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宪法逻辑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之中,是一个相关价值理念、制度规则、运作实践交织叠加的动态性演化、历时性发展、阶段性超越过程。“以宪法为核心”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首要考量和必然逻辑,有着深厚的法理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是衡量是否“以宪法为核心”的三维判断标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不同宪法相抵触”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两种立法表达;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审查、宪法监督中的合宪性审查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两种保障机制。     

论明治宪法宪政模式选择的内在原因

日本明治宪法之所以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 ,其内在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即维新政权的渐进方针 ,自由民权运动的推动 ,日本的权威政治传统 ,以及最终通过井上毅的“知国治国之说法”体现出来的日本传统文化与外来宪政模式的融合。     

从“道德宪法”到“政治宪法”——一种税权控制的研究视角

在“人民主权”理论成功解释“制宪权”问题的背后,却暗含着宪法权威之上还存在更大权威的内在逻辑紧张与悖论。为此,有必要解读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传统,谋求新的视角来获得理论补救。在从“道德宪法”到“政治宪法”的分析过程中,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和国家税权的控制一并进入到了宪法的视角,并成为“自由法治国”的重大理论课题。因此,必须以“财产权—限制财产权—限制限制财产权”为主线,超越民主程序的局限,谋求税权的宪法规制。     

新时代中国宪法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课题——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重要文章的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重要文章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了我国宪法制度发展历史进程和实践规律,指明了宪法实践发展进路,进一步丰富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在新中国宪法发展史中,社会变迁与宪法演变相互影响,形成了许多规律性认识,并在新时代得到了深化。文章的核心要义是,要继续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宪法基础。宪法学研究要回应新时代的新课题,将这些从实践中提炼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学术化、体系化和精细化,推动形成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切实提高我国宪法理论的解释力、说服力与国际影响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逻辑

现行宪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有机统一的宪法规范体系和宪法保障体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入宪,到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入宪,再到形成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核心的宪法规范体系,现代化话语贯穿于我国宪法制定、修改与实施的历史进程。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和对国家目标的表达,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语境。宪法正文中的基本国策规范、基本权利规范、国家机构规范等,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规范基础。全面实施宪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保障。为更好发挥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应认真对待宪法文本,体系性地运用宪法解释学方法,深挖宪法基础范畴与概念,建构具有历史意识、面向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宪法理论体系。     

宪法全面实施的学理内涵及实践逻辑

宪法全面实施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程.但要保证宪法全面实施,需要我们首先明确宪法全面实施的学理内涵及其实践逻辑,其中,法律的实施方式是宪法全面实施之方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是宪法全面实施的模式,中国特色宪法实施之路是宪法全面实施的道路选择,依法执政是宪法全面实施之关键环节,宪法解释是宪法全面实...     

宪法权利的逻辑构造——分析法学的诠释

本文在分析法学的层面上,以霍菲尔德的权利分析理论为框架,对宪法权利的逻辑构造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展开分析。在权利的“纵向”维度上,宪法权利的逻辑构造表现为:宪法性原权利———宪法性救济权这一逻辑上的链接关系,国家公权力对宪法性原权利的侵害是这一链接的关节点;在权利的“横向”坐标上,宪法性原权利的逻辑构造表现为四种法律关系,而作为宪法性救济权的请求权制度的逻辑内核是“要求———义务”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关系能否实现是判断宪法性原权利实效性的依据。传统宪法学上对宪法权利的分类虽然不乏积极意义,但因过于简约而遮盖了人权的丰富内涵,对于这种分类的理解亦不可过于绝对,因为诸多宪法权利在逻辑形式上均具有类似的构造。     

“文化宪法”的逻辑

宪法确立了什么样的文化国策,便存在着相应的文化基本权利观念,并通过相应的文化国家机构实施这些基本权利,从而造就了相应性质的“文化国”.其中,文化国策可以分为“威权型文化国策”和“法治型文化国策”两类;在前者看来,文化基本权利被理解为是一种由“国家”自上而下给付的“积极权利”和(狭义的)“社会权”,文化国家机构便围绕这一“给付”,从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消费各个环节保障文化基本权利的行使按照国家的意志进行,由此诞生了“一元文化国”;在后者看来,文化基本权利包括“自由权”和(狭义的)“社会权”,文化国家机构在遵循国家“中立原则”前提下,保障、给付、救济文化基本权利,由此造就了“多元文化国”.     

隐私权:从民事权利到宪法权利——兼议民事权利与宪法权利的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法隐私权较早出现,而宪法隐私权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相继为各国所确认。这样的发展顺序是否意味着宪法隐私权是由民法隐私权发展而来呢?通过对两项权利先起与后起原因的历史分析可知,两者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并且在事实上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但是,两者在价值上又是同源的,两者的差异不过是隐私权价值在不同领域的体现。民法隐私权和宪法隐私权实际上是既相互独立,又在价值上相互关联的两种权利。民法隐私权和宪法隐私权之间关系的解读,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民事权利与宪法权利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     

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

当代中国主流权利观念未能摆脱西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潜含的道德隐忧,加之与中国集体主义传统的不适,而成为当下社会道德困境的一个助推因素。因此,结合中国实际改造这一权利观念,尤为必要。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人与共同体的逻辑关联和历史互动中产生的,它内含着共同体伦理。人权的实现,有赖于共同体的正常存续;而共同体的正常存续,又立足于共同体成员履行其对于共同体义务的基础之上。宪法作为共同体存续的根本规则,其核心使命之一在于以宪法义务体系确认那些旨在维系共同体存续、以确保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则。这些与共同体存续基本规则直接挂钩的义务,即"宪法内在义务"。这一义务的履行,不仅是达到共同体生活目的的手段,其本身也构成共同体成员的"生活方式"。转型期的宪法应围绕此采取妥适路径回应社会道德困境。     

从法治走向善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激励之下,21世纪中国治理模式演进为以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为特征的中国式善治。善治的中国模式包含了多重治理系统的内在逻辑,即执政党治理制度化、政府治理法治化、社会治理的协同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化。善治的中国模式呈现出坚持党的领导和推进执政党续造、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迈向幸福生活的政治图景。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与文化政治问题

在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的阐释模式之中 ,“现代性”的模式实际上具有独特的阐释力量 :一方面 ,它能够穿透曾经被既有的现代性阐释置于盲区的“革命文学”以至于后来的“文革文学”;另一方面 ,其对学术视野的开拓亦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基本主题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解放政治”而到“改革时代”的“生活政治”。 9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主要包括 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与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同与话语政治以及文本策略与文本政治等等     

当事人确定标准再构筑

民事诉讼法学界普遍认为,当事人概念应从程序上加以把握。以此为前提,诉讼中以谁为当事人显得尤为必要。在冒用姓名诉讼、以死者为当事人的诉讼当事人确定理论的适用,表明了各学说在具体案例中有灵活适用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对审判实务中具体情况的分析,更说明了当事人确定理论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及意义。     

从理论向实践的回归——论我国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的排列顺序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 ,犯罪构成理论应该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功能 ,但我国的犯罪构成却难以发挥其实践功能。对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重新排列我国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的顺序来解决。新的犯罪构成应按照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主体的顺序排列。     

从圣经神学人格到宪法上人格权

从宗教、圣经神学语境下棼梳出的“人格”经过无数个历史时期的拐点和启示，终于演变成为当下司法实践所关怀的“人格权”。人格问题从一种宗教争议的裁决一政府行政的操作一政策的表达一转化为国家法律。圣经神学人格从宗教的创识到私法人格权的演变，再到宪法上人格权的创设，使得民主法治国家基本权利体系更加完备，更能够维护或获得普世人性的尊严和恩泽，促进人世间无论种族、肤色、贫富、民族、语言、宗教、信仰享有平等的人格自由的发展权。     

终结过程中的裂变与新生——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综论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可以概略地分为"流动农民"、"在乡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等三大类。由于社会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的社会空间场域不同,三类农民卷入中国农村变革大潮的现实遭际与个人体验有很大的差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分化。在现代性获得过程中,农民文化人格的裂变与精神结构的新旧杂陈,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激烈而复杂,其历史命运也将迥然有别。具有历史过渡性特征的农民形象的出现,既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历史产物,也是新世纪乡土作家以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选择和艺术洞察力,捕捉历史机缘,透析农民文化人格裂变的艺术创造与乡村想象。     

宪法泛政治化的逻辑归谬与历史反思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创立的“政治问题不审查”之宪法惯例及与美国宪法传统相契合的政治观,将对宪法正当性的逻辑判断转读为对于主体的道德依赖,其生成的逻辑结构未免带有强迫性,导致宪法的泛政治化。近代旧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亦然:宪法“移植”使得“应然宪法”性状无法获得“实然宪法”有效地证明,则悖论产生;“自上而下”的立宪路径和权力本位,使得宪法缺少正当性基础;明显的“工具性”特征,造成“政治”与“宪法”的“目标冲突”,形成“体”和“用”的二律背反。事实就是:宪法的泛政治化是一个世界现象,防止宪法泛政治化,宪法司法化具有价值上的合理性,但以司法化为导向的中国宪政目标之实现尚需经历一个长期的准备阶段,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悲观主义和冒进主义。     

法学视野中"人民币"改称"中元"的必要性论析

在近年的"两会"上,部分政协委员分析了"人民币"名称的缺陷并提出将"人民币"改称为"中元"的合理性.但他们多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或只是感性地提出这一问题,从法律角度比较系统地探讨这一问题的还不多见.从民法、商法、经济法、法经济学、法人类学等视角审视了"人民币"改称"中元"的必要性和意义,并得出初步的结论.     

论20世纪末叶的审丑文学思潮

本从20世纪末叶的中国学多元的发展态势中发现了其共同性本质，即从统摄艺的感性学角度看来，这共同性就是审丑，其具体表现为：学审美论在新时期的张扬发展，最后就导致了自身的悖反－学审丑思潮的出现；学由初期的局部审丑到中期的全面审丑，新时期学尤其是是锋锋学的审导意识和特点与近现代学中对丑的展览和欣赏具有不同的表现，从而导致中国学在世纪末发生了根本性的美学变异。     

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群众”探微

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国家相比有较大不同,集中表现在“群众”这一过渡环节.从空间角度来说,“群众”无疑彰显了中国的政治特色;从时间角度来看, “群众”既是臣民时代的终结者,同时又叩响了公民时代的大门,其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过渡者的角色.本文分析了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群众”的政治内涵,探讨了中国特殊的政治演变逻辑,提出了中国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