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意识与“法治浙江”

“法治浙江”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建设和完善,更需要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在法治实践中充分发挥自主的能动作用。民主建设、地方立法、限制公权、法治氛围是培育塑造主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而主体意识则是法律适用、法律遵守和法律监督等得以良好实现的原动力。文章同时对发挥民间商团的主体作用和引导农村宗族势力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于中国法治秩序建构中表层化问题的若干反省与思考

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国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决心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然而,随着中国法治秩序建构步伐的加快,法治“表层化”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大障碍。目前,在注重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我国必须继续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同时加快构建一个本土化的市民社会。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解决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表层化”问题。     

依法行政理念的升华——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

确立依法行政理念,建设法治政府,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创建法治国家的重大任务。但是,从实践应用层面分析,“法治行政”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延伸到行政实践领域,与我国构建“法治政府”的目标更为契合。“依法行政”只是“法治行政”的一个方面,构建“法治政府”,实施“法治行政”不仅需要依法行政,还需要合理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诚信行政、高效行政等等。因此,“依法行政”的提法并不妥当,更应该以“法治行政”取而代之。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的转变,并非只是提法的改变,而应该是依法行政理念的升华。     

浅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是我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借鉴吸收韩非“法治”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试就《韩非子》中所述实行“法治”的原因、立法的指导原则、执法的指导原则这几个方面,浅要地分析韩非的“法治”思想。     

论推进“枫桥经验”的法治化

“枫桥经验”是国家法治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折射出朴素而深刻的法治原理，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内涵。“枫桥经验”虽是一个地方治理的经验，但是蕴涵着许多普适性规则，不仅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我省公安机关是建设“法治浙江”的重要实践力量，必须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与深刻内涵，自觉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法治实践，努力推进“枫桥经验”的法治化建设。     

古县看“法”

松州古邑，古韵悠悠。“法治”两字如一抹阳光照亮着这座有着1800余年历史的古老县城。五年来，松阳在创建法治县的道路上执著前行，焕发出新的生机。     

以法治精神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法治精神”是十七大报告在民主法治建设上的一个新提法。法治精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纽带，它融会贯通于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实践之中。     

论“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与“法治浙江”建设

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一面旗帜与特色经验，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十分重视“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值此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之际，从厘清“枫桥经验”与“法治浙江”这两个概念性前提出发，明确“法治浙江”建设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前提与保障，肯定“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丰富了“法治浙江”建设的内涵，这对于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为建设“法治浙江”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谏题和现实问题。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地方立法工作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何创新地方立法工作？ 一、认识发展趋势,把握地方立法工作的“变”与“不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地方立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总结经验,分析趋势,我们认为在完善法律体系过程中,地方立法工作需要把握“五个不变”,推进“五个转变”。     

市场经济与法治中国

今天是2013最后一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辞旧迎新。回顾2013年，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恐怕就是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公报最让我关注的，则是两个关键词：市场经济和法治中国。请注意，是“法治”，     

现代性“断裂”问题下的“精神”审视

"现代性"虽是一个认识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概念,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四个方面"断裂问题"的思考,从该"二重性"中归纳出现代性的"同一性"即时代精神、理性精神、主体精神、发展精神,并尝试性地揭示现代性该四个主题精神的最初意涵及其在现代社会下发生的"演变",从而关注现代性的"同一性"与加深对现代性"二重性"的理解和认识,给予现代性本质的一种澄明。     

无意义的对垒:“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作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出现的众多文化现象也成为这一问题研究的素材。然而这一划分本身在消费时代的合理性还有待探讨,通过回溯源于西方的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历史,阐释这一二元划分的思想基础,在消费社会及媒介构建下这种思想基础遭遇的颠覆,进而得出结论:二者的二元划分已经不能成立,由此产生的争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莫把"政疾"当"政绩"

自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以来,学界、政界以至社会各界,对“政绩观”错位带来的种种弊病与不良后果普遍引起关注,莫让“政绩”成“政疾”的呼声日盛。但是,人们对那种公开以“政疾”冒充“政绩”,功过混淆、鱼目混珠的现象,却至今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鉴于此,有必要大声疾呼:莫把“政疾”当“政绩”。“政绩”与“政疾”本来是两码事“,为政者”所取得的成功为“绩”,存在的问题为“疾”,两者不该混淆。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明明是“政疾”的东西,摇身一变,冠冕堂皇地成了“政绩”。例如,有些地方盲目决策,乱上项目,劳民伤财,造成…     

感受"另类"

当我们把城市中的一切都变成游戏的时候，突然发现“另类”可爱。“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当一个物件的分类不好归位时，人们常常叫它“另类”。的确，音乐评论人实在无法将臧天朔的《老玉米》归入哪一类？通俗，民谣，还是ROCK？那些崇尚伟哥的男人们扯着嗓子在歌厅里一路狂吼：“要有一副好身体，就请你吃老玉米……”似乎唱出了阳刚。“新生代”们先创造了“另类”，再创造了“时尚”，循环往复，其乐无穷。“另类”前卫，而“时尚”大众。“另类”并非时尚，但可以变为时尚。面对传媒一…     

论"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领导核心.我们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既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更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三个代表"与"以德治国"是相一致的.     

论"治未犯"——关于"溯源防范"与"不管而管"制度的建成

我国对预防犯罪的研究应理论研究和实务研究并重、东方文化的“心性教化”与西方文化的“行为规制”并重。我国预防犯罪应借鉴中医“治未病”的道理而“治未犯”,即未犯先防、刑后防犯,建立“溯源防范”制度,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推广源流监控制度,建立“不管而管”制度,即被害人救助制度。     

从"原则"规定走向"制度"建设

"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是党员的一项基本权利,<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作了制度性规定,使这项权利由原则走向制度迈开了第一步.然而,要建立完善的罢免撤换制度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与研究,即罢免或撤换的主体与对象;罢免或撤换的依据;受理机构与程序.     

论国学之“源”与“流”

国学,就其"源"而言,我们可以说,先秦诸子之学,是"国学"演变发展的活水源头;与此相对应,先秦以降,儒、道、佛等学派思想的演进,催生出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学术思潮,如汉初黄老思潮、两汉尊儒思潮、东汉反神学思潮、汉魏道教思潮、魏晋玄学思潮、隋唐佛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以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等等。这八大思潮,前后相继,奔腾向前,组合成"国学"发展演变的汹涌潮流,构成了"国学"发展的宏伟画面。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