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及其讯问策略

在实际讯问工作中,保持沉默和作虚假供述多被视为是拒供的表现,但二者在表现形态和心理原因上却存在着许多差别。通过对讯问中被讯问人各种不同于虚假供述的表现形态及其心理原因的分析和相应讯问策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讯问中达到获取犯罪嫌疑人真实供述这一最终目的的方法和途径。     

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及其讯问策略

在实际讯问工作中，保持沉默和作虚假供述多被视为是拒供的表现，但二者在表现形态和心理原因上却存在着许多差别。通过对讯问中被讯问人各种不同于虚假供述的表现形态及其心理原因的分析和相应讯问策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讯问中达到获取犯罪嫌疑人真实供述这一最终目的的方法和途径。     

犯罪嫌疑人不如实供述的原因及讯问对策

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办理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必经的法定程序,也是侦查人员了解案情、收集证据、证实犯罪的重要手段。因此,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中,若能实事求是地向讯问人员反映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心理学解读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赋予犯罪嫌疑人审讯阶段辩护权并建立合理的讯问规则是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有效对策。     

试论犯罪嫌疑人供述心理障碍及讯问对策

在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受趋利避害心理规律的支配,会产生一系列不利于其如实供述的心理障碍,其中最常见的有畏罪心理、侥幸心理、对立心理和悲观心理。侦查人员应根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各阶段出现的供述心理障碍,有的放矢采取讯问策略和方法,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虚假供述可控性理论研究

在刑事审讯中,有罪者虚假否认指控可以说是一种常态表现,无辜者做出虚假有罪供述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学界对后者所指称的虚假供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界定、分类、成因、识别等基础理论层面上,对虚假供述可控与否以及可控程度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对虚假供述的可控性进行基础理论研究,探索虚假供述可控性的评价标准,以期对虚假供述的预防与控制有所裨益。     

讯问中虚假供述的心理分析及识别

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在解决刑事案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的心理原因和心理过程,结合回顾前人研究,发现有五条线索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其为:1.较少有自我参照代词;2.过分概括的词语;3.避免直接回答;4.较少具体提到人、地点和时间;5.通常含有较多的不相关信息或多余细节。     

虚假供述的识别

虚假供述往往是导致错案的重要原因。研究者们正探求识别供述证词的真实性的方法,来提高供述证词在法庭上的有效性,以保障当事人免遭冤屈,真正实现司法公正。非言语行为线索也许能泄露人们想要隐瞒的信息,通过观察这些变化,就能发现虚假供述。此外,特定的言语特征能够帮助区分真实与虚假陈述,这些发现为虚假供述的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错案研究——以虚假供述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湖北佘祥林案和河南赵作海案等冤案、错案见诸报端,刑事错案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错判不仅损害个人利益,使当事人遭受冤屈,而且损害公共利益,破坏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甚至会使公众丧失对司法的信念乃至国家政府的信念。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侦查阶段时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往往是导致错案的重要原因。对此,必须从虚假供述产生的原因入手,找出审讯中存在的症结,以减少虚假供述的发生。     

自愿型虚假供述成因的多角度解读

在刑讯逼供备受关注背景下,虚假的认罪供述往往被认为是警察审讯压力的结果。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下,人们忽视了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无辜者自愿进行的虚假有罪供述,往往将其当成真实认罪供述。自愿型虚假供述具有的主动性、隐蔽性等特点给刑事司法带来危害。影响自愿型虚假供述的因素包括现实功利性因素、心理因素、人格与环境因素、精神病理因素等多方面,这些因素又具有传统文化中重亲情轻法律的消极思想、工具理性泛滥以及心理需求膨胀等文化、心理基础。     

虚假政绩泛滥的原因及对策

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和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管理、监督等制度方面的缺陷,以及干部个人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导致虚假政绩泛滥,不仅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而且给经济发展和基层政权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性修养,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完善干部的选拔任用、考核管理、监督等制度,遏制虚假政绩的泛滥。     

犯罪嫌疑人模糊供述的对策研究

当代侦查学理论界对模糊供述的概念不是很多，通行的观点是指在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及相关问题不明确、不正确的供述。模糊供述主要分为蓄意与记忆流失型模糊供述，并受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解决模糊供述的主要对策，首先要正确区分模糊供述的类型，对讯问结果理性分析，然后将讯问与其他侦查措施密切配合，并充分利用刑事科学技术，最后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反馈相结合。     

讯问、供述、证据及其引申

讯问、询问、盘问三词在汉语词义上和法律性质上存在着区别 ,这种区别反映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刑事诉讼程序的控辩双方不平等的理念对现代刑事诉讼立法的潜在影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 ,尽管供述不能独立地作为定罪证据 ,但是供述作为侦查机关获取其他定罪证据的重要途径 ,和在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形下为刑事司法工作人员提供心理支持 ,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讯问、供述、证据及其引申

讯问、询问、盘问三词在汉语词义上和法律性质上存在着区别 ,这种区别反映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刑事诉讼程序的控辩双方不平等的理念对现代刑事诉讼立法的潜在影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 ,尽管供述不能独立地作为定罪证据 ,但是供述作为侦查机关获取其他定罪证据的重要途径 ,和在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形下为刑事司法工作人员提供心理支持 ,仍然发挥重要的作用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检察监督防范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是警察审讯室中出现得较多的虚假供述类型,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其产生与犯罪嫌疑人的服从、受暗示性和本能的生存需求紧密相关,但更多的是警察的强迫审讯策略所致。通过检察环节的收紧批准、决定逮捕防线、加强讯问监督和提高证据通过审查后的质量,可以有效防止审讯过程中的非法取证行为,减少审讯室中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     

从虚假供述角度分析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

隐蔽性证据规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证据能力规则,而是作为补强证据规则的另一面存在的关于证明力的规则。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供述的可靠性,第二是其他证据的补强。司法实践中对口供严重依赖,并且形成了普遍信任通过口供获取隐蔽性证据的局面,但是,隐蔽性证据的立法规范尚显粗略。虚假供述是影响隐蔽性证据可靠性的一大因素,而产生虚假供述的理由又是多方面的。提高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可以从遏制虚假供述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完善。     

犯罪嫌疑人虚假供述识别的心理分析———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例

说谎是人的天性,侦讯中贪污贿赂嫌疑人虚假供述呈现自愿、屈从、内化多种样态.趋利避害的本能,高的智商、情商,位高权重、专业、一对一隐蔽性等特征,使嫌疑人供述更具欺骗性,侦讯难度更大.实践中侦查员对“承认所做之事的陈述”内心确信度很高;而对“否认所做之事的陈述”多有质疑,两种有悖常理的例外,恰恰挑战的是人的经验、思维定势和认知判断能力.经验与思维定势,既体现技能、水平,又易导致偏差、错误.大千世界,人生百态,一切皆有可能,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真相只有一个.把握贪污贿赂嫌疑人的情境心理,借助心理学讯问技术、不失为破解侦讯难题一种新选择.     

从虚假供述角度分析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

隐蔽性证据规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证据能力规则,而是作为补强证据规则的另一面存在的关于证明力的规则。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供述的可靠性,第二是其他证据的补强。司法实践中对口供严重依赖,并且形成了普遍信任通过口供获取隐蔽性证据的局面,但是,隐蔽性证据的立法规范尚显粗略。虚假供述是影响隐蔽性证据可靠性的一大因素,而产生虚假供述的理由又是多方面的。提高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可以从遏制虚假供述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完善。     

威胁、引诱语言框架与虚假供述的关系研究

党的二十大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新时代新征程重要使命任务。而由虚假供述引发冤假错案使审讯与供述的问题近年来受到了高度关注。在构建威胁、引诱审讯语言的目标与时间的复合条件基础上,分别检验了威胁、引诱语言的复合条件与虚假供述的关系。研究发现,审讯语言中存在目标框架和时间距离效应,认知主题与引诱、威胁复合结构语言表达有显著的关联。研究结果旨在为科学合规运用审讯语言、防止虚假供述的发生提供启发和参考依据。     

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的形成机制及其识别控制

虚假有罪供述一旦被采信,将会对司法公正造成极大的破坏。侦查讯问由身体强制向心理强制转型,使得有罪供述的生成路径发生了较大改变,增强了诉讼阶段虚假有罪供述的识别控制难度;加之现有制度规定在防范虚假有罪供述方面的作用有限,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作为讯问中多发的典型虚假有罪供述类型之一,已经成为冤假错案形成的重要原因。有效控制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应在准确识别真假供述特征的基础上,破除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形成的核心,即虚假供述行为心理结构和虚假供述行为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