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理想人”——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一种理解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勾画了一幅“理想人”的形象：纯粹理性昭示人的尊贵、尊重规律牵引人的责任、意志自律通向人的自由。“理想人”的形象虽然令人神往但却软弱无力,富有生命力的伦理学应关注人类的真实存在。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政治与道德

康德的实践哲学将自由确立为人的一切行动的起点,政治和道德作为人的实践行动的两个基本领域,康德通过对政治义务和道德责任之基础的阐明,最终确立了政治与道德在实践哲学领域中的内在一致性.康德并没有忽视政治行动的特殊性,政治行动作为人类意志的表达和实现方式,规定人类意志的东西既可以是自然的必然性,也可以是自由的因果性,因此,康德是同时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对人类政治问题的思考.康德对于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阐明,从某种意义上展示了康德关于理性统一性的思想.     

康德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

康德的政治哲学通过对作为自然概念的政治和作为自由概念的政治所作的阐明,最终确立了道德在人类政治行动中的基础性地位。作为自然概念的政治开启了关于人之存在的生存论视野,指明了非社会的社会性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基本存在特性,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共在和冲突构成了人之存在的基本生存论境域,从而间接地展示了人类政治行动的道德基础;作为自由概念的政治揭示了政治行动作为体现人类理性以及基于理性之自由意志的实践活动,从而直接地确定了道德对政治不可或缺的基础地位。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逻辑结构

康德以纯理论形式建构的道德形而上学的逻辑结构是:以"物自身"为逻辑起点,以"自由"为内容核心,以"人是目的"为旨归,以"自律"为实现路径,以"实践理性的公设"为条件。     

自由的理性--论康德的理性主义

康德哲学从其"理性"概念出发演绎出"自由"概念.他的"理性"概念包含了西方传统哲学中关于理性概念的两大精神要素,即"努斯"精神与"逻各斯"精神,从前者演绎出理性的"先验自由";从后者则演绎出理性的自我规范性,即意志自律.他论证这种基于纯粹理性基础之上的自由则是为了确认人是目的本身.     

自由意志的生态意蕴与生态道德责任的生成

自由意志是道德责任的前提。传统伦理学仅仅局限于在人类自身及人与人之间探讨人的自由意志及责任与义务问题,因而对自然的生态道德责任几乎无从谈起。自由意志的存在源于人自身与其内在自然的和谐,它的实现有赖于人与外在自然的和谐,即自由意志的生成与发展必然与自然相关。要实现最终的意志自由必然是自然和谐的自由;自由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证成自由意志具有生态性,不仅为人类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提供了合法性理由,也为保护自然环境提供道德合理性和生态正当性,从而成为生态道德责任的生成基础。     

道德合理性的重建：康德伦理思想的解读

道德合理性是对道德何以可能的回答，是伦理学的基础问题。康德诉诸实践理性的先天分析，构建了以道德法则为原则，以主体人为基础，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道德理论体系，对道德合理性进行了卓越论证。康德理论的重要成果和遗留问题，对后来西方伦理学思想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是现代性道德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一些现代理性主义者在道德合理性论证中，继承并深化了康德这一思想，如哈贝马斯。人类社会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验，道德合理性的构建，不仅是理论的期盼，更是现实的祈求。在此意义上，有必要对康德的道德合理性构建思想展开深入分析。     

康德德治观引论

康德的德治思想丰富，颇具借鉴意义。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德治可简约为意志自律，从中可推断德治不是人治，也不同于传统德治，而是每个理性的人以基准道德，即守法精神约束自己。康德用自然目的论从人与社会二个方面证明德治是道德的。从人性论、人类文化和伦理共同体三个方面论证德治如何可能，从中可断定，实践理性是德治可能的主体素质和准备条件，社会公正是德治的基本保障和正常期待。     

美：作为实现至善的环节与作为知的形态——席勒与康德审美思想的差异

康德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者,他的哲学目标是作为理性主体的人如何实现至善,也即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如何实现自身的自由。席勒则认为,一个服从道德律的人由于感性受到压迫仍是不自由的。真正的自由只能通过感性与理性在美的艺术中的和谐一致才能实现。因此人被规定为美的人性,只有具有美的、完整的人性,人才能够算是真正的人。康德的自由的当下在于道德法,席勒的自由在于美的交往。康德的美是形式规定,席勒的美则是形式与质料的统一。美在康德那里是特殊性的环节,对于席勒则是思想的尺度,具有完整的知的形态。     

康德对道德律的探索——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到《实践理性批判》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两本著作的一些差异。前者以"何为最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为逻辑出发点,并以智性世界为基础论证了道德律如何可能;而后者从寻找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实践法则出发,推导出道德律,并且通过一个理性事实论证了道德律的可能性。康德独创性地从人自身的理性中寻找意志的决定根据,并最终确立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成功地在道德哲学领域掀起一场"哥白尼革命"。     

论上帝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双重作用

上帝概念是康德哲学中尤其是在其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更是一个道德概念。这个概念对康德伦理学中具有双重作用即调节性和构成性作用,这显示了康德伦理学的神学向度。但上帝概念对康德伦理学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即神学服从道德的需要,上帝服从人的需要。     

论马克思恩格斯道德与法律关系思想中的五对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大量的道德与法律问题,其中蕴含着独具特色的道德与法律关系思想。他们主张阶级意志是道德与法律两种社会规范的表象,而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意识形式;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道德上亦是如此,“不被撕裂的良心”构成最为基础的道德权利;无论道德主体还是法律主体,其思想与行为都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道德与法律各有各的自律和他律,对自律要求的程度以及出于习俗舆论抑或刑罚威慑分别构成两种规范在自律和他律来源上的区别;不谈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能力、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把握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自由与秩序由此成为两种规范关系之范畴论的落脚点。以上五对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思想中的核心范畴,并构成他们道德与法律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     

康德哲学中的幸福概念解析

幸福作为始终困扰人的一个问题,也是康德伦理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康德对幸福概念的理解基于其对人的本性的界定,他认为人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体,人的感性本性是人追求幸福的原始驱动力,人的理性本性使人产生幸福概念,人心灵中的各种能力为人追求幸福、创造幸福提供了可能性条件。康德对幸福概念的思考有一个自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上升过程,幸福概念自身的特征决定了我们追求幸福所遵循的原则具有质料性、主观性、经验性和偶然性,因而不具备充当道德法则的资格。     

海德格尔与现代西方伦理学转向

众所周知，西方伦理学发展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时，出现了紧张的冲突和急剧的转向。在这一冲突与转向中，康德和黑格尔的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得到极大张扬的理性主义伦理学受到叔本华、尼采的生命意志和克尔凯廓尔的个体体验说的挑战；康德的形式主义道德律令受到舍勒的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的修正；黑格尔的国家整体主义在克尔凯廓尔那里变成了孤独的个体；基督教伦理学的仁爱、赎罪观念被尼采贬斥为“怨恨道德”、“奴隶道德”。总之，近代以来的基本价值观念诸如理性、上帝、本质和整体性都被怀疑和…     

道德自由是人的重要本质——荀子“辨”与康德“自由意志”之比较

康德道德哲学通过对"自由意志"概念的论述与推崇,彰显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存在的本质性意义,代表了西方人性论一贯高扬"自由"、"主体性"的风格。而荀子对其人性论中的"辨"概念的论述,在道德目标指向性、先验普遍性和主观自信性方面与康德不谋而合,同样代表了中国哲学中的相同风格。中西哲学家关于"道德自由"的致思具有的一致性,说明"道德自由"是人的重要本质。     

理性经验二分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困境

康德道德哲学的基础是建立在笛卡尔的身心二分的二元论基础上的,因此,康德将道德看作是理性这一心灵的因素为自身立法,而将身体的偏好、情感等因素排除在道德之外。这一理论预设带给康德道德哲学自身难以解决的困境。第一,属于心灵的理性何以能为属于另一领域的身体立法?如果可能,那么理性为身体立法对于身体以及情感、欲望来说是不是他律的而不是自律的?第二,身心二分的必然结果是知行分离,由此,理性为自身所立之法如何能成为人的行动?康德承认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难。最后,理性与身体的割裂是否可能?现代科学的发展支持的身体在认知与推理等理论思考中的基础性作用。     

康德自由之思与当代价值

“自由”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最重要的范畴。从分析思路上看,康德意义上的自由经历了从由“物自体”到“先验自由”到“实践自由”的递进过程,其中道德法则的证成是自由升华的一个重要契机。康德自由理论凸显了“人是价值的存在”这一伦理学命题,对于当前的道德建设以及现实社会问题的反思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实践理性批判》对于自由的理性追溯

本文通过对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分析论中四个定理的分析,指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力图通过纯粹实践理性为意志建立法则,而对人的原则(自由)进行了追溯和确认.自由最终被封闭在康德的本体领域,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得以确立的人类学根基.     

道德的幻灭：市民社会之怪相——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道德幻灭作为市民社会之怪相,构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内容。康德从道德原则中剔除一切经验的因素,维护了道德的纯粹性和崇高性。但是,这种纯粹先天的规定将道德抽象地肯认为超历史的应当如此,从而使其丧失现实性。马克思扬弃康德关于道德的纯粹性规定,使意志自律进入人的存在的历史,确立起道德考量的绝对尺度,进而以四个悖论为例——道德是从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道德是出卖身体和良心,道德是禁欲、节制、吝啬和遏制生命,个人与国家的贫富成为判别其道德上诚实与否的根据,呈显市民社会道德幻灭之怪相。由此,道德幻灭作为资本对劳动统治的历史结果,是市民社会人的存在的宿命。     

论康德哲学道德问题的两个维度

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主要论述了道德情感和病理学情感两类情感。道德情感有敬重和爱两个维度。道德情感不是道德行为的依据,而是道德律作用于主体的结果,它源自于理性概念。病理学的情感出于人的本性,是服从于自然秩序的情感。康德认为,情感主义伦理学失误在于以病理学的情感作为德性的依据,混淆了善恶、快乐与痛苦之间的关系。康德论析了情感因素在道德行为中作用,排除了把快乐或幸福冒充为德性根据的、贬低人类的说教,从而批判了幸福主义、快乐主义伦理学。同时,康德指责情感主义过分强调情感作用,从而预防了道德的＂狂热＂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