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问责的制度化

行政问责是一个制度体系,是多项制度的集合体,其运行过程中的启动、推进、实现、纠错阶段分别对应着政府责任监督制度、政府责任评估制度、政府责任追究制度和行政问责救济制度。我们应当对这些制度进行完善,使其相互配合、有序运转、形成合力,使行政问责更加有力、有效。     

论行政问责的救济缺失

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套成熟健全的制度,在问责过程中出现偏差和失误是再所难免,出现偏差和失误就需要救济。但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受到问责的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行政问责的客体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之间存在较大错位,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对于问责失范的救济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行政首长违法行政要问责

5月24日,吉林省副省长田学仁在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就省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向大会作了专题报告。这是自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后,全国第三个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省份。田学仁副省长向常委会汇报了制定行政首长问责办法、力争三年内健全公众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机制、建立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机制、建立行政机关与新闻媒体联系制度……     

湖北省行政问责办法

正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86号《湖北省行政问责办法》已经2016年2月22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4月1日起施行。省长王国生2016年2月25日目录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行政问责情形第三章行政问责方式及适用第四章行政问责程序第五章附则     

行政问责的理论探讨

在当代政府行政理论和实践中,行政问责是一个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内容。行政问责的内涵可以从其回应性、强制性和惩罚性、内在性和外在性、权威性和过程性的层次进行阐述。在行政问责的发展历程中,其经历了韦伯的科层制改革;市场化改革;独立问责机构和社会问责等阶段。同时行政问责面临着对象和外主体自身及问责文化的缺失三方面的困难,只有通过行政问责对象和主体的努力及合作加上政治文明的发展,公民精神的培养,才能有效的解决问责的一般困境。     

行政问责主体从同体单一向异体多元转化的历史必然及其构建

我国行政机关中实行的同体问责制,存在着问责范围窄、问责力度弱、问责效用差等缺陷。构建以共产党为核心、人大为中枢,民主党派、社会团体、舆论媒体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多元主体问责体系是多元问责价值理念的现实要求。要实现由同体问责向多元主体问责的转变,就要着力培植多元问责土壤,完善多元主体问责机制,实现问责体系制度化,确保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微博式行政问责刍议

作为上手极易、传播极快、范围极广、影响极大的信息传播方式,微博不可避免地与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结合在一起,这对于外部监督体制并不成熟的中国公权力部门,实在是一剂猛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微博正在成为行政问责的极为重要的外部监督力量,正在改变着官方和公众话语权的整体格局。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期许行政问责成常态

2008年9月22日发生了两起人事任免,二则是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的职务;另一则是河北省委免去吴显国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的职务。在过去的一些时间里,还有一系列的官员因为重大的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如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河南登封矿难、深圳龙岗火灾等,被问责的有一大批官员,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新一轮的“问责风暴”。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行政问责下的舆论监督法治化

从3月1日起，云南省的“舆论监督新规”开始施行了。按规定，在云南省，如果被媒体曝光，领导干部将遭到问责。如今，已有人因舆论监督而被停职问责，这让不少对“舆论监督新规”寄予厚望的人们受到了鼓舞。但也有人表示担忧：仅仅以文件形式出现的“舆论监督新规”，能否承载舆论监督制度化的梦想，     

行政问责制度的逻辑结构

在其逻辑结构上,行政问责制度由"问"、"责"、"究"三个具有内在衔接关系的板块所构成。其中,在"问"之层面主张问责主体"非行政化"、问责依据法律化和问责范围有限化;在"责"之层面提出行政问责所追究的是一种"领导责任",这种责任具有间接性、政治性和行政性,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责任或行政责任;在"究"之层面强调行政问责仅仅是"领导责任"的实现途径,它不能取代刑事责任等其他责任形式。     

行政问责的三重依据

政府责任的评判和追究需要依据。行政问责的价值依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行政问责进行了应然性、实然性和必然性阐释。价值依据包括哲学依据和伦理学依据,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是行政问责的哲学依据;伦理学依据有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功利论侧重实际后果,道义论侧重规范的遵守,而德性论侧重良知良能的素养。事实依据即实际后果,行政问责中以实际后果为导向的责任推断依据在行政实践上比较容易操作,但有时在行政责任进行认定时还要对导致行为结果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法律依据即法律的直接或间接依据。     

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已经2004年5月11日市人民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试论我国行政问责机制的完善

当今社会,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行政不作为、行政效能低下、滥用职权等政府腐败现象都十分严重。政府是为公民提供服务的,而服务是通过行政机关极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来完成的。如何杜绝行政腐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行政问责机制是可行途径之一。我国自行政问责建立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其中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要提高我国政府的廉洁程度,缔造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和完善行政问责制。根据我国问责机制中的问题,要想行政问责行之有效,就必须明确行政问责的"谁问"、"问谁"、"问什么"以及"问后的处理"。尤其是问后的处理工作,笔者认为是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关键。     

对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

行政责任是政府及其公务员基于自己的公权地位和公职身份,对授权者和法律以及行政法规应当承担的责任。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要在思想认识上准确把握行政责任的内涵及特征,在框架结构上坚持五大基本原则和明确四个基本问题,在实践操作层面上着力解决四个难点,从而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思考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以及依法行政的不断发展,行政问责制度已经渐渐为公众所知,行政问责制度的提出根本是为了规范公职人员的行政方式,完善国家的治国体系。行政问责制度的不断推进,显示着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更加健全。当前,要围绕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以期为行政问责程序规范化提升提出建议。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是目前党政干部问责制的主要实施形式,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同体问责.这种问责与传统的干部问题处理方式比较契合,执行起来顺畅,效果显著.但其缺陷也同样十分突出.为此,在实施行政问责时,一定要对行政问责主体进行必要的约束,对行政问责的程序进行严格规范,必须公平、合理地对待行政问责的对象.     

关于完善行政问责程序的思考

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来看,目前行政问责启动程序还不完备,处理程序也不健全。规范和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对于有效发挥行政问责的监督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在问责的启动程序上,要完善受理与立案制度;在问责的处理程序上,要完善调查程序、决定程序和执行程序。     

行政问责的困境及其伦理超越

行政问责实践的困境主要有谁来问责、问谁之责和何种问责等。谁来问责困境表现为自上问下与自下问上的矛盾和同体为主与异体为主的冲突,问谁之责困境主要是直接责任(人)与间接责任(人)的躲猫猫和领导责任(者)以组织责任为护身符,何种问责困境主要体现为法理问责与情理问责的纠结和公开问责与秘密查处的博弈。其间分别蕴含了行政价值迷失、德性伦理欠缺和制度伦理缺位的深层原因。文章认为,可从公民伦理的培育,德性伦理的培养和制度伦理建设等方面超越问责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