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理论范式和实践绩效

自工业社会以来,从政府结构和治理方式选择的角度,大致可以把政府的治理模式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另一种是最近20余年新兴起的政府治理模式。有关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具有共识性的理论解释,但对于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则出现了不同的解释范式,而在实践中,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也在试行之中。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从单方强制到多元协作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治理机制具有单方性、强制性和索取性的特点。新时期,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应该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在治理理念上实现从"索取"到"服务"的转变,在社会治理主体上实现从单方到多元的转变,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从强制到协作的转变。     

从一元管理到多方联动:我国环境教育管理的演进、困境与对策

多元参与主体的关系与参与管理的运作形式是环境教育管理落实到实践层面的重要方面,通过梳理我国环境教育管理机制的发展历程,发现政府机构、学校与民间组织的协作关系由一元管理逐渐走向多方合作,但协同的过程还存在政府绝对主导、各方话语权较小的弊端。从机制环境、主体关系、协作过程、评估监督四个方面构建环境教育协同管理机制,有助于政府机构推进环境教育方面的改革与发展,使多元参与合作管理从简单的互动逐步走向深层次的联动的新局面。     

风险社会理论范式下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协同治理

伴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以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环境冲突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风险社会治理范式下,我国环境冲突的风险表现为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其中现实风险包括健康风险、灾害风险以及经济风险,而潜在风险表现为由环境冲突中的不确定因素所引发的政治、法律以及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后果。而在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态势,因而必须在风险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推进行政改革、构建公众参与机制以及完善法律制度等手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公众的主体作用,提升并保障协同治理的实效与健康运行。     

参与式治理与根本政治制度的生活化——“一体多元”与国家微观民主的建设

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利益和权利义务的关系组合。这种关系组合影响到人们对制度的合作或者冲突。因为观念和利益的多元化,社会成员与制度的冲突引发了高发的群体性事件。因此,解决当前公共治理问题,关键是要考虑体制改进。通过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与民众直接参与式治理的结合,可以提升微观民主建设的质量,保障多元民主,为宏观民主治理提供制度基础。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司法协作机制的建构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司法协作机制的建立健全对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是流域协同治理的兜底性环节,司法协作机制的合理设计对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司法协作研究,着眼国家层面司法协作,结合黄河流域典型地方的司法协作运行实践,探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司法协作机制,重塑司法协作理念,健全司法协作机制的法律及其制度体系,统一司法行政发展规划,设置和调整司法机关,是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司法协作机制构建的应然路径。     

论司法鉴定管理领域的治理范式

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过程中因侦查机关对司法鉴定管理权的抵制以及审判机关对司法鉴定管理权的干扰,使得涉及此领域中的不同权力之间出现纷争,以至于法律确定的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历经七年之久仍未形成.其主要治理对策为: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与实施侦查部门实施分离,与社会鉴定机构平等地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统一管理,并借助于反对解释的力量限制侦查权力钳制司法鉴定管理权的弹性空间;在制度上,立法应果断地回应审判机关对司法鉴定管理权的侵蚀,保障司法鉴定管理权能够依法有效地运行,使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走出困境.     

公立医院社会责任：生态、体系与治理

“公立医院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理念，在新一轮医药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和公立医院改制不断深化背景下，有其独特的价值。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质，强调公立医院社会责任，探索一条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又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既能满足人民群众享受质优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又能促进国有资产的增值和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既有服务、又有责任，既有竞争，又有活力的发展之路，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课题。公立医院社会责任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从生态、体系、治理角度去分析公立医院运行，更能把握和掌控其社会责任的内在逻辑，更能理解和领悟其社会责任的实践过程。     

企业环境犯罪治理合规建设研究——以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实践为视角

环境保护责任是企业应当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之一,随着“重发展轻保护”理念的转变,企业环境责任追究机制不断完善,但运行中也呈现一些问题。从法教义学角度分析,可以秉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发挥生态环境保护检察职能,将自然人环境犯罪履行生态恢复责任的经验做法应用于企业环境犯罪治理中。加强区域协同合作以提高环境保护质效,从微观、中观、宏观逐级协同发展。同时,应结合企业环境犯罪主体特点,区分企业与直接责任人员责任,完善企业合规建设,共促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     

文明变迁与城市环境治理的法治进程

2010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既表达了人类对“理想城市”的追求，也展现了全球范围内对工业文明的继续性思考。本文努力回应现实，以城市环境治理为着眠点，分析了文明类型的变迁与城市环境治理之间的具体关系；根据城市环境危机与工业文明的内在关联性，申明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及其为城市环境治理带来的新视角。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环境治理实践必须依法治理，运用规范调整来实现城市环境治理机制的常态化，同时保证环境正义和环境民主在治理过程的实现。     

社会转型时期环境法律治理机制的多元化

在体制与结构全面转型的基础上,生态文明成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的全新向度,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法律等领域提出了诸多新的客观要求。环境法作为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制基础,必将对生态文明作出回应。过往中国的环境法律治理多以行政管制机制为主,而市场化与民主化的不断深入,使得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的协作、互动与补充,这要求环境法必须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多元化的环境法律治理机制。行政管制机制要为基于市场激励和社会公众参与的环境法律治理机制作出理性让步,三者共同发挥作用更符合社会转型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法的发展需要。     

治理现代化:治理价值、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三维构建

治理现代化追求善治秩序。达到善治秩序需要治理价值、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三维构建,这样,才能在治理价值应然发展逻辑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实然演进逻辑耦合中推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治理范式的转换、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演进,是政府治理活动的目标定位实现根本变迁的历史过程,也是逐渐趋于"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过程。和谐社会并不是自我实现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力量中,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为主要管理内容、以掌舵为主要服务内容、以公平与效益为核心价值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和谐社会对政府转型的必然要求。     

行政处罚权下放：从“悬浮式治理”到“嵌入式治理”的逻辑理路

长期以来,我国的基层治理往往处于“权责不对等”的悬浮状态。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关于行政处罚权下放的内容为乡镇政府、街道办执法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于通过赋权下沉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行政处罚权下放所倡导的“嵌入式治理”既是国家推动基层治理改革的要求,也回应了基层政府的迫切需要。本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内在逻辑和制度逻辑四重维度对行政处罚权下放进行分析,以期阐释通过行政处罚权下放解决“悬浮式治理”困境的逻辑基础和历史必然,并找出从“悬浮式治理”向“嵌入式治理”转变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