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合理性原则审查强度之类型化——基于行政诉讼典型案例的解析与整合

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重要标准。本文指出了行政合理性审查在本质上涉及行政权和司法权二者的关系,分析了当前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合理性审查强度把握不准的现象,并认为实现行政合理性原则审查强度的类型化将十分有助于规范司法实践操作,提升法院把握与行政权关系的能力。接下来,本文指出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法院的分工和能力、限制权益的类型和效果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是影响合理性审查强度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具体的案件中,审查强度的选择往往是不同因素之间比较和权衡的结果,运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可以在这些因素与具体的案件之间建立联系。本文认为,合理性原则的审查强度可以分为宽松的、增进的和严格的审查强度三种类型,从而为法院确定个案审查强度提供了参照样本和规则。     

对合法性审查原则的再认识——兼论司法审查范围的扩大

合法性审查原则在行政审判中起着指导作用,然而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要遵守、贯彻这一原则,就存在精细化的问题。首先,是"法"的外延,合法性审查的前提是完备的法律规范,当法律法规出现真空时,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惯例作为行为依据,是否对司法权有拘束力,对之合法性审查是司法权不能回避的现实。其次,法官贯彻合法性审查原则时,既要监督行政行为,又要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关键在于合法性与适当性的界限上,如何认定行政裁量权的范围,应包括法规裁量和幅度裁量。     

论公共利益法律问题中的比例原则——以适当性原则为视角

本文指出在涉及公共利益法律问题时，必须坚持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同时也离不开对该原则的反思。文中以适当性原则为视角，就公共利益法律问题中的比例原则作了简要的分析。     

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

成立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并将问题转向如何开展合宪性审查工作。长期以来,我国针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存在三种模式,即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从审查实践来看,三者界限的模糊已经严重影响了合宪性审查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对三者的区别进行厘清。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最主要的不同体现在审查内容上。一方面,合宪性审查的本质是对下位的初级规则是否违反作为初级规则效力基础的次级规则进行审查,合法性审查的本质则是审查下位的初级规则是否抵触上位的初级规则;另一方面,合宪性审查是审查下位法是否违反宪法中规定的什么是有效的立法的标准,包括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而合法性审查则主要审查下位法是否符合上位法的立法目的。同时,与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都针对下位法是否超越上位法设定的框架不同,适当性审查是在上位法的框架内针对下位法的立法裁量是否适当进行审查,过度禁止、不足禁止和恣意禁止分别构成了立法裁量权行使的上限、下限和边限。合宪性审查、合法性审查、适当性审查三者虽然存在不同,但也具有联系。在实际操作中,应当遵循先合法性审查、再合宪性审查、最后适当性审查的阶层性审查次序。     

比例原则在美国合宪性审查中的类型化运用及其成因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德国宪法法院的相关理论与实务有力推动了比例原则的全球化。比例原则在其全球化进程中,其实践形式较为多样、灵活。美国尽管并未明确形成以比例原则命名的宪法教义,但实质上比例原则在它的合宪性审查中仍有广泛使用。比例原则在美国合宪性审查中的运用呈现出类型化的特点,比例原则的类型化运用始于洛克纳案,成熟于三重审查标准的确立。比例原则的此种运用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源于美国的制度文化传统,基本权利的王牌观、遵循先例的判例法传统、三权分立制衡的联邦制,共同促成了比例原则的类型化运用。     

论对行政裁量目的不适当的审查

本文将首先分析和比较不适当目与其相近或相关的其它概念 ,如不相关考虑、恶意和动机 ,进而阐释什么是目的不适当。然后 ,探讨如何去发现目的不适当 ,如何去判断其对行政裁量决定效力的影响问题。鉴于双重或多重目的是实践中常见的、也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本文将专门讨论可供法院选择使用的各种审查技术和标准。     

美国证券法下“适当性”原则探究

适当性原则肇始于美国证券业,要求经纪商在做出交易推荐时,要谨慎推荐。实践中,自律组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以及联邦法院对该原则有不同适用路径。自律组织从产品和客户两个角度出发,判断二者的匹配性,不以经纪商是否明知或客户是否同意作为认定适当性的要件。SEC作为行政监管部门,将适当性原则纳入10b-5反欺诈规则的框架内加以适用,主要考察经纪商的主观状态、信息披露情况以及客户对所推荐产品的风险是否了解。联邦法院则将适当性原则视为自律规范,如果违反适当性的行为上升到欺诈的程度,就需要以反欺诈条款加以规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增多,适当性原则从证券行业辐射到其他金融行业。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向投资者推荐非存款类投资产品时,要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在保险业,可变年金等新型保险产品已经被作为证券加以规制,由NASD进行监管。     

两岸走私犯罪立法比较与借鉴——兼论走私犯罪类型化立法

走私罪是违反海关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两岸立法分别采用刑法典和特别刑法的形式对走私犯罪进行了规定,但在走私犯罪成立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两岸走私犯罪立法基本上是以犯罪对象作为标准,体现了类型化立法的特点。但大陆刑法类型化立法不彻底,导致司法解释频繁。建议大陆刑法走私犯罪立法采用例示法,分别设立走私应税货物物品罪、走私限制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和走私禁止进出境货物物品罪,并通过发达之刑法解释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论辩论原则适用的事实范围

在现行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之改造已逐渐成为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共识之条件下,必须对其适用的事实范围予以探讨.事实有主要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之分.关于主要事实和间接事实的区分标准以及二者是否均应适用于辩论原则的问题,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较多争论.鉴于主要事实和间接事实之区分的困难性、私权自治与程序公正观念的要求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主要事实与间接事实不必作严格区别而应统一适用于辩论原则.     

犯罪论体系片语

犯罪论体系的主要功能在于其刑法典说明书、教科书功能和刑法理论探索功能 ,完美无缺的犯罪论体系是不存在的。作为犯罪论体系核心的犯罪成立理论 ,需要合理地解决分解与综合、事实与价值、结构与次序、肯定与否定、认定与假定以及人权保障等问题 ,国际范围内有代表性的德日犯罪论体系、英美犯罪论体系、法国的犯罪论体系、前苏联的犯罪论体系以及我国的犯罪论体系对于上述问题有着不同的解决路径、方式、方法 ,也就有着各自不同的优点与缺点。     

论公诉的裁量权

公诉的裁量权是检察机关一项重要的权力,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具体体现。本文通过价值分析、比较论证和实务研究等方式对公诉的裁量权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我国检察机关在使用裁量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措施,以期对推动我国检察机关裁量权的研究与应用有所裨益。     

论不方便法院原则

不方便法院原则的产生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方便法院原则发展到今天,不仅被普通法系国家广为采用,也为少数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我国立法确立不方便法院原则不仅应严格规定其适用条件,同时还应规定其适用程序。     

论网络侵权中的通知规则

网络侵权是发生在互联网这一特殊平台上的新型侵权形态,其具有侵权主体匿名性、传播快捷性、影响广泛性和不可逆转性、造成后果严重性等特征。网络侵权通常都涉及直接侵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而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侵权行为实施者在主观心态、损害预防能力和效果上都存在重大差异,网络侵权责任承担区别于一般侵权。通知规则作为网络侵权中的一般规则决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界限,明确通知规则的产生、发展与责任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反通知规则及其效力,对于理解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通知规则的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论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

民事诉讼法中引入诚信原则的目的在于修正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过头之处.所谓“协同型诉讼模式”便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展开.我国民事诉讼法不仅有必要将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而且还需要规定一系列的制度和规则将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本文基此分析了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各种客观表现形式,并提出了防治这些行为的法律对策.     

英国法上的允诺禁反悔

英国学者经常提及的允诺禁反悔制度(规则或学说)由该国著名法官艾尔弗雷德·汤普森·丹宁(Alfred Thompson Denning,1899-1999)在Central London Property TrustLtd.v.High Trees House Ltd(1947)案(以下简称High Trees案)中所确立。英国当代合同法学者乔治·阿普尔比(George A     

论公司有限责任制度

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核心是公司责任与公司成员责任的分离,股东作为投资者无须对公司的债务承担除了其投资之外的进一步的责任。该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调动潜在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公司法律制度完善等方面功不可没。有限责任制度有其客观存在的价值,但并非十全十美,这主要表现在该制度被不当利用而对债权人和其它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损害,实践中各国多采用有限责任制度例外适用来补救该制度之不足。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设立和实施存在诸多问题,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完善我国的有限责任制度。     

刑法上相当因果关系之经验解读

大陆法系中的刑法因果关系历经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新近的客观归责论。客观归责论在条件说归因的基础上进而归责,试图把事实与规范通过"不被容许危险的理论"进行的对接,不失为因果关系理论的研究带来全新的路径;因我国的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理论及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皆异于大陆与英美法系,对因果关系的"相当性"用"常识、常理和常情"进行经验上解读是明智的选择。     

论物权法定主义

物权法定原则,系大陆法国家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动因和理论根源.物权法定对物权种类和内容的限制,稳定了社会经济关系,减少了交易成本,保障了交易安全.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物权法定主义也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弊端,其僵化性损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因而如何化解物权法定所带来的僵化性,便成为奉行物权法定主义的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并科原则扩展论

我国刑法理论界多年来对并科原则持排斥态度,并对该原则进行诸多的责难。事实上对该原则的责难并无道理,该原则与其他原则相比更能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而更符合刑罚的目的,也能避免限制加重原则所产生的量刑随意性。该原则导致有期徒刑过长从而与无期徒刑无异的局面可以通过完善一定的刑罚执行措施来避免。建议尽量扩展并科原则的适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