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路径探究——以上海市L街道为例

公共服务是基层社区服务建设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社区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本文在结构化访谈与半结构化访谈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通过观察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上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社会组织本身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满足公众服务需求多元化,但是在访谈调研过程中发现,在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社会组织却没有在社区服务中起到应有的作用,社会组织与社区之间存在着很多的沟通障碍和社会资本缺失,或者说社区没有能力和条件去选择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组织也无法单方嵌入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场域中来。因此,本文从另一种新的视角,试图阐释社会组织怎样嵌入到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的良性发展。     

复杂适应需求模型——当代西方国家公共服务组织结构变革的内在机理探讨

当代西方国家公共服务组织结构变革的内在机理表现为一个复杂适应需求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复杂适应需求模型来解释。当代西方国家西方公共服务组织结构变革的复杂适应需求模型由政行调适系统、组织分化系统和文化整合系统三大子系统构成。这三大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促使公共服务组织结构动态地复杂适应公共服务需求的变化。     

城市社区危机治理中的社区社会组织:角色审视与嵌入路径

在社区危机治理情境中,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期待主要表现为推动公共参与、供给公共服务、培育危机文化,且在社区危机治理的不同阶段得以角色细化呈现。近年来,社区社会组织在逐步实现角色期待的同时,面临角色定位模糊、能力建设不足的双重角色困境,亟待有效的角色实践予以破解。社区社会组织具有关系嵌入、功能嵌入、文化嵌入的典型嵌入性表征,基于此,文章进一步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的角色实践进路,包括优化政府主导下的孵化培育策略、完善社区危机治理协同网络以及增强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供给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研究

农村社会组织凭借自身的独特优势,已在参与供给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社区生产生活服务、社区矛盾排解和公共安全服务、社区志愿互助服务等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取得了重要实效。但受制度环境欠佳、外部支持乏力、内部运作不良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组织在参与供给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动机、供给效果等方面。为此,应以多元供给主体的协同合作为基础,优化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并激活农村社会组织的内生动力,以构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供给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长效机制。     

澳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经验与挑战

澳门社区公共服务由政府与民间不同的机构共同提供,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机制,促成社区与政府在社区服务及建设方面产生良好的互动。同时,不但社区的公共服务满足了居民社会化的生活需求,而且切适的服务提高了公众参与社区的积极性,多元化的社区服务还有助于实现居民社会福利服务的深化发展。探讨澳门社区特色的公众参与公共服务的经验,分析社会组织结构形式的公众参与制度的利弊,探究公共服务中的合理配置、服务系统的规范、参与程序的弊端与利益保障等问题,能够总结出澳门公共服务多元主体治理的经验,适当调整民间社团的参与机制,以便推向社区参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妇联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

新形势下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妇联组织在当前的创新社会管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妇联组织要加大对妇女干部的培养教育力度，充分发挥妇女干部在社会管理中的优势；妇联组织要加强对社区妇女的宣传教育力度，充分体现社区妇女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作用；妇联组织要深入农村妇女群众中，发挥妇联组织和农村妇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突出作用。     

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文献综述及其启示

共同生产是目前西方公共管理学在公共服务供给研究方面最为热门的研究议题之一,但在我国相关研究还很有限。本文通过回顾共同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与发展历程,分析其研究取向和基本逻辑,为推进我国共同生产研究与创新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出理论性的潜在路径。研究发现,共同生产是公众在公共服务各个环节中与服务提供者、管理者形成密切互动的一种参与形态,也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关键所在。但过去的西方共同生产研究在共同生产中所创造的价值、共同生产中的公民角色,以及政府在共同生产的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许多有待回应的问题,甚至学界对共同生产的定义依然存在争议。尽管我国现有的共同生产文献较少,但在公共服务参与、志愿服务和顾客参与等研究中都蕴含了共同生产的理念。在结合我国的社会情境的基础上,我国的共同生产研究可以在概念界定、共同生产的管理等方面为共同生产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推动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实践创新。     

经济法视野中的国家干预、公民社会及非营利组织

在当代治理主义的精神下,政府组织在整个社会中依然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仍将发挥着其它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不再是实施社会管理功能的唯一权力核心。公民的个人责任以及个人对自己决定承担的后果将上升为社会选择过程中的主要法则,多元竞争被不断引入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与生产过程中。非营利组织将与政府一起共同承担起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些组织的权力也将得到社会和公民的认可。因此,在传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与强调个体利益的市场主体之外,经济法还应当关注介于两者之间的非营利组织,将其列为重要的研究范畴。     

从社区与社区警务的关系谈新的警务观念

社区指由一定数量的居民组成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社区警务是指以社区为范围,以警民联手协作为手段,通过立足社区,与社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以社会为主体的预防与控制网络,有效维护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警务关系。社区与社区警务的关系是经济市场化导致社会组织社区化的必然的政治关系。必须树立新的警务观念,即定位在积极预防思路上的社区警务依托于警察与公众的合作和配合,警察由此从“反犯罪战士”的单一角色转变为“战士”与“服务员”的双重角色。     

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理据与价值

协同学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及近年来党和国家的相关会议文件,为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了确凿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当前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效率低下、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的存在,以及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本性与独特优势,决定了其参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证研究已证明,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有助于增进社区农民福祉、实现社区和谐稳定、加速基层政府转型和优化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一个生态学的视角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是人们关注农民工问题的一个视角。性格缺陷与行为偏差、人生观与价值观偏移等是留守儿童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社会工作生态学理论强调“环境中的人”的理念,其中的“社会环境”、“事件与能量”、“适应与应对”、“互相依赖”等理论视角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提供了解释。同时,以生态学理论为依据,社会工作在应对问题的策略选择上,也更注重学校、社区、社会政策等环境因素的不断改善以适应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多元支持体系构建——以广州市逢源街社区为例

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除了政府的支持,还要形成以政府、街道办、企业、社会团体及公民等多个主体共同支持的多元化、多向度的新型管理模式。社区社会组织多元支持体系的构建是促进社区社会组织良性发展、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以及社区良治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广州市逢源街社区为例,深入分析逢源街社区社会组织多元支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及其运行方式,总结出一套科学的社区社会组织多元支持体系发展模式,试图为社区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多元支持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关于构建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的实践与思考——合肥市西园街道社会管理创新案例分析

以建立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为目标，通过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搭建社区服务平台，使其参与社区服务，帮助政府化解社会难题，成为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有益补充。在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下，围绕服务，通过平台构建、人才培育和载体设计“三大工程”建设，建立起社区服务的组织平台、服务社区的人才队伍和开展社区服务的项目载体，探索出基层公共服务运行新模式。     

城市社区公共精神的建构性路径——以上海“社区自治家园”建设为例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社区大多缺乏团结、合作、自主、信任的公共精神,不利于社区自治的展开。在我国的社区改革语境下,公共精神的成长具有建构的属性,即外在机制影响着公共精神的成长和发育。作为社区建设的一部分,公共精神的建构路径选择及其效果存在差异性。本文针对上海三个社区案例的研究,比较五个因素在建构实践中的作用机制与地位:政府主导与资源配置是影响社区发展的常量因素,而社会组织、公共空间和精英作用等,在社区公共精神的建构过程中则扮演着关键变量的角色。这些常量与变量的结合决定了社区自治的效果:社会组织的作用需要建立在"政府后台支持"的基础之上;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是可以转化的,核心是如何引导;精英作用对于集体记忆的形成是非排他的,社区公共精神的缔造离不开居民的普遍参与。     

多元治理视角下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对策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参与公共服务的能力逐渐增强。引入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以多元治理应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满足公众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公共需求。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应该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沟通对话、合作互补、相互制约。政府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掌舵者,要承担起元治理角色,开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潜力,创造条件保障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而社会组织要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服务,借助各种与政府合作的平台,不断提升自身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内在逻辑、模式选择与实践路径

协作治理理念赋予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合理性,社会企业的本质决定了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可行性和适宜性。作为整合了公益与商业的混合型组织,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有助于创造多重价值。在实践中,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表现为以融入地方社区为基础进行资源筹措、服务性劳动创造和促进服务价值实现的活动与过程。基于价值主张的内容与价值创造的主体形式两个维度,社会企业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模式分为社区精细服务商、社区精细服务体、社区综合服务商以及社区综合服务体四种。当前,推动社会企业成为我国社区公共服务多元协作体系的重要力量,需要在政策支持、理念传播、组织能力建设、社会生态系统支持以及社区基础巩固方面探索有效的实践路径。     

理解邻里社区中的“公民合供”:社会动机视角下的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

“公民合供”对解决社区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困境以及确保公共政策执行效果至关重要。基于合供理论与自愿合作行为理论,以社会动机作为核心前因变量、以“政策设计与组织安排-邻里社区环境-社会动机-公民合供-公民合供结果”为主线的社区“公民合供”分析框架,梳理邻里社区情境下“公民合供”类型、发生机理与路径,发现:社会动机应该成为理解“公民合供”的关键前因变量,也应该成为社区“公民合供”激励方案的重要着力点。未来研究有必要对合供中的政策设计与组织安排、邻里社区中的组织结构和特色治理方式进行重点关注,尤其需要注重对邻里社区中“群体合供”及其结果的考察。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公共服务职能的梳理与重塑

面对公众与日俱增的公共服务需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公共服务职能的内容以及作用方式需要在理论上得到廓清。从公共经济学角度来看,警察公共服务的物品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使得警察扮演公共服务的"引导者"的角色成为可能。公安机关应该在治理理论的指导下,重塑自身的角色,加强与政府其他部门、社区以及公众的合作,共同治理公共服务问题。     

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基于多主体互动视角

网络空间治理中存在政府、私营部门与社会组织三大主体,政府基于权力理性扮演着网络空间法规秩序构建者的角色,私营部门基于利润理性扮演着网络技术制度的构建者与自我规制者的角色,社会组织基于价值理性扮演着网络价值标准的制定者和社会监督者的角色。三者互动,共同推动网络空间有序化发展。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核心责任是通过法规治理寻求网络产业较快发展和网络空间安全有序之间的平衡,因此,通过构建政府的平台治理模式,根据议题属性,区分政府介入治理的程度、强化主体之间的协同、注重事前预警而非事后惩罚、提升政府官员综合网络素养等途径强化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责任,不仅有利于改进网络发展环境、兼顾网络发展中的公平问题,而且有利于限制私营部门私权力的扩张,保障网络空间国家安全。     

论城市社区组织体系的变革——以杭州为例

我国社区组织的现行改革还带有计划体制所遗留下来的浓厚行政化倾向，这不仅导致社区组织难以摆脱“政府之腿”的尴尬处境，还因突出的“条块”矛盾而带来管理体制不畅、自治程度低下、社区公共服务功能薄弱等诸多问题与弊端，无法脱胎换骨为现代意义的社区组织。惟有以社区居民为本，以满足居民日益增强的社会参与、社会交往、社会联系和社区文化生活需求作为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才能有效地支撑、推进社区组织的现代化变革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