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意识新探:基于行为博弈论视角

通过社会两难情境中人们责任意识的探析,揭示在混合动机条件下责任对维持群体合作起着较大的作用,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意识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而不是自私行为,更愿意合作,反之亦然.责任意识具有情境性和道德性特点,负责任表达了一种对自我呈现的关注,表明个体具有较强的自我监控能力,愿意根据情境来评价和调整自身的行为,使自身的行为更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责任意识成为公民的道德要求之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法律、道德与组织规范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须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规范体系为基础。而法律、道德和"组织规范"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体系。因而,高度重视"组织规范"并正确处理好它与法律道德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组织规范"具有民间性、自主和自治性,有权制定并实施"组织规范",约束组织本身及其成员的相关行为。这些"组织规范"上承法律下接道德,但又不是照抄照搬,而是依"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独立存在。在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和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认识三大基础规范的关系,从而有效发挥"组织规范"的作用,构建良好社会秩序。     

基于政府角色与行为方式转换的社区自组织研究

本文认为社区发展的方向是走向自组织,其实质就是通过社区各个子系统的协同合作、共同治理,使社区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和谐有序的系统。因此,政府应当转换角色,调整自身的职能和行为方式,培育社区自组织的要素,促进适宜于社区自组织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建立。     

论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过错

被害入过错的界定，需要把握被害入行为的不正当性、被害入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关联性以及犯罪行为的针对性。据此展开，判断被害入行为是否构成被害入过错，被害入行为违反某种善良的社会规范是规范条件；被害入主体适格性是主体条件；利益关联性是事实条件；时间关联性是紧密性条件；犯罪行为的针对性是对象条件。国外有关被害入过错的立法例对我国有借鉴意义，被害入过错影响量刑有其刑事法学、文化传统以及自然法哲学方面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被害入过错这一酌定量刑情节需要法定化。     

社会团体登记制度反思

中国社会团体管理采取的是双重许可制度，包括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制度和登记管理机关的“登记”制度。对于前者的批判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于后者的反思却尚未开始。社会团体登记中应当包含行政确认的内容，也应当包含行政许可的内容，即从公民行使结社权组成社会团体层面来看，社会团体登记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从公民行使结社权组成法人型社会团体层面来看，法人型社会团体的登记属于行政许可行为。澄清这一概念，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团体登记制度，明确从何处改革现有的制度，并提出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正视社会团体登记权的边界和限度。     

契约群的挑战与合同法的演进——合同法组织经济活动功能的新视角

契约群作为介于主体间松散合作与公司内紧密协作之间的一种混合式合作形态,在组织开展协作共享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契约群外部形态形成网状结构,内部运作具有以组织性、关联性为基础的整体性特征,挑战现有的交换性、个别性合同立法范式和合同相对性制度。我国合同法律制度对契约群的规范应以促进契约群组织经济协作的功能为立法宗旨、以"差别责任"适当干预合同风险分配,以总则中的一般条款为立法形式,增设以下规则:依据"共同操作"对子合同内容进行整体解释、赋予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解约权和违约抗辩权、以再谈判义务限制"群主"的解约权等。     

共享控制权:一种应对排污企业的合作治理机制

单一的政府主导或公众参与的治理已经难以解决排污企业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论文提出一种"共享控制权"合作治理机制,从信任构建、控制权共享、治理效应三个维度对其作用机理及适用性进行了阐释,并用多案例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制度信任构建促使公众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排污企业共同在场;中央政府与公众共享包含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的控制权;生态环境部与公众共享控制权的合作治理是常态式共享,适用于对政治关联低、污染程度低的排污企业的治理;中央环保督察组与公众共享控制权的合作治理是运动式共享,适用于对政治关联高、污染程度高的排污企业的治理。     

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基于2004-2021年CNKI文献可视化分析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6.1软件对2004-2021年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535篇CNKI中文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后发现，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之间没有形成紧密的合作网络；依据关键词聚类可将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分为慈善事业发展研究、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路径研究、慈善资源研究、社会服务研究、慈善法研究五大类；依据关键词突现图谱和关键词时区图谱，可得出当前我国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是“精准扶贫”“合作治理”“社会救助”。未来可从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内容的深化、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持续推进我国慈善组织治理与监管机制的研究。     

华鹏律师事务所迁址及招聘启事

近年来，非公务性受贿行为愈演愈烈，危害性极大。例如足球裁判员的受贿行为，民办学校校长招生时的受贿行为；非国有单位负责人基建招标中的受贿行为；民办医院人员暗收药品回扣行为；民间艺术团体举办大奖赛索取选手“辛苦费”；民间基金会人员发放款项收回扣行为等。上述非公务性受贿行为除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外，司法机关囿于刑法中无相应条款规定，难以追究其刑事责任。笔者建议，在刑法中设立“职务受贿罪”，将非公性受贿行为统一框定为犯罪，以弥补相应法条的漏洞。非公务性受贿行为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已达犯罪的严重程度，人们对…     

羁束性自我革命：党内法规制定权限的组织架构论

设置党内法规制定权限作为一种执政党通过自主行为来完成自我约束的羁束性自我革命活动，凸显了规制者与规制对象的同一性。应基于科学构建党内法规自律性规范体系的革命目标引领，运用科学化体系架构面向的自我规制策略，来完成执政党组织领导法规的规范属性识别，以阐明该类法规制定权限事项的表达要旨。组织领导法规旨在设定落实党的组织领导所涉体系架构层面的羁束性自我革命事项，可尝试从组织结构优化规范和组织身份认同规范这两个方面来检视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组织架构。基于此，通过类型化的规范事项范围界分，进而从政党自我革命维度来科学设置相应党内法规规范的权力边界。     

职权性法律规范论

职权性法律规范论陈世荣在法理学上，法律归根结蒂是作为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指南而存在的。所以，由行为发生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部分内容构成的具体的法律规范，无疑是法律的最重要的组成成分，或者说是法律的最基本的细胞。因而，对有关法律规范问题的研究，自...     

权利为何保护人的自由意志——对权利意志论的思想史考察

权利作为向个体行为提供内在正当性的法律制度,其实践力量源于对个体道德能力的尊重。个体意志的解放为个体行为提供了法律之外的正当性,塑造了现代权利概念主体性与优先性两个特征,同时演化出了地位论的权利证成路径。在康德的法权学说中,自由意志作为权利演绎的前提,对人类自由意志和尊严的尊重成为了重要的道德法则。后期权利意志论的发展受到法实证主义的影响,保护自由意志的道德法则内化于法律制度之中,成为建构权利概念的前提。权利对自由意志的保护,既体现了法律通过授予私人权力来实现个体权利的治理方式,又彰显了法律对个体自由与尊严的捍卫。     

犯罪论体系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可参照性

“质量区别说”的立法选择并不决定性地影响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参照犯罪论体系。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得以参照犯罪论体系进行判定，源于对法律保留、比例原则和人格尊严等宪法价值的遵循。相较于“要件论”，“阶层论”犯罪构成体系的构成要素更为充分、位阶性更强、对人权保障和司法实践的促进性更显著，应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判定所参照。在构成各个阶层时，应当基于行政处罚的特点进行改良：除非特别处罚规范明确规定，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原则上不以危害结果为必要；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除了特别处罚规范包含的豁免事由，违法性阶层可援引刑法和民法中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只是认定各个事由时应逐次进行法益权衡，突出所涉行政法益的特殊性；在确立责任主义的基础上，除非特别处罚规范明确要求故意作为责任条件，否则过失是常态，可予以推定。     

治理淫秽色情信息传播行为的刑行衔接研究——以比例原则为基点

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具有社会危害性，如何治理淫秽色情信息传播，需要划定刑行边界。我国刑法对淫秽色情信息传播行为存在着轻重无度，打击重心偏差等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于一般传播行为打击范围过大与处罚力度过重，具有过度介入社会生活、影响前置性规范发挥社会治理效能之虞；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则打击力度不足。基于比例原则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之考量，须完善惩治路径：一是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的前端功效，树立刑行衔接理念；二是刑事惩罚时须符合比例原则，遵循罪刑均衡原则，构建“轻其轻者、重其重者、轻重有度”的刑法治理体系。     

平台经济犯罪的刑法解释研究

平台经济犯罪治理应以平台责任为中心，实现从“避风港”到“看门人”,从单方治理到合作共治的转变。在解释立场方面，应以实质解释为基础，实现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从“概念”到“类型”,从“结果导向”到“路径导向”的转型。在解释规则方面，应基于范式性强弱调整语义位阶，增强刑法规范的回应性；应注重解释的外部性，将技术中立与刑事政策因素纳入解释过程；应采主体间性的解释模式，确保平台及用户充分参与刑事诉讼。     

国家司法考试组织管理机制初探

机制是制度化的方式方法，具有及时警示、纠正错误的自适应功效。南京市司法考试组织管理机制建设，紧扣流程性特征，重点把握时间节点、操作要点、服务举措的数字化、信息化、标准化改造，构建运行机制；坚守司法考试国家性本质，强化政令刚性动力机制建设；围绕信仰本性，构建工作理念，突出理性自动力机制建设；依托人性守护天责，编制责任体系与行为细则，建立健全约束机制，确保考试组织实施与管理规范有序、服务一流。     

有限理性合作观:破解人类合作之谜

传统合作行为研究以生物学的进化论和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推演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纳什均衡"等结论,描绘了一幅暗淡的人类合作画面,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各式各样的关于个体选择、社会选择和集体行动的理论则成为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然而,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遇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被称为"集体行动的困境"或"合作的或社会的困境",亦被称为"人类合作之谜"。当代认知心理学的有限理性观及近年来在此基础上兴起的关于社会启发式的研究,为摆脱此种困境提供了启示。基于这些研究,我们提出了有限理性合作观,以还原人类合作行为的真实画面,破解人类合作之谜。     

试论解决政府制度行为道德问题的基本对策

要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性问题 ,就必须在政府制度的一切行为中贯彻落实必要的伦理精神 ,使政府的所有制度行为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合目的性要求 ;明确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原则 ;建立规范政府行为的道德保障系统 ,以便从外在着手制约政府行为中的不道德现象 ;构建政府制度行为的道德理性必须实施三个结合。     

不作为参与行为的评价与犯罪论根基的改变

对不作为参与行为的评价可能震荡犯罪论的根基。存在论视野下的传统"等置性"理论供体之局限导致不作为的参与和作为的参与之间处罚失衡,而其供体之扩张又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Roxin的义务犯理论包含了机能论的进路,但存在论思想的残存使其在评价不作为参与行为时,基本丧失了规范机能的优势。Jakobs的理论是纯粹的规范机能论,彻底摆脱了现象类型上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分,以"管辖"为其共同的正犯性基础。不作为的参与者若属于基于组织管辖的支配犯,则要根据其对犯罪事实的支配程度,确定其是正犯还是帮助犯;若属于基于体制管辖的义务犯,则其只能是正犯。作为与不作为二分的格局被组织行为与体制行为的新二分所颠覆,刑法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由存在到规范机能的转向。     

论作为用益物权设立条件的“农民集体决定”

农民集体不是个人主义的团体,而是整体主义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农民集体成员的表决行为不是个人主义的决议行为,而是整体主义的“农民集体决定”。当在集体土地上设立用益物权时,农民集体要按照村民自治的基层治理结构来行使集体所有权,即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作出农民集体决定,而不是按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权的行使逻辑来构造农民集体决定。农民集体决定具有与决议行为类似的意思形成和效果发生机制,且参与农民集体决定的集体成员个体也是通过意思表示来实现意志并遵循程序正义要求的,故可以根据《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参照适用团体决议行为的相关规则,在召集主体、参与主体、需要决定的内容的形成、对表决结果的要求等方面构造明确的适用规则。农民集体决定的形成采取多数决方式,遵循民主原则。如果未形成有效的意思表达程序或者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则无需进入对农民集体决定是否有效的价值判断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