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话语权力探析

教育制度的功能赋予教师以制度权力，它包括“话语权力”和“筛选权力”。话语权力即教师传递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力。其话语内容在一元化封闭社会中表现为“被控制的共识”，在多元化开放社会中表现为“协商的共识”。其运作方式表现为文化专断、政治的社会化等。通过对我国现行小学语文课本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本文指出了我国中小学教师的规范性话语内容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大众性，而超越性和理想性、时代性和包容性颇显淡薄     

功能分化社会的“去分化”?——权力生产性与权力媒介性的理论冲突及其消解

在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以卢曼为代表的权力媒介观和以福柯为典型的权力生产观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价值立场。在系统理论看来,权力作为政治系统“象征性的普遍化沟通媒介”,维系着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所以权力的媒介性具有自我限制的意义。但是,福柯以权力驱逐法律运作、生产知识话语和控制性实践为例,揭示了权力的生产性对社会的全面宰制和“去分化”的倾向。为了消解权力生产性所带来的“去分化”的危险,应当将权力领域限缩于政治系统,以“去主体化”的立场和“沟通”的衔接性理解权力的运作逻辑,并通过作为结构耦合的宪法与基本权利,既实现由权力到法的符码转译,同时又确保社会子系统内部的强制性力量关系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     

行政改革与遏制腐败

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指出：“反腐败正在逐步从侧重遏制，走上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平稳、健康地向纵深发展。”“加大治本力度”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改革现行的行政体制、行政机制和行政管理。第一、要精简政府机构，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行政体制上解决问题公共行政管理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与行政人员的数量、公共权力设置的数量成正比。当前，我们要在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拆“庙”送“神”的基础上，切实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大力精简行政审批项目。就目前而言，政府…     

实现法治的重点

刘经靖在《河北法学》2007年第2期上著文说，就国家而言，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不是官员而是法律。因此，应该以法律来规范国家的治理，以法律来限制、控制权力的运作和操作，以法律来监督统治者、官员的执政，以法律来界定其权能和职责。抓依法治国的措施落实，官员、执法者依法办事是主要的。在抓“官”与“民”的观念转变中，抓“官”的观念转变是第一位的。比起掌握执法权力的官员，老百姓终究是处于弱势地位，任何时候都如此。不能把依法治国的重点放在治老百姓上。     

政府改革审批制度势在必行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行政的基本方式就是审批。从某种意义上讲，计划经济就是审批经济，管理就是审批。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政府机构改革，政府的职能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由于新旧体制尚处在转换过程中，旧体制的运作方式仍然存在，而新体制的运作方式尚未完全确立，于是在政府运作过程中新旧体制同时发挥作用，有时还发生新旧体制的弊端同时凸现的情况。现在有的政府部门为了小团体利益竞相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搞行业垄断、借审批搞收费等，造成“部门职能化，职能权力化，权力利益化，利益法规化”的现象，这是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出…     

“关系”影响法律运作的原理、机制与后果

“关系”具有情境中心主义的特征，其运作以情感为铺垫谋求工具性目的，并且容易形成超制度的义务性压力。“关系”本质上是私人性的，在制度运作过程中容易导致公私不分。“关系”以人情与脸面为影响法律运作的核心机制，人情能够产生超法律的义务压力，实现对违法行为的正当化；脸面不仅可能对法律权力进行正向与逆向再生产，还有可能将法律权威异化为脸面的维护。“关系”不仅导致了合法与非法区分的情境化，也导致了法律与私德之间界限的模糊化，并最终使法律运作在结构形象上呈现为表里不一的双层交往系统。为克服“关系”对法律运作的不当影响，需要对法律领域的“关系”实践进行全面规范与限制，确立“关系”实践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制度屏障，以及树立对于法律运作“表里如一”的制度信任。     

依法治国制约因素产生的根源分析及对策思考（上）

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有法则治,无法则乱,是经历史实践无数次所证明的事实。相对于“人治”而言,它要求国家有一套相对完备的法律,这套法律并具有其应有的权威性和可行性;它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这套体制能够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严格接受法律的控制、能够确保一支执法严明,办事效率高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和司法干部队伍坚持法制的原则;它还要求全体公民具有基本的,但是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毫无疑问,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项规模宏大,而又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党的十五大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确定依…     

《宪法学——关于人权保障与权力控制的学说》

本书是专门为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法律硕士而撰写的一本极富启发性的宪法学教材，是作者多年教学经验的积累。该书以保障公民基本人权、控制政府权力为主线，以权力、人权及权力制约的一般理论开头，以宪政结尾，将宪法学的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介绍“宪法学的一般原理”；中篇介绍“基本人权”；下篇介绍“政府权力的控制”。为使宪法成为“活”的宪法，     

论政府权力法定原则

中国已经迈过了WTO的门槛,加入WTO,就要按WTO规则来办事。而WTO规则是政府间的协议,因此,“入世”首先是政府的“入世”。WTO追求的目标是贸易的自由化,现代社会贸易自由化的最大障碍是政府对经济的粗暴干涉,故政府“入世”,就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尤其意昧着对政府干预市场权力的控制。从这一角度而言,可以说“入世”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法律     

论法制社会的政府与行政

我国的法制社会建设落后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完善法制体系及如何确保社会行为主体在法制体系中运行是我国政府的重要议题，同时，政府集中政府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弊端显现，需在法制体制中确立政府与行政的新关系。本文以我国为对象，从公其选择理论角度论证了法制社会下政府与行政适度分离改革的必要性。     

社团成员的权利与社团的权利和权力

社团成员的权利是每一个成员在其团体内享有的对本社团事务的参与权；社团的权利主要表现为法人的权利，它既是相对于国家权力、也是相对于其他社团权利和其他公民权利（以及人权）而存在的。社团的权力不同于社团的权利，是对内而非对外的，其来源主要是法律授权和结社者的构建。社团权力具有私权力的特点，它比国家权力距离个人更近，但其强制性相对淡化。社团的责任源于社团的权力，不行使权力或权力行使不到位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社团权力应当保障其成员的权利而不应压制其权利，社团领导人应该有引领其成员的作用和能力，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

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解纷模式的特征是：在主体方面形成了以“异乡人的共同体”属性的“帮”为基本力量的多元化局面；在手段与途径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在暴力解纷倾向中寻求和平的协商与参与机制；在规则依据方面形成了以“业”为核心的“习惯”、“帮规”与国家法相互渗透、相互磨合的“交织的法网”格局。其可以概括为“帮权自治型”解纷模式，以“帮”的权力与权威的具体运作为“共同体的自治”的内在机理。在注重“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下，江湖社会解纷模式蕴涵的本土化的自治能力和自治经验极易被忽视。     

美国陪审制度的“嵌入性”及其启示

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就引入了陪审制度。经过200余年的发展与变革,美国的陪审制度成功地嵌入到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之中,并与它们形成一种互依互存的关系,其运作也趋成熟定型。相比之下,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被法律共同体强制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在与国家权力结构、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等社会结构子系统的互动过程中发生了冲突,制约了制度的有效运作。如何使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制度价值和功能,制度变通和制度适应是关键。     

面子文化下的权力再生产——基于社会互动与资本交易的理论视角

在中国，“面子”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产物，也是人际互动中重要的社会资本。面子资本参与权力再生产的过程类似于资本交易，其本质是将行政权力异化为权力资本，并将公共利益异化为特殊利益，其结果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政府的合法性。从文化传统本源审视，这一现象与国人对儒家道德主张的形式化理解、以及我国传统人伦社会的特征紧密联系。要阻遏其造成的破坏作用，需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利益协调与表达机制．明确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制度变迁中的政府权力宪政制约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不能泛化,且政府权力不应介入市场功能的有效边界内。但在现实的制度变迁中,政府权力对市场主体与市场运行的干预始终边界不清,政府在许多本应由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积极干预＂,严重抑制了市场机制本应发挥的作用。有鉴于此,必须从宪政的高度监督与制约政府权力,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以确保政府权力的良好运作。     

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嵌入与疏离——以关中地区南村基督教会历史变迁为例

从对关中地区南村基督教会的历史变迁过程的观察可以看出，农民参加基督教会，其原因还在于当前农村中的正式制度和组织难以满足农民的复杂而多样化的需求。乡村基督教信徒由最初认同的“基督教会”转变为“家庭教会”，基本不再受基层国家权力的直接约束和管制．因而具有一定的“自治”和“自组织”色彩。在社会功能方面，南村基督教与国家乡村治理作用呈现嵌入关系，而在社会整合和规范方面，则与国家呈现出疏离关系。嵌入与疏离混合构成了当前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基于此，国家需要以制度的完善去容纳、培育和引导乡村基督教与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相一致。     

论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困境及其途径

近年来我国对服务型政府建设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虽然也取得了相对明显的成效，但仍然有一些突出的问题存在，例如：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不足，“官本位”思想仍然存在，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政府和其工作人员作为服务型政府的主体，其本身存在的自利性对服务型政府所要求的良好的政府形象与公共服务精神的确立。社会自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法治社会的最终确立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此，应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完善行政监督、提高公众参与意识等途径，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     

政府过程中的复杂性条块关系及其产生逻辑——基于干部调配数据的观察

条块结构是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制度,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职责同构”的组织特征使得条块关系多被整体化研究与同质化对待。然而,既往研究忽视了层级与时间因素,条块关系难以被准确描绘。政府过程中基于权力运作形成的“条块层级”可作为解释复杂条块关系的重要工具,干部调配中的条块平调可以形构政府过程中存在的“条块隐性层级”,进而呈现条块关系。分析显示,条块关系在不同层级政府与不同时期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条块关系在层级维度与时间维度上的复杂性可以从条块权力的类型进行分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从整体上呈现条块结构下我国地方治理的权力运作逻辑。     

向左、向右或向前：批判性进步犯罪学的现代展望

在批判学中，后现代主义、后基础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和新犯罪学法，都对犯罪学的发展产生影响，但女权主义者犯罪学是个例外，其坚持参与主流社会运动，以至参与到后基础主义所摆出的理论挑战行动中。而后基础主义者的理论框架能够帮助我们开拓批判的新空间，产生促进社会进步的新的团结力量，其挑战传统犯罪学的观点揭示了权力的某种运作形式，甚至从既估量消极后果又估量能动作用的方式上去理解权力，从而形成了权力运行方式的多样性并提供了正确的鉴别方法。犯罪学的研究及其学科建设也与政治有关，甚至包括文化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一个进步的犯罪学不可能不与民主、公正、人权有关。     

香港的劳工法例浅说

香港的劳工法例,传统上紧紧跟随英国自决性的范式。在劳工政策而言,政府一直未采取过度干预性的措施,以管制私人机构之劳资关系。因为假如订立过多及太繁杂的劳工法例,恐怕或影响经济的自由运作。简单而言,所谓“自决”的政策观念,是意味着对于私人及自愿性行动的信念,认为它们是能够直接地去解决劳资双方的问题,而有别于类以由政府进行的第三者形式的干预,因为后者往往信念有强制性干预的意味,而有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