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治理结构与国有企业效率

当前，理论界多把国有企业的产权设计归结为“治理结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用以说明维持国有企业各方利益的激励、监督、补偿规则，其中关于“公司治理结构”更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的焦点。但是，多数的研究仅限于治理结构的形式和组织成分，而忽视了制度改革中的“主观因素”。这使国有企业的改革常常走入“制度迷信”的误区，特别是新形式旧机制、“换汤不换药”的治理结构设计有断送国有企业的危险。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本文试从治理结构的选择功能入手，重新恢复制度改革中“主观因素”的地位     

试议公司制企业“六会七方”角色定位

公司制企业治理结构，亦叫法人治理结构，按照国际惯例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制度。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公司制成为我国国有经济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然而，公司的“新三会”与“老三会”存在矛盾，即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原有企业制度保留下来的党委会、职代会、工会存在矛盾，再加上与经理班子的矛盾，人们称为“六会七方”矛盾。“六会七方”的地位在相应的法规条文中虽有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定位。“六会七方”角色定位不准必然使企业面临诸多问题：公司权力中心模糊，监督机构弱化…     

“小马拉大车”:经济发达镇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双向调适的解释性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人口集聚多、经济规模大、城镇化水平高的经济发达镇。这些乡镇有着与中西部县区相当的人口规模、与地市相当的经济规模，但囿于乡镇的行政层级，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治理现象。对D市A镇的调研显示，为满足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达镇治理呈现出“双向调适”的行为特征。“双向调适”作为经济发达镇在面对规模负荷增加而组织层级不变的冲突时发展出的一套策略组合，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上级政府对基层的充分放权和低职高配；后者表现为基层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经济发达镇得以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进程中实现功能和结构上的回应性调适，从而能够应对由治理规模所造成的治理资源与治理负荷不匹配问题。双向调适展现了经济发达镇治理的力量来源，构成理解基层治理行为的一个小切口。     

我国国有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及其依据

我国国有公司具有股权高度集中、国有股比重过大 ;特殊的二元制公司治理模式 ;“金字塔”型公司治理结构 ;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等特点。它不仅是借鉴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的结果 ,而且更主要是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的反映 ,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依据。     

完善国有独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几点思考

国有独资公司经过公司制改造，建立了“二会一人四权”的治理结构，但由于“老三会”的存在，形成了“五会六方”的关系，各方关系尚未理顺，对企业搞好经营管理、提高效率，形成一定的制约。如何协调“二会一人四权”与“老三会”的关系，准确界定“五会六方”的角色地位，是构建国有独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     

现行国家治理结构下的地方银行治理

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海量贷款以及地方政府巨大而不透明的债务，已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地方银行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十几万亿的贷款规模立下了“汗马功劳”。地方银行能对政府债务有如此大的贡献是与其公司治理结构密不可分的。而地方银行公司治理一直在理论政策与实际运行方面存在着争论与矛盾，本文试图用一个新的视角，在我国现行国家治理结构框架下讨论地方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旨在解决地方银行公司治理中的深层次问题，化解其潜在的金融风险。     

地方中小银行治理风险问题研究——基于内外部协同治理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对深化金融改革、防控金融风险和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中小银行治理机制失灵引发的风险外溢、处置和防范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通过公司治理体系优化完善推动中小银行深层次改革化险成为当前金融工作的重点。以公司治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小银行治理的特殊性和风险暴露特征，将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缺陷以及二者之间缺乏有效协同作为主要风险源，在“风险源—风险偏好—行为选择—风险结果”的框架下分析了中小银行治理风险的传导机制，最后提出“内外兼修”“协同共治”优化完善中小银行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的政策思路。     

利益转徙、权力转换与模式转型:农村基层治理权力结构变革的逻辑理路

农村基层的利益转徙、权力转换与模式转型为基层治理权力结构变革提供根本性的制度资源和权威性的体制根基。利益转徙、权力转换改变农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权力结构变革的标志最终又体现在基层治理模式的转型上。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利益转徙是起因,权力转换是动力,权力结构变革是结果,治理模式转型是标志。因此,基于农村基层利益体系转徙的基本规律、权力空间转换的基本特征和模式转型的基本趋势,可以准确地把握农村基层治理权力结构变革的逻辑理路。     

指标反应：基层干部指标治理的现实偏差与形成机理

文章从工具理性与主体的关系切入，关注到指标治理与基层干部之间存在张力的问题，并基于CAS理论发现：一是指标治理的逻辑机制在于通过指标生产机制和指标实现机制来实现以确定性回应不确定性的治理目标，这个过程能否有效实现主要依靠基层干部的主体适应性，而“指标反应”现象的出现正是基层干部主体适应性难以有效发挥的现实偏差结果；二是由于基层社会治理复杂系统出现主体聚集失灵、要素流动不畅、遵循线性治理逻辑和指标治理机制失当，导致基层干部的内部治理结构适应能力不够、外部治理需求回应能力不强、非线性环境适应能力不充分和治理结果多样性不充足，最终出现“指标反应”。文章的理论贡献在于，为当前指标治理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和分析框架，这不仅是回应愈加复杂的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而且对于推动指标治理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生命政治”之名：在数字时代重思福柯的治理术

治理术是理解福柯治理思想的重要切面,通过对不同时代治理术的剖析,可以找到福柯有关生命政治思想的诞生源头。治理术可以被划分为16世纪之前的治理权术、16至19世纪的治理技艺、20世纪以来的治理算术,它们分别由统治权力、规训权力和摆置权力创制,旨在实现的治理则分别为“对人口的治理”“对国家的治理”以及“对想象力的治理”。其中,治理算术作为数字时代治理术的被异化形式,以一种隐蔽但强力的方式操纵社会,并由此产生了许多自身难以化解的风险。数字时代的治理应当重新回到“人的解放”这个核心议题,将实现“生命平等”和提高“生命质量”作为建构一种新治理术的核心主张。这种新治理术的实质是一种政治哲学,而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则为建构这种政治哲学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思想资源。     

思想、技术互构的“元宇宙”空间及其治理

“元宇宙”概念首见于30年前的美国科幻小说，但最近在学术界却突然火爆起来。“元宇宙”并非新生事物，而是与“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化生存”“互联网”等概念几乎同时出现的。“元宇宙”作为一个思想与技术建构的虚拟空间，并不是平行于现实物理空间的虚拟空间，而是一个与现实物理空间交接和深度互动的特殊虚拟空间。要理解它则必须要回到“轴心期”，因为迄今为止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有的技术成果，都是“轴心期”思想产生的长波效应。在“元宇宙”空间中，既有“不确定性”风险，也有“确定性”风险。不过，这两种风险都是技术异化的结果。对“元宇宙”的治理、对技术本身的治理虽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思想知识的创新，既要防范技术引发物欲泛滥，更要防止技术“利维坦”出现，防止人沦为技术的工具。     

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可以这样说,科学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的生命力之所在,法人治理结构的混乱,将会导致公司制的失败。对此,绝不可等闲视之,必须认真研究对待。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产生的背景、组成和特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企业实行公司制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对有效控制和管理企业的客观要求。通过这一结构,使公司的…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论我国失业“软着陆”

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随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所面临的失业压力将会不断增大。因此，我们有必要象治理通货膨胀一样，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失业的“软着陆”。一、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及其“软着陆”１．我国的失业问题。目前，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     

为富未必能为官

当前，在农村村组干部调整中，出现了由地方“首富”担任村、组一级领导职务的倾向，笔者以为此举不要。在农村中，“首富”者固然有一定的开拓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懂经营，会管理，致富有方，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有些人能把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而对治理“大家”却束手无策，他们虽有致富一家的能力，却无造福一方的本领。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叫、家”和“大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治理这两个“家”，其手段、措施、策略也不尽相同。况且，由于各人生活阅历、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以及人生机遇等的不同，治理利、家”和“大家”…     

从会计信息失真看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模式

复杂的股权结构、普遍存在的“盈余管理”、负债率偏低的资本结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及经营模式的独特性及其存在的缺陷是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本文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及经营模式的角度寻找治理上市公司虚假会计信息的途径。     

浅议公司职工董事与职工监事制度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是学界和实务界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问题。人们较多地注意所引进的“独立董事制度”的功能与作用,相对而言,公司中职工     

常规与非常规:地方治理学习型政策变迁的模式比较

地方治理存在常规与非常规两种学习型政策变迁模式。常规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政策工具使用而生成，非常规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公共危机应对而生成，两种模式受布局要求、治理结构和政策体制的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强化或重塑治理结构和政策体制，促进或促退地方治理效能，巩固或侵蚀国家治理效能。基于此，可以采取如下优化策略：坚持公共治理，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摆脱思维定式，找到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的平衡点；改变行为惯习，破解常规治理与非常规治理的悖论困局；采用创新手段，塑造技术治理和治理技术的融合格局。     

关于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思考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其中,最主要的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代理问题(内部人控制),致使法人治理结构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深化国企改革,解决代理问题,已是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紧迫任务。一、代理问题有关概念及由来公司治理结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是通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经营管理概念,涉及的是公司治理的方式,重点是股东与管理部门的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由高层经理人…     

区块链技术驱动下的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一种理论诠释

当韧性成为现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新引擎”，如何“发动”成为关键。治理“空转”以及制度“悬置”的困境往往导致韧性“入场”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区块链与韧性治理在结构本质、运行逻辑以及制度功能上具有较高的逻辑共通性，有望作为技术载体拓展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的理论范式。依据“结构—过程—功能”的分析进路，区块链驱动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表现为：区块链融合科层制生成结构韧性，构建“可见—激活—开放”的全过程公共资源治理模式，实现过程韧性，并将区块链内置稳定的“契约关系”作为信任服务的基础设施，加强城市公共安全跨界长效合作，促进以共知共享共生为核心的城市共同体强化功能韧性。在解构区块链技术特质与韧性治理制度逻辑互动相长的基础上，也需关注其内在限度，包括技术与组织的整合困境、技术应用与治理场景脱节以及制度加码下的功能失衡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