低保制度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有劳动能力者被纳入低保范围,一些原有的消极救助政策在今天已不适用,我国应借鉴国外的一些积极的救助政策。     

基层协商民主路径下的农村低保政策执行纠偏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将"弱有所扶"上升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目标。农村低保政策作为我国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内容,在保障农村困难群众基本生存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兜底"作用和"安全阀"功能。剖析各地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发生的一系列偏离问题不难发现,根源在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决策体制,政府有时滥用自由裁量权而忽视民意,村民被拒之于决策"门外"。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和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创新实践表明,通过基层政府与村民充分的讨论、评议和协商,可以最大化限制政府滥用自由裁量权,培育公民精神,打造协商共治的基层公共治理新格局,并为建立农村低保政策执行纠偏机制提供有效路径。     

完善城市低保 构建和谐社会

提高城市贫困居民的生活状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意味着针对城市贫困居民的社会救助正在向制度性转变。该项制度在实践过程中,由于低保对象和制度环境的影响而产生了很多问题。本文在社会调研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分析了目前城市低保群体的现状和实施城市低保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规范、管理、宣传、呼吁四个方面提出完善城市低保制度的一系列做法,以供参考。     

精准扶贫与农村低保的制度绩效问题

当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巨大成绩,主要原因来自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市场化。中国设置了双重反贫困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含特困人群救助制度)和精准扶贫政策。前者是对所有家庭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农户进行无条件的"补差",后者则是对低于贫困线农户家庭进行的以生产为主的帮扶。当前全国农村低保制度已经十分完善,成为最大的惠民工程之一,扶贫政策成效却不能让人满意。造成低保制度与扶贫政策实践制度绩效巨大反差的原因在于扶贫政策本身的设计缺陷,包括贫困户识别偏差、数据库管理僵化以及目标错位和制度错位。在已经形成相对健全完善的农村低保制度的情况下,扶贫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区域开发,而不是具体帮扶农户。     

走向一体化的反贫困政策框架——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衔接的路径与趋势研究

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两项政策(制度)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也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目前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衔接存在如下问题:"两线分离"、"两库分离"成为一大难题;扶贫与低保衔接可能变成完全或主要由低保兜底;低保对象缺乏内生动力影响两项政策(制度)的衔接;体制分割、整合不足影响两项政策(制度)的衔接。应逐步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政策框架,并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制度的有效衔接。     

解决好农村贫困人口低保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眼长远的重大决策，是深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的战略部署。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该注意解决好农村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     

浅析“低保”的持续性

城市贫困人口的不断增加,是每个国家都不能回避的严峻的社会问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问题显得格外沉重.如果解决不好,势必造成社会的剧烈震荡.针对我国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和结构调整出现的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镇贫困人口增加,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实际问题,国家改革和重建了社会保障体系.     

成都市农村低保实施现状概述

为了实现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发展,近年来,成都市农村低保制度有了较大发展,但无论是低保人数还是低保资金都与城镇存在很大差距。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缩小城市与农村低保的差距,需要在资金保障、法治和管理等方面加强。     

农村低保对象动态监管研究

我国农村低保制度自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作为其中最为重要一环——农村低保对象的动态监管,该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农村低保实施现状与制度设计初衷偏差较大。文中从低保问题所呈现出的社会案例入手,再对低保制度的动态监管主体、逆向激励效应、低保资金来源单一以及动态监管难以进行实时跟踪等方面分别作出提问并提出解决对策,对我国农村低保对象的动态监管进行质疑与解答。     

论城市居民低保制度运行机制的完善

城市居民低保制度在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权益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在运行过程中,也遇到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低保标准偏低、各级财政分担比例不够合理、信息化服务网络尚未形成、法制化建设相对滞后等方面。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低保制度运行机制,应建立低保标准动态增减机制,健全各级财政分摊体制,建立科学、规范的信息管理系统,并且努力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与社会监督机制。     

低保家庭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政策

正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3〕35号)要求,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43号),从2013年起,对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     

贯彻落实低保政策 助推农村脱贫攻坚

<正>贵州是全国全面小康建设任务最艰巨困难最大的地区,贫困发生率之高、贫困人口之多处于全国前列。减贫脱贫任务十分艰巨。2014年,贵州吹响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冲锋号角。2017年,贫困发生率下降到7.75%。2018年再次减少贫困人口14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3%。贵州省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全国最多,朝着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目标迈出了关键步伐。在实施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贵州省探索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经验与举措。     

试论侦查工作成本与侦查工作可持续发展

要通过大力加强刑事技术工作,提高侦查破案的科技含量,树立信息导侦意识,完善"网上作战"机制,狠抓刑事特情、阵地控制工作,提高侦查队伍发现、控制和打击犯罪的能力,不断加大技术成本投入,降低侦查成本;要通过落实"三个必训"制度,建立健全刑警教育培训机制,加大侦查人员刑事技术知识的普及力度,强化侦查人员的诉讼意识和证据意识,加大对计算机及网络信息知识的培训,加强侦查民警警事技能培训,不断加大素质成本的投入,降低侦查成本;要通过强化"由人到案"侦查机制,建立"主侦、主勘、主审"责任制,不断完善"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不断加大创新侦查机制的投入,降低侦查成本,最终推动侦查工作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