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

进入 2 0世纪以来 ,世界经济加快发展 ,在科技革命的有力推动下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借助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呈现出新的特点。关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 ,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动态的把握。     

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再思考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断地壮大和发展。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出现,正好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在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调整和演变,并非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大趋势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这种代替的现实可能性正在逐步增大。     

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因素,如合作经济、对经济实行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制度的广泛推行、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三大差别的逐渐消失、征收高额累进税、资本社会化等为这个观点提供了佐证。准确把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对于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以及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科技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新变化

新的科技革命充分体现了“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推动作用。这一作用，提升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同时也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产生着深刻影响。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也引导当代经济走向全球化。     

论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社会因素”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事实证明,在其母体的内部确实孕育着"新社会因素"。这些因素虽然还不足以使资本主义的性质得到根本改变,但作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社会因素毕竟在逐渐积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不可动摇,也要看到当代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将是一个漫长过程。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公有制经济的再认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既是我国的历史选择,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简析“国家资本主义论”的理论误区

认真剖析"国家资本主义论"基本观点背后的理论实质,可以发现"国家资本主义论"在理论上存在三个误区:一是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二是混淆了两类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三是混淆了两条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西方学者提出"国家资本主义论"的实质在于通过混淆概念,转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以达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护的目的,进而掩盖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事实。     

从生态危机论到双重危机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评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自产生以来,一直把聚焦点对准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但在不同的时期,其分析的思路有很大的区别.前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沿袭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以异化为核心的思路展开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而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力图把这种分析建立在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较之前者而言,后者的分析更加深刻和更有理论力度.     

布迪厄的国家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策略的批判

布迪厄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用独特的资本、场域、符号权利、误识等概念来解读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策略.他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元资本的持有者,场域的聚合体,符号权利的垄断者;学校在国家的权力运作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误识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的最好途径.布迪厄从多个维度揭示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维持统治的根源,为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实质,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理论视阈.     

“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精神动力——里亚·格林菲尔德对韦伯的挑战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另类视角,认为起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赋予了宗教伦理重要的经济内涵。2001年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重新审视作为观念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虽然都是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两人在观点上还是存在着许多的不同。     

论所有制性质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公有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党的十五大召开以来,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取得很大进展,目前进入攻坚阶段。要完成攻坚大任,必须在理论认识上前进一步,即对所有制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要分清资本和资产的关系;正确认识所有制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在所有制关系中的地位;不要简单地根据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来划分企业的性质。要正确认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国家所有制、劳动共同所有制、社会基金所有制三大类。     

传播要素视角下网络衍生舆情成因的多维分析

衍生舆情是近年来网络舆情所呈现的新特点,尤其由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衍生舆情的出现几乎成为一种必然,其所造成的“二次影响”甚至超过原生舆情,给舆情危机的防范和应对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基于此,从传播要素的视角探讨在由突发公共事件引发网络舆情中出现衍生舆情的成因。研究认为,突发公共事件是衍生舆情出现的前提,其模糊性、关联性和刺激性会对衍生舆情产生直接影响;政府、媒体和公众是衍生舆情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信息传播中它们基于各自利益诉求而呈现的不同行为逻辑是衍生舆情产生的根本原因。     

建立铁道公安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研究确立公安学学科体系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忽略铁道公安学,这或许是因为它指导的是铁路公安工作实践,而多数人对铁路公安工作了解得太少,同时铁路公安工作和铁路公安教育宣传得也不够。实际上,建立铁道公安学是有着其实践依据和理论基础的,建立铁道公安学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     

试论民间防范组织在社会治安防控中的作用

民间组织是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主体之一。在构建"打、防、控"一体化的综合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过程中,除了发挥公安机关的主导地位外,还要充分依靠治安保卫委员会、治安联防队、单位内部保卫组织、保安服务公司等各种非政府(民间)组织,充分发挥其在构建治安防控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公众网络反腐倡廉价值观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成都地区的调查数据从期望价值和实际效应两个层面探讨了公众网络反腐倡廉价值观的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众网络反腐倡廉价值取向强度总体上属于中等。公众对网络反腐倡廉的积极作用具有较高的期望,但对其实际作用还不满意。男性、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具有网络举报倾向、知晓政府网络举报平台的公众对网络反腐倡廉具有更高的价值期望。政府明确的态度和政策有助于增强公众网络反腐倡廉的期望价值。文化程度、举报人责任、政府网络举报平台知晓度以及举报人安全制度对公众网络反腐倡廉实际效应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升网络反腐倡廉实际效应的对策应从两方面进行：政府层面,要鼓励公众有序参与网络反腐倡廉行动,制定公众网络反腐倡廉行为规则,营造网络反腐倡廉的积极氛围。公众层面,要增强责任感,规范网络反腐倡廉行为,提高网络反腐倡廉技能。     

“中国模式”之我见

中国模式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还处在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它从经济层面建构了一种崭新而高效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政治层面建构了一种全新而有效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从文化层面则建构了一种开放包容、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理论先行、上下联动、刚柔相济、增量改革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     

浅析制约治安学发展的因素

目前我国治安学学科体系已初具规模,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有相当数量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并能从不同学科的视角,以新的思维方式研究治安学的有关问题,为治安学的理论研究注人了新的活力。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治安学的发展,制约其发展的因素主要有：研究对象不够明确,学科性质模糊不清,基本理论研究深度不够,教材建设存在问题,教师队伍不够专业。     

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风险分析及路径选择

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是对传统行政审批方式的替代和扬弃,但它同时也面临着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而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的关键在于理念再造、制度再造、体制再造和机制再造。     

论政治民主与政府公共关系

政治民主是政府公共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实现了政治民主,政府才能顺利开展公共关系工作;而政府公共关系对政治民主的建设与完善具有促进作用。正确认识政治民主与政府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必须牢固树立“官”“民”平等的思想。     

Factors Explai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dget Proces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which factors explai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budget process in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particular, we investigate which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promote public engagemen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dget process. Using a sample of 93 countrie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rnet penetration, population diversity, governmental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budget transparency determine opportunities for public engagemen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dget process. In addition, we show that not only budget transparency promotes public participation but also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budget transpar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