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的四维建构

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本文拟从国家、社会、文化、公民自身四个纬度为分析框架，来试图分析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人民头脑中扎根。     

论转型时期的我国意识形态建设

古往今来 ,任何民族、国家和政党的兴衰成败 ,莫不与意识形态的向背离合密切相关。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利用意识形态颠覆或夺取政权 ,放任意识形态的自由发展而丧失政权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 ,就已经有最突出的表现。在新时期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当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反映 ,起着保障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凝聚民族意志、抵御腐朽没落思想侵蚀和反“和平演变”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这样 ,在夺取政权以后 ,我们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继承和发展马克…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四维判断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主要有如下表现：在认识方法上颠倒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认为“观念统治世界”;在存在问题上陷入永恒性的幻想,认为意识形态本身以及意识形态所维护的社会是永存的;在功能上与阶级利益存在异己性;在内容上满足于表面的直观,避求历史的真实。     

廉政教育与我国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建构

<正>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石。廉政教育是我国新时期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内容,因为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必然引起思想观念领域的变化。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我党已经形成了"两个务必"思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思想、"制度优先,建设廉政文化"思想、"党纪严于国法,纪在法前:思想等5种廉政教育的丰富思想资源。在我国新时期意识形态构建中引入廉政教育需从理论和实践     

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变化与核心价值共识建构

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有关价值、信仰或意义的观念体系,价值信念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内核,价值共识的构建是社会意识形态形成的关键.在社会转型期,我国意识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同社会阶层或群体的价值取向具有明显差异,群体意识形态凸现,且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共识建构是应对意识形态挑战的根本对策,其主要路径有:确立价值共识的理性权威;筑牢价值共识的经济基础;重视价值共识的文化融合;构建价值共识的实践机制.     

意识形态转型:从政治意识形态到科技意识形态

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型,科学技术成为了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在理性基础、特点、运行机制、功能等方面不同。科技意识形态的产生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做出回应。面对冲击和挑战,必须实现对马克思文本从知识论向生存论的重新解读。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探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根据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积极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革突破、丰富完善和创新发展。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全球化、多元化、市场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为此必须努力建构治理型、融合型和感性型意识形态,不断凝聚价值认同和改革共识,持续为改革开放提供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     

构建我国转型时期利益整合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原有的利益整合思想基础和控制手段出现一定的削弱,而新的整合基础尚不稳定,形成社会整合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某种程度上说,一些复杂的、新生的、异质的社会要素的运行处于无序、失范状态.因此,迫切需要政府提高社会整合的强度,及时协调好各社会要素的关系,以避免多样性利益要求的冲突对社会发展造成阻碍.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作用定位问题探析

我国要在本世纪20年代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政府在经济条件下,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即:政府的作用怎样定位?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对此,本文进行了初步探析。     

论转型时期我国行政文化的演变

作为行政体系的深层次结构，行政文化不仅是行政管理活动的灵魂，而且是公共行政领域内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它的演变与发展对于行政发展和发展行政而言影响甚大。20世纪70年代末起始的改革开放，使我国重新启动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开始了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使中国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迁，这为行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革新的压力与动力。在经济日趋市场化、政治日益民主化、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作用下，转型时期我国的行政文化呈现出分权化、服务化、专业化、契约化、法治化的发展趋势。但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价值取向，传统行政文化的积淀性和持久性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这使得转型时期中国行政文化的不稳定性大大增加。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指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状态决定了政府角色的基本特征。一般来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是一体化的,政府是万能的、权力是无限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是二元化的结构,政府的能力和作用是有限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小政府大社会”。     

风险与防范：新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建构进路

当今社会,基于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交往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全球间经济、政治、文化关联也不断增强,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也为国家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巨大风险,如西方敌对势力渗透加剧、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凸显、社会突发事件蔓延演变加剧等突出挑战。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斗争本质上是制度之争这样的根本性原因,也有网络信息技术存在落差、意识形态工作有待强化等现实因素。因此,新形势下要不断优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构筑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全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建构困境及破解进路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世界的利益矛盾逐渐向网络空间迁移和聚合,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多元意识形态交流交融和交锋的新场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的重大论断,鲜明揭示了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争夺和维护,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久稳定,事关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在建构过程中遭遇西方话语霸权挤压、异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消解、网络治理困境、网络话语资源结构冲突等问题。为此,要建基于破与立的问题意识,实现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批判及话语体系创新,破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构困境。     

自洽性建构: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工程

意识形态自洽性是社会主体觉醒和科学理性发展的必然产物,主要包括科学自洽性、价值自洽性和逻辑自洽性。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自洽性往往表现为一套特殊的解释系统,并通过科学性解释、价值性解释和逻辑性解释等为人们提供认识、理解和把握社会生活等的知识和方法体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由于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必然陷入意识形态解释的科学自限性、价值狭隘性和逻辑虚妄性的现实困境。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洽性建构必须把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解释力、价值引领力和逻辑影响力建设作为着力点,为建设具有强大向心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奠定基础。     

试论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决策模式

目前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 ,这是一个新旧体制和新旧观念并存并发生冲突的时期 ,应合理而恰当地运用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去制定科学的政策来解决在转型关键时期所存在的问题。     

我国转型时期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参与

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整体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第三部门作为公民社会的载体,正逐步成长。同时,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加剧了矛盾与冲突,也对公共政策形成了多方面的压力。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公民通过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可以实现建立广泛而有理性的政治参与机制,保证政策信息的充分性,为公共政策执行提供有力的保障并为政策调整提供重要的依据等。目前,我国第三部门公共政策参与不足的现状可以通过政府观念的转变、第三部门自身参与能力的提升、健全立法和完善参与制度安排等来实现。     

意识形态悖论及创造性转型

知识与观念成为意识形态后出现真实与虚假、自由与奴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形成"意识形态悖论"。这是人类认识局限性的表现,也是维系社会再生产与特定权力结构的结果。意识形态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意识形态悖论也会导致合法性危机,从深层瓦解社会的基础,成为思想和文化创新的障碍。克服意识形态悖论需要推动创造性转型,这意味着重新认识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关系,平衡真理与权力的关系,在批判与解放立场上推动思想创新,在体制改革中构建新型的思想文化世界。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型

对于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建设与发展的研究,现有文献绝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自身内容与观点的丰富和发展上。例如怎样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怎样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怎样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怎样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抵制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腐朽思想侵蚀等,都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命题。但是仅从理论体系自身内容的完善角度最终并不能自然地解决如何维护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20世纪意识形态概念的转型

正"意识形态"并没有像各种终结论所预言的那样"趋于一致",相反,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核心价值得到重构。意识形态的变革1967年,《美国政治学评论》中的文章提及意识形态的频率开始超过提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频率,当然,政治学家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一变化部分源于"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争论以及人们在界定该术语方面所做的大量努力。这次争论与行为主义的出现巧合,与其说它导致了该术语核心内涵的变化,不如说它对学科前景的转变影响更大。     

对我国公民文化的四维透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谈及"民"的概念时,有一系列与之相配的名词,如臣民、庶民、草民、顺民、刁民、暴民等,惟独缺乏"公民"概念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民"概念在我国的出现源自于戊戌变法时期,它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文化词汇,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因此语一出,中国"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开始发生根本改观。如何从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视角,就我国公民文化的国别特征、公民文化发展的曲折历程、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务、培育公民文化的实践路径等问题予以深入细致的学理剖析,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