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权分立制度与我国议行合一制度之比较

由于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等的差异,不同的国家所实施的国家管理形式会不相同。美国实行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中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政治体制。抑恶功能是前者的价值理念,扬善功能是后者的价值理念。它们在实践中都有所长,有所短,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权力位阶视域下"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的分权比较

"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是两种不同的政体组织原则,同时反映国体与政体两方面的性质.透过权力的位阶分析,可以发现,两种原则下的分权对人民主权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正是在反映国体性质这一层面上,两种类型的分权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从“议行合一”走向“议行分立”

议行合一制作为我国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之一,有其学理上的合逻辑之处。中国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基本符合马克思针对巴黎公社所论述的议行合一制。这一制度固有的弊端以及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昭示我们:从“议行合一”走向“议行分立”,已是大势所趋。     

浅谈议行合一制度的优越性

议行合一与议行分离相比，有一定的优越性。为更好地发挥议行合一制度的优越性需要理顺人大与党、人大与政府、人大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性质考辨

＂议行合一＂概念由董必武首先提出,指立法和行政的机构与职权的双重合一。巴黎公社没有正式实行过议行合一原则,列宁的苏维埃政权亦如此,并且马克思恩格斯否认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它不能为议行合一提供合法性证明。另外,马克思恩格斯对议行合一并不认同。     

人大制度组织原则的精神实质再辨析

"议行合一"是我国人大制度的组织原则。"主权不可分割"的原则和实现人民主权的目标,以及政权组织系统中的权力机关在法律和事实上的至高无上和不受其他机关钳制的地位,是"议行合一"体现的根本政治内容。"合一"是权力所有关系向权力机关的统一,不应以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在职能、机构、人员上的分与合等外在特征为评判标准。这是"议行合一"的精神实质所在。     

从《广东省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案例看政策制定过程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广东省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案例进行展开。首先,回答WHAT和WHY的问题——广东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是什么,为什么会在1994—1998年在广东出现此制度？而在2003年对补偿制度的完善是怎样,为什么又会在这样的时间出现这样的修复？进而运用混合等模型对以上问题进行理论层面的解释。第二,回答HOW的问题——运用公共政策层级系统理论,从宏观上回答补偿制度如何完善？第三,继续回答HOW的问题——综合运用理论模型,从微观上回答如何通过具体措施完善补偿制度？     

对接“草根”民主 构建和谐社区——关于鼓楼区社区党建“议行合一”机制的理性思考

鼓楼社区党建对接“草根”民主形式——“议事会”和“党员服务站”,使“议”和“行”得到衔接,形成了新的社区党建运行模式,呈现出基层党内民主与社区民主政治形成互动发展的状况。“议行合一”机制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有助于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与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区别分析

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思想是在西方代议制下的三权分立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而萌生的，但五权宪法思想是孙中山为了纠正三权分立制度的弊病而创建的，因此两者并不是简单的量上的区别，二者有着原则性的区别。     

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审视与健全构想

当代宪法和宪政发展的一大世界趋势,就是建立、健全、创制具有活力和效率的违宪审查制度。文章在中国现行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建构中,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构成其制的内在机理以及其运作的效力等方面,需要在世界性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健全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构想。     

我国西部地区青少年健康及营养膳食知信行研究——基于西藏、云南、上海三地的比较分析

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的形式,运用数据统计法等方法,对西藏自治区白朗中学和云南玉龙县石鼓镇中学的中学生的整群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和上海区县的青少年相比,西藏和云南部分区县青少年营养知识知晓率普遍偏低,膳食营养知识尤其缺乏。初中生的营养态度不令人满意,同时存在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据此,我国西部地区青少年营养知识和态度仍有待丰富和改善。有关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当地青少年营养膳食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饮食行为的形成,预防青少年近远期慢性疾病。     

知识产权刑法实效的社会心理背景调查与分析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逐渐得以完善，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其社会实效却不尽如人意。其中，社会公众缺乏相应的法律信仰则是影响知识产权刑法实效的社会心理障碍。从实证调查结果来看，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刑事立法的认知程度、法律价值取向、法律信用度等因素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     

强基计划的正义成就、困境与发展路向探讨——基于社会正义原则理论的分析

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的正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2020年,强基计划出台,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工作随之告一段落。近年来,强基计划进展顺利,试点学校不断增加,审视其正义问题有其必要。立足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经验,结合戴维·米勒的社会正义原则理论,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强基计划在目标设计中彰显了“应得”的正义原则;严格的招录程序设计体现出程序正义之价值;全面把握招考改革经验、屏蔽复杂背景影响和多程序协同推进则强调规避“制度背离”。然而,尽管强基计划坚守程序正义,却在不同正义原则之间顾此失彼;尽力规避的“制度背离”实际上也难以避免。强基计划的进一步发展还需从平衡正义原则和防范“制度背离”两个方面入手。     

内驱与外引：层级视角下乡村治理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贵州省石阡县S村“村社合一”的个案分析

乡村有效治理是一个多层级、有重点、分阶段的“内外兼治”过程,既要有外部引领,更要有内生动力。当前,技术赋能和制度赋能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制度条件,乡村内生动力的生发更多地有赖于具有能动性的乡村内部主体,并集中表现为一种“领导激活—资源整合—治理内化”的驱动机制。在乡村治理的操作层面,村干部的变革型领导力是有效激发村民内生发展动力和乡村自主治理潜力的内生驱动力;在乡村治理的组织层面“,村社合一”是有效整合乡村既有和潜在资源的核心组织模式;在乡村治理的制度层面,党建引领村庄多方主体参与共同生产,是有效推进村庄治理内化的重要参与方式。乡村治理三个层级的统合推进,将整体驱动乡村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     

突变理论视角下社会安全事件的分析与应对

在各类突发事件中,社会安全事件直接威胁我国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但因现阶段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以及国内外多种冲突交织,社会安全事件难以预测和完全控制。考虑到由境外敌对势力与国内矛盾引起的复合型危机,将新型社会安全事件与重大群体性事件、严重暴力刑事案件共同讨论,同时利用突变理论对上述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与演变机理进行分析,参考加固、引导、阻断和对冲四种策略,思考公安机关的具体应对策略,推动营造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良好氛围。     

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在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国家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采用整体主义方法对制度理论进行研究,认为公有产权比私有产权更有效率,认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是一种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种暴力工具。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私有产权比公有产权的效率高,认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国家的主要作用是界定和行使产权。通过二者的对比,可以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重要的启示。     

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研究

世界政治是关于身份建构的政治。对于行为体如何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发挥施动性,社会化理论和社会身份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在社会化理论视角下,社会化者借助强势地位,通过军事强制、利益奖惩、规范传授等机制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而受到安全、利益和行为适当性的驱动,被社会化者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者内化给定的身份。无论是社会化者还是被社会化者,行为体的施动性表现为对结构的强化性再造。而在社会身份理论视角下,行为体不分强弱,同样都可以主导身份建构过程,身份建构是集体自尊驱动下的自主过程。社会竞争、社会创造和社会流动是常用的身份建构战略。行为体的施动性使结构变革成为可能。在比较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文章指出了该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努力方向。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存在着研究对象、前提假设、逻辑起点、研究方法、制度理论、产权、制度和经济增长、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九个方面的差异。总体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差异,既表现在理论观点方面,也表现在方法论和分析路径方面。     

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基于与历史的比较分析

在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发生着全面的变革。在社会治理领域．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将逐渐被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取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也将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演变。服务行政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其不断显现的服务导向、公正导向、公民本位、充分的开放性、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特征充分地反映出这一领域后工业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     

新公共行政学组织理论与新公共管理学组织理论的比较分析

面对“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选择,组织理论界中主张以“公平至上”的新公共行政组织理论与主张以“效率至上”的新公共管理组织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对两者的概念、研究视角、核心价值及具体主张异同的分析以期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起到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