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法与道德的现实冲突

中华五千年的礼法文化养育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传统，厚重的历史沉积使国人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人们在思想、行为的同时，不自觉地运用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去进行价值判断。本文拟从曾经发生在某大学的某个案例说起，对该校的处罚决定所依据的内部管理细则及其合法性提出疑惑，指出该细则是根据道德价值标准制定的，不能因此侵害学生的受教育权和隐私权，进而辨析了在当代中国法与道德的现实冲突。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判决结果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法官职业的道德义务和美德

司法伦理是一门探讨法官道德责任义务的学科。法官只有具备了美德才具有道德价值。司法伦理掌握司法本身的道德性及其理性价值、伦理关系和伦理评价,是对司法、文化与法官间的协作以及一系列共同、基本的伦理价值、规范及态度之基础的寻求和建构。司法公正既意味着维护公义也意味着“善”。对于法官的道德要求,就其形式而言,都试图将法官塑造成为比现状更加完美。司法的本体世界就是一个道德世界,是法官所从属的真正在职业精神上自觉的世界。法官生活的道德标准惟有借助于司法伦理才能形成,司法伦理的目的是为法官自身建构一个与其职业相关联的秩序。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判决结果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的困境

在司法实践中，“道德法律化”判决结果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其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尚需探讨。本文以许霆案为素材，从其价值层面分析“道德法律化”中隐含的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阐明其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的潜在威胁及其对“合法、独立、平等”的司法原则之核心价值的影响。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从事实层面上看，正是“道德法律化”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道德态势与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我国接受西方法治思想与模式原因的新解读

道德的“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的需要量是成反比的,即道德的“自我”单位越小,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就越大。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控制。某一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影响该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德治控制模式;西方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法治控制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所选择的德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反,并高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德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差;西方社会所选择的法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一致,并等于或低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法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发生反向渐变,因而社会从对德治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对法治模式的追求。     

经济形态与道德效益关系之探索

道德效益是指道德调整社会生活的实际状态或结果与社会道德目的或道德理想之间的重合程度。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着该社会的伦理文化精神、道德在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行为主体道德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状况以及道德结构，从而对道德效益的实现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社会经济形态转型时期，各种道德目的、道德价值评价标准以及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存在，无疑将影响到道德效益的实现。因之，科学地解决这一系列矛盾以提高道德建设的效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宪法的道德之维——兼论宪法的普遍低度道德法则

道德是宪法的价值基础。作为一般性的普遍规则,宪法必须遵循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则,这些法则构成宪法的合法性标准。宪法的道德价值不可避免地与理性价值相结合,宪法的道德思维是助就这种结合的内在因素。作为规则,宪法必须被解读,任何宪法的解读都是人的解读,因而都是道德的解读,因为人都是道德的人。     

医院文化建设是优化医院道德环境的主题选择

近几年由于医学不断进步及社会风气变化给医院的道德环境建设带来很多新挑战,同时医院管理和道德教育的不足等多种原因致使医院的道德环境建设面临新问题,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形象受到一定的影响,急需优化医院的道德建设。医院文化建设应引导医护人员价值选择、行为规范等方面着手,将其当成优化医院道德环境的主题选择。通过医院文化建设达到医护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思想道德观念,建立健全医院文化建设机制,并利用适当的激励手段、方法来达到强化医护人员价值选择、行为规范和优良医远道德环境的最终目的。     

当前道德价值取向的宏观导控

适应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健全的发展要求而进行的道德建设,应依据市场经济的内在道德必然性和道德必要性,发展、强化、充实和提升它所内涵的道德原理和道德价值取向。然而,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价值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伦理精神还必须立足传统文化的道德。我们必须找到市场经济与民族道德价值系统的契合点,构建一个以民族道德价值系统为本位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运作要求的道德体系。具体说明,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道德价值取向进行宏观导控。     

论法的价值划分

法的价值依托于价值的内在界定,离不开与道德的比较。法的价值有多种内涵,并且有多种划分标准,其中形式价值、目的价值、评判标准是较为有意义的学术研究视角,值得深入探究.     

论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基于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

实定法所确立的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标准尚有缺陷,不能适应各地方因地制宜的治理需求。已有学理研究成果过于"重技术"而"轻理论",缺乏深层次的价值指引,难以回应以上现实困境。公共服务理论为解决央地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在公共服务理论下,国家长久执政的正当性前提在于向人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国家行使立法权的目的在于组织公共服务,央地立法权限的划分同样应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中央立法的定位系制定为提供公共服务所设置国家机构、组织、制度等内容的框架性法律和部分直接规范公共服务的组织、运行的细则性法律,地方立法则系制定细则性法律。央地之间细则性立法事项的权限划分应当以"便利服务"为标准。     

社区文化对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影响

社区文化作为一定的社区规范、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地域心态等，对社区内学生的道德社会化产生着重要影响。社区文化影响学生道德社会化的机制是文化传播。社区文化影响学生道德社会化的途径有家庭、学校、社区学生同辈群体、社区大众传播媒介和社区文化设施。社区文化以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影响学生道德社会化的进程和价值取向。优化社区文化是促进学生道德社会化正常发展的保证。     

关于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的质疑

关于法律是否必须接受道德评价的问题,历来争论无休。在此,正义是法律与道德两者均关涉的问题,然而对正义的解读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与此同时,法律本身是社会现实问题,事实上,法律完全可以是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即法律完全可以是非道德性的现实存在,法律并非必须要接受道德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其存在的标准。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价值,主要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以自身需求为基础的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中国传统价值观主要有以下特征:道德至上的价值标准,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家国同构的价值模式.这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重视道德的作用、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压抑了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忽视了法律的作用,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限制了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论监狱文化建设对罪犯的道德人格塑造

培育罪犯高尚的道德人格不仅是监狱文化的价值追求，也是监狱文化真正成为改造罪犯内在动力的保证。培育和塑造服刑罪犯的道德人格，既要努为构建先进的监狱文化，增强罪犯的道德情感，强化罪犯的道德责任；又要通过制度创新，维护和最大限度地发挥罪犯的创造力。     

论法治的道德保障

依法治国方略确立以后,我国的社会运行已走上法治轨道。但在依法治国实践过程中,法治状况 尚不理想,有必要建立完整的道德文化体系,提高全民的道德水平,并在公权行使者中形成公认的道德判断标准,因为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必然蕴含着道德精神,道德建设与法治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富勒的程序自然法及其法治价值

法律的道德性是富勒法律思想的核心。富勒将法律的道德性区分为法律的内在道德和法律的外在道德。富勒主要论证了法律的内在道德,提出了程序自然法的概念。程序自然法最大的价值是为法治确立了一套程序标准,即程序法治八原则,同时程序自然法也为良好的实体法的制定提供了程序保障,为实质法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国际商事活动道德约束的刚化

国际商事活动除了受利益驱动,还需接受道德等社会规范的约束。商人通过将道德义务转化为合同义务,或者通过拒绝与不道德的公司交易,使道德对国际商事活动的约束刚化。商事道德约束范围的扩展和约束效力的增强反映出商事组织向善的进步趋势,也表明了经济实力对商事道德标准的确立和实施的影响。国际商事活动道德约束的刚化也反映出道德在全球治理中的价值引导和规则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