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隐权的历史发展以及在当代中国的应用

随着人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亲亲相隐制度这项本已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法律制度又被法律工作者和学者重新发掘和审视,从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亲亲相隐制度的萌芽和发展出发,着重研究其在当代中国法律中的可行性和应用,从刑法和程序法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探测和研究。     

浅议唐代容隐制度及其现代意蕴

容隐制度在《唐律》中得到了详尽完备的表述,但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却未能得以体现,容隐制不仅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注,而且符合现代刑事谦抑主义思想。因此,作者认为,可以将其引入现代法律之中。     

亲属容隐制度重构之探

中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在中国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这一制度是作为封建社会流毒而被持以否定态度的,能否为现代法治社会所接受更是受到诸多挑战。然而,如果从积极的视角来看待亲属容隐制度,我们会发现亲属容隐制度同样体现许多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价值因素。本文对于全面否定这一制度的态度从法律价值的层面予以批判,就在当代法律实践中应如何对待亲属容隐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重点讨论了其对法治社会的积极作用。     

论我国亲属容隐权的建构——以修订后《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瞿同祖先生曾指出:"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所支配。"[1]台湾学者李钟声也说:"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所以是伦理的法律制度。"[2]可见,我国的传统法律一向特别注重对亲情伦理的维护,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却难以找到一条旨     

试论伪证罪容隐制度

伪证罪主体是特殊主体,特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伪证罪的主体一直是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研究的热点.本文结合我国立法现状,从亲属间作伪证为视角,建议完善亲属间的拒证权、增加亲属作伪证从轻处罚的量刑规定、规范亲属的范围.     

亲亲相隐及其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中之活化

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二项原则或制度,它在我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法律中都有规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中华法系特有的价值理念,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中却销声匿迹了.对亲亲相隐制度给予客观的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完善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十分必要.     

容隐制度的现代法律价值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没有确立容隐制度 ,这其实违反了人性与正义 ,与法治精神相悖 ,它实际上是以“君子”标准来要求“常人” ,实践中很难执行。并且这与国外大多数国家都有关于容隐权的规定背道而驰。所以我们目前只要解决技术上问题 ,完全可以考虑将容隐权规定于法律之中     

论“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刑法史中的重要法律制度。它在历史上曾存在了两千多年,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到成熟最后走向衰落的过程。虽然,从新中国建立开始,这一制度就已被废除,但审视一下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的"取证难"问题就可知道,这一制度在今天的社会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因此我们应正视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并将它纳入现有法律体制中。     

论亲属间的容隐制度

容隐制度在古今中外都有着漫长的历史发展。新中国法学领域对容隐制度却持否定态度,但容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许多西方国家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存留有"亲亲相隐"的规定。本文通过探寻容隐制度在现代中西方存废的不同命运的原因,明确在我国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制度的合理性,以期对维护家庭和睦,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有所助益。     

论容隐制度的回归路径

容隐制度作为我国古代法律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华法系的史册中存在了两千余年,并且至今仍作为一项普适性的法律制度为世界众多国家的法律所认可。但是,容隐制度却未在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得以体现。容隐制度体现了对善良人性的关注,契合我国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在和谐社会背景下,重构我国刑事法治的现代容隐制度,是我国刑事法治文明与人道的体现。     

富含人性的传统法律及其当代魅力——对“亲亲相隐”原则法律价值的透视

国内外法律实践无可辩驳地证实,任何国家的制定法只有通彻人性,饱含人文关怀,才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才能真正发挥调整功能。毫不夸张地说,法律的人性化构成了法律的价值基础。而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亲亲相隐"制度恰恰抓住了人所具有的悲悯之情。自古至今,它所展现的人性魅力,使法律理性和天然人性实现了有机统一。我们之所以今天依然要推崇"亲亲相隐"制度,就是因为它将为修正我国刑事法律的人性匮乏提供实证支撑。     

“亲亲相隐”与亲属间窝藏、包庇类犯罪的豁免

"亲亲相隐"制度源远流长,在古今中外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我国现行刑法对窝藏、包庇类犯罪的规定中全面舍弃了"亲亲相隐"制度,这有违人之常情,而且也有可能造成人情淡漠。应在立法中对古代"亲亲相隐"制度进行改造,构建出现代"亲亲相隐"制度,从而达到法律和亲情的平衡,避免国家刑罚权与人类亲情的直接、正面冲突。     

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内涵与立法完善

辩护制度产生于西方,作为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蕴含着“独立、平等、权利、民主”的法律文化,体现了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价值观。由于这些价值观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存在巨大的冲突,使辩护制度在我国的实施碰到了种种困难。     

政治教育的内涵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有地位

历史上任何统治阶级,总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注入到社会中去,用以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实现统治的目标。政治教育是其中一种重要方式。政治教育是教育根据统治阶级和受教育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手段传递政治化以形式和发展受教育的政治素质进而促进社会明的社会实践活动。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应避免政治教育的失位,也要防止政治教育的泛化。科学理解政治教育的内涵,正确认识和区分政治教育与政治社会化、政治化、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人教育的区别与联系,以全面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的规范缺陷与完善

持有行为包括了私藏行为,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种属关系,非法私藏行为不能归于非法私藏枪支、弹药罪,应当归属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因此,立法中应当将“私藏”的表述删除。非法持有爆炸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应犯罪化。这种行为不符合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犯罪构成,而与非法持有弹药罪具有相同的性质,应当属于持有型犯罪,立法中应当将爆炸物列入非法持有的犯罪对象。刑法中区分弹药与爆炸物没有实际意义,应当采用广义的弹药概念,将爆炸物归属于弹药含义之中。     

支撑现代政治正义制度的美德精神——西方现代政治伦理论争

西方现代政治伦理论争揭示:现代政治正义制度无法脱离公民美德精神而独立存在,必须获得公民美德精神的支撑.不同思想家关于现代政治制度正义与个体美德关系的论辩分歧,事实上均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提出了统一二者的渴望,这表明二者是互为依赖、互为因果、双向互动的互反馈平衡系统.     

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及其特点

公共危机管理就是公共管理机构通过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防范、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保障人们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公共危机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种特殊状态和特殊形式。它在价值目标、控制手段、外部环境以及社会约束等方面与企业危机管理不同。与常规公共管理相比,它具有决策风险大、管理难度大和人员素质要求高的特点。     

行政私法理论在合同制度中的展开——论行政私法合同的内涵、性质与界分

面对行政实践中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广泛采用新型合同的情况,原有的行政合同和民事合同理论出现了解释上的困境,有必要借鉴行政私法(行为)的理论创造行政私法合同这一概念。这类合同有其独特的内涵和法律特征。行政私法合同综合了公法与私法的双重因素,是具有行政法、私法双重性质的合同。行政私法合同与行政合同、私法合同之间均存在着界限,亟需探讨此类合同的特殊法律问题。     

传统荣辱观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荣辱观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树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儒学荣辱观把“耻”即“羞恶之心”提到一个关系国家存亡的绝对不可轻视的高度。儒学荣辱观以“诚信”为荣,“虚伪”为耻;以“先义而后利”为“荣;”以“先利而后义”为耻。重温传统荣辱观,明义利之辨,对于端正我们的价值取向,有着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童年母题的当代书写与意义生成——新时期童年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透视

在新时期小说中,童年母题得到了丰富而深刻的艺术表现.从叙事特征看,这类以童年为书写对象的童年小说常常包含着"过去-现在"两种时态、"成人-儿童"两种视角;从情感基调来看,温情是这些童年小说的美学特征和情感标识.同时,在童年经验与记忆的诗性回眸中也内含着作家追踪与反思自我人格生成,以及在自我主体性形成中开掘童年所蕴含的人类童年心理及时代因素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