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驱动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全周期”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厦门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的探索

激活数据要素潜能,重视大数据技术应用是推进我国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着眼于“中国特色公共安全治理体系”,聚焦于“治理过程”与“治理要素”高度融合的中国特色城市风险治理机制,可以识别出数据驱动下中国城市风险治理的“八大场景”,并以厦门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为例,探讨大数据治理过程如何重构风险治理组织并型塑城市风险治理过程,分析基于数据汇集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识别机制、基于数据关联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判机制、基于数据监测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基于数据决策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实践表明,数据驱动的城市风险治理过程形成了风险、数据、主体和技术融合关联的治理形态,推动城市风险治理的治理效率提高、治理效能提升与治理效益增加。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中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

目前,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党和政府创新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举措,其最终目的在于提高社区治理与服务能力,应对不断出现的风险与挑战,因而呈现出“一体双面”的实践表征。但是过度“行政化”、“悬浮化”和“内卷化”倾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二者治理效能发挥。为此,需要坚持以党建引领为突破点,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治理优势,建立社区合作治理网络,最终形成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后疫情时代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研究

进入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特征之一,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风险社会的一次鲜活注解。疫情影响下的社会风险呈现出风险生产的内生性、风险建构的主观差异性以及风险演变的叠加性等特征,而风险治理面临着难以准确预测、难以有效应对、难以分责追责的行动困境。提升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风险应对能力需要提高风险意识、加强舆论引导和推进多元治理。     

城市边缘区社区空间失序风险的整合性治理路径

在城乡空间急剧转型中,城市边缘区成为社会失序相对集中的“风险空间”,并在自然空间、政治空间与生活空间等多维度上呈现出社区空间失序的风险表征。基于空间与风险的互动关系及其所蕴含的公正价值,构建空间治理与风险治理统合于社区治理实践的整合性治理框架,可以实现城市边缘区的社区空间秩序重建。城市边缘区整合性治理的具体路径,包括促进城市边缘区发展的政策协同、完善全方位的政府跨部门治理协同机制、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加强大数据等高科技与跨学科知识支撑等。     

新时期社会风险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参与路径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近年来在社会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的社会组织在环保、医疗、宗教、慈善、教育等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江苏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社会风险的探讨,剖析了新时期我国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的紧迫现状并依据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独特优势,提出了优化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现实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优势与对策——基于H市“全周期风险防控”模式的考察

作为基层社会的较高层级,市域社会既是社会矛盾风险的集聚地,又具有空间性、源头性、智慧化、整体性等治理优势,是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的关键层级。因此,完善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将防范化解社会矛盾风险置于市域社会治理视野下。H市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周期管理”理念,初步形成了以“全领域源头治理+全主体协同共治+全流程处置稳控+全手段‘五治’融合+全要素建章立制”为核心的“全周期风险防控”模式,为市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安全稳定的环境。借鉴“全周期风险防控”经验,并改进其存在的不足,强化源头治理、多元治理、流程治理、智慧治理和制度治理,完善源头防范体系、多元化解体系、过程控制体系、科技支撑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对推动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符合善治规律和体现地方特色的市域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显有裨益。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邻避风险治理路径研究--基于对河南省核电项目的调研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其面临的社会风险之间不断契合的过程。基于对列入《河南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开展内陆核电项目前期论证工作的南阳、信阳、洛阳、平顶山四个城市和省内城市郑州、省外城市西安的调研,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路构建邻避风险治理机制,以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应对,实现从"治理邻避"到"邻避治理"的转型。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应构建信息公开机制,增强舆情研判和舆论引导能力,实现从项目规划到利益表达再到建设决策各环节无缝衔接;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方面,应完善公共参与机制,强化多元主体间的交流合作,避免邻避风险演化为极端化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应着力提高政府公信力,优化决策流程,实现政府各职能部门在权责明晰基础上的行政协调。     

论风险社会中的行政问责制

2003年全国爆发的“非典”证明中国开始进入风险社会时期，风险社会对社会治理、政府的社会责任、追究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方式、政府及其官员承担责任的方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风险社会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多元化，治理过程中权利与权力的尊重、协商与妥协形成了新的治理方式——复合型治理。复合型治理下的行政问责是一种复合公共责任，复合型的责任关系核心就是以实现共存为目标的公共责任。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带来了治理技术的安全隐患、治理主体的替代 危机、治理行为的价值缺失和治理责任的模糊不清等风险。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与不确定 性、赋能治理与侵犯权利的双重效应以及兼具治理工具与治理对象的自反是其风险根源。人 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的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综合性公共政策框 架。概而言之,要以数据与算法治理为基础,加强人工智能风险的根源治理;以优化与完善社会政策为保障,彰显技术治理行为的价值理性;以风险评估与社会实验为手段,开展人工智 能风险的监测预警;以社会合作与共治为架构,推进人工智能风险的协同治理。     

我国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运行模式及其正当程序建构

依法治国背景下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有助于科学配置社会治理模式，释放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优势，而2019年《检察建议规定》所确立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正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催化剂”。囿于制度设计科学性欠缺，检察机关的司法机关地位与释放治理效能的理论、实践与制度产生三种悖论，阻碍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作用“落到实处”。通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适用要件、程序要件以及效力补偿三个方面的正当程序建构，能够进一步提升检察建议的治理效能，打通社会治理中检察效能向治理效能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套路贷”虚假诉讼的类型化解构及司法治理——以“民刑交叉”分析为视角

“套路贷”虚假诉讼是近年来黑恶势力犯罪的新形式和新动向,对于研究构建扫黑除恶长效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套路贷”虚假诉讼具有民刑交叉、公权侵蚀、有组织犯罪等特有属性,存在健全完善民事和刑事法律规制、前端识别机制、诉前程序风险的防控、司法威慑、社会化治理机制等治理需求。在治理阶段上,将虚假诉讼的前端识别和风险预警作为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强化司法救济的最优选择,通过构建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平台破除虚假诉讼的信息孤岛效应,运用智能化手段加强对高风险案件的监测预警,构建虚假诉讼案件的全流程司法审查、法律监督机制,正确认定司法责任,形成调解、公证、仲裁、诉讼相互协同的治理体系。在治理方式上,厘清虚假诉讼民刑治理的关系,对虚假诉讼的民事法律标准加以必要修正,探索发挥民事惩罚性赔偿和刑法特殊预防的制度功能,畅通虚假诉讼行为的民刑程序转换机制。在治理效果上,将司法治理与行业治理、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在《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增加与“套路贷”虚假诉讼相关联的治理要素,加强对“套路贷”虚假诉讼潜在被害人的预防性司法保护,阻断虚假诉讼的社会根基和需求来源。     

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公民科学：风险社会下知识专家与民主治理关系的重构

科技社会对民主治理的可行性提出了挑战；而风险社会也使得专家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如何处理民主治理和科学治理之间的紧张性关系，关系到民主能否在风险社会得到拯救和复兴。公民科学这一理念的引入把地方性知识以及民众的社会文化理性等带到公共决策中来，很大程度上重构了民主治理与科学治理的关系。     

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的运行机制与合理边界

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是一个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重要议题,尤其在当今世界,各类“黑天鹅”“灰犀牛”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生活在文明火山上”的非常态化政治生态与“风险社会”的时代特征日趋显著。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框架,公共危机治理中党的舆论具有导向性、调控性、交互性特征,舆论引导过程分为监测预警、响应处置以及善后恢复三个阶段,舆论引导效果具有正向效应也须设立合理边界。公共危机治理视域下党的舆论引导的深层逻辑在于,遵循信息传递的科学规律,利用多元联动全媒体平台与途径,对危机信息的传递机制进行优化和信息事权进行重构,进而探究并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引导范式。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建设研究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因政府决策不当而导致的社会稳定风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当程序是塑造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秉承科学与民主的进路,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这一范畴,从法理学视域进行阐释和制度建构,旨在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由于政府决策失误诱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提升政府风险决策的科学性与正当性,服务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邓小平的风险思想及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风险与挑战。邓小平同志对风险做了一系列十分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全面系统的风险思想。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重温邓小平风险思想,吸收其思想精华,探讨当前我国"社会风险"与社会形态、时代背景、文化心理、社会结构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对于克服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风险、保证国家安全、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把改革引向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转刑”命案预防机制研究——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引

通过对近10年来“民转刑”典型命案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有的防控机制仍然存在缺陷,表现为防控理念“滞后性”与“应急性”突出、矛盾化解机制不完善、预警预防机制待健全、基层城乡社区治理效能不足等问题。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对矛盾风险的预防化解,其核心要义对“民转刑”命案的防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树立系统预防的治理理念,创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完善预测预警预防工作机制,提升基层法治与自治效能,构建环境控制与干预工作机制,以有效预防“民转刑”命案的发生。     

基层社会矛盾的风险放大机制与政府治理的优化

改革带来桐乡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矛盾。文章拟通过风险的社会放大模式的运用,解释“为什么有些相对较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通常会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辅以桐乡市环境问题、经济纠纷等方面的典型案例来具体分析初始阶段的风险事件不断放大并最终演化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事件的逻辑推进过程,并提出政府治理基层社会矛盾应该重点关注的几个维度。     

风险社会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网络社会的风险属性突出而复杂,是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重要变量,网络舆情是客观危机事件在网络上的反应,同时是网民对风险认知的自我表达,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感器”“建构场”“放大器”“情绪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兼顾治理工具性与价值性;完善多元共治的舆情风险治理机制,减少风险不确定性;同步推进舆情引导与风险化解工作,源头预防内生风险;培育网络社会共情与共识,促进理性风险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