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有效治理之道 ——基于A市"邻居节"的考察

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如何有效治理一直是未解难题,它直接关系到城市社会和谐稳定与有序发展。基于对A市"邻居节"的考察,对破解城市社区治理难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A市邻居节以消除多元社区居民共存下的陌生及戒备心理为缘起,构建居民主体与多元辅助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开展贴近生活与符合"众口味"的服务活动,营造凝聚力与认同感的良好氛围,为快速个体化、阶层化的现代社会消除陌生、分歧,构建情感认同提供了抓手;为断裂性社会重建社区公共性,消除空间分离,促进社区空间融合奠定了基础;为异质性、脱域性城市社区构建记忆共同体,实现城市社区营造,促进社区公共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保障。研究表明,强化开放型社会中的社区公共符号、社区记忆,搭建有利于居民交流、交往的空间及载体,建立居民需求导向的便民、利民服务体系,开展精细化、精准化服务,可以为社区居民寻找认同与精神归属提供基础,在消除阶层结构、职业壁垒中使居民重新回归社区社会,最终创建有温度与厚度的社区共同体,正是现代开放型社会中的城市社区治理之道。     

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

社区善治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当前,国家全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然而,以"消蚀的社区"、"冷漠的个体"及"公共性迷思"为表征的共同体困境,成为我国社区治理范式中的现实瓶颈.因而建立超越"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二元对立、兼顾"公共性"与"主体性"的社会理性,是破解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困境的关键密码.在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社区实现路径.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在新时代条件下,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完善:社区治理价值体系公共化、社区治理制度成熟化、社区治理组织体系完善化及组织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过程民主化、社区治理方式智能化以及社区治理绩效考核与评估体系合理化。     

再造社群：“村改居”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以广州市N社区为例

再造社群是建设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村改居”的空间改变打破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秩序、治理秩序和生活秩序,使社区治理陷入信任缺失、参与不足和规范失效的困境。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再造社群,即社区通过利益契合鼓励居民建立公共信任关系,通过责任赋予推动居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情感激发促进居民遵守公共规范,使其成为潜在的社区治理资源,并能够被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在城市社区,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较难实现,而“村改居”社区凭借其遗留的村庄治理资源再造社群,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城市边缘区社区空间失序风险的整合性治理路径

在城乡空间急剧转型中,城市边缘区成为社会失序相对集中的“风险空间”,并在自然空间、政治空间与生活空间等多维度上呈现出社区空间失序的风险表征。基于空间与风险的互动关系及其所蕴含的公正价值,构建空间治理与风险治理统合于社区治理实践的整合性治理框架,可以实现城市边缘区的社区空间秩序重建。城市边缘区整合性治理的具体路径,包括促进城市边缘区发展的政策协同、完善全方位的政府跨部门治理协同机制、打造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加强大数据等高科技与跨学科知识支撑等。     

时间银行嵌入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探讨

时间银行是将“时间”作为一种可以储蓄也可以流通的货币，社区居民通过为别人提供服务赚取时间货币，未来自己需要时可以换取别人对自己的服务。时间银行在国内外的发展都与互助养老密不可分，在国内也被视作志愿服务的创新模式。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存在一些困境，比如城市社区居民的共生互助共同体责任意识较为淡薄，城市社区协同合作的共同体行动机制不够完善，城市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的善治效果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时间银行在实践中正逐渐呈现出应对上述困境的社区治理作用，一是促进营造共生互助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责任意识；二是助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社区治理实践平台；三是帮助实现城市社区共同体利益最大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来促进“三农”的全面现代化。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意蕴,构建适合于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形成多元参与和政社良好互动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夯实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处理好技术化治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由此,使农村社区最终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     

社区文化建设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助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对于“共享社区”的构建、社会文化的创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当前,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着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价值认同感不高、对社区归属感不强、公共事务参与度不够等现实困境。需要从深化社区文化内涵、塑造独特文化符号和构建多重文化空间入手,以提高社区居民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为中介,使之成为积极有效的“治理主体”,从而助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打造基层社区的三维空间：社区治理“枫桥经验”的实践探索与功能提升

基层社区治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社区治理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取得了一些成果和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如居民自治能力不足、社区居民参与度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不高等困境和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层社区中人与人间的有机性联结弱化,社区情感性共同体呈流失态势。社区治理如何在缺乏亲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中发挥自我解决矛盾纠纷的作用并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尚待深入研究。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分析框架,将社区公共空间分为物理公共空间、社会公共空间和情感公共空间三个维度,并选取余杭区开展社区治理“枫桥经验”中表现突出的7个社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群众自治的实践路径,有效化解居民冲突,降低治理成本,实现社区高质量服务供给。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基于社会系统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既有研究多从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论、公共价值论等视角对城市社区治理效能进行单变量、间接化的解释,导致该论域研究成果在百花齐放的同时缺乏有机整合,且治理有效更多体现为变量优化的自然结果,二者间关系存在理论模糊性。鉴于此,文章基于社会系统论,构建“作为系统的社区”分析框架,依托28个案例开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资源、服务、生活、文化四个维度探讨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组态路径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四种组态路径均可实现治理有效,包括：以服务供给为导向的“资源整合式”治理、以服务供给为依托的“生活互嵌式”治理、以资源整合为基础的“文化创建式”治理,以及“生活—文化”良性互动的“二元融合式”治理;各条件变量在不同路径内存在不同的互动逻辑和功能强度。文章就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实现作出了区别于“自然结果论”的综合性解释;拓展了社会系统论的应用空间和内部逻辑;为不同地区探索适应性的城市社区治理进路提供了参考。     

拆迁安置社区的空间治理转向与实践进路

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推动了传统村落向城市社区的空间转移，剧烈的生活变迁与演变的空间生产机制导致拆迁安置社区成为空间失序发生的场域。从空间生产的角度出发，拆迁安置社区面临着公共空间的“同质”与“弱化”、文化空间的“衰落”与“耗散”、生计空间的“脆弱”与“剥离”以及社会空间的“断裂”与“区隔”。市场逻辑下的制度构想空间与生活逻辑下的实践空间的对立，以及非均衡的空间生产机制造成了拆迁安置社区的治理困境。应通过党建引领、物管创新、居民赋能等实践进路推动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将居民培育为空间实践主体，重新粘合破碎、悬浮的治理空间。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研究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而重塑由政府介入、市场参与、组织发展与居民集体行动构成的社区治理新结构则是其要点。政府是引导者、服务者与监管者，提供基础性社区服务；市场是资源的主要供应者，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多样化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的补充者与调节器，通过公益服务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社区居民是社区事务的参与者，通过集体行动维护自身权益。在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新治理结构下，依靠法治保障与科技支撑，多元主体民主协商、通力合作，进而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物业管理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共生路径

物业服务企业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对提升我国基层社区治理能力与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意义重大。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作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管理体系,两者的有效融合关系到和谐社区、文明社会与幸福中国的构建。新时期,物业管理在管理思想、管理技术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为此,需要法制创新,明确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权力与义务;需要体制创新,打造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需要组织创新,兼顾市场利益与社会效益;需要管理创新,以技术赋能城市社区治理。     

努力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现状及对策研究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单元,也是创新社会治理落地、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当前,重庆市涪陵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社区发展不均衡、治理水平差异大、治理主体权责不对等及治理碎片化的问题。组团式发展能够形成社区善治合力,构筑社区“共建”基础;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力量,增进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能有效营造社区“共治”环境;构建协同治理平台能破除社区治理碎片化,“共享”社区治理成果。     

新时代社区治理问题的滨州市实践

社区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当前从全国来看,基层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社区治理空间逐步拓展;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社区治理制度逐步巩固;社区服务功能不断增强,社会参与逐步扩大。山东省滨州市因地制宜,在社区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了现代型、服务型、联动型、平安型的“四型”社区治理模式。滨州市社区治理还存在社区工作保障不健全、社区职能定位不准、社区工作合力不足、社区党建薄弱等问题,要瞄准社区党建网格化、社区建设规范化、社区服务社会化、社区文化亲情化、城市社区精细化、农村社区特色化,最终推进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     

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构建社会命运共同体和社会治理共同体

从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看,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主要存在多元主体合作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确立、社区自治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还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应急管理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等一些影响和制约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层次问题。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按照合作共赢、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要求,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命运共同体和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要通过建立权责清单制度,调整和优化政府的权力运行机制;要依法确立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尽快明确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要依法推进社区自治,不断提高城乡社区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要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努力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要强化应急管理体系和处置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各种重大风险的挑战和考验。     

“大联动+微更新”: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大栅栏样本

街区治理共同体是基于地缘界限、利益整合、情感联结和文化导向而形成的多元共治生命有机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突出优势。基于街区治理共同体理念,探讨北京市大栅栏街区“大联动+微更新”治理模式在主体参与、组织建设、文化创新和公共服务维度的嵌入式治理样态,分析其运行机制与治理成效。针对治理中出现的主体职能博弈、智慧化建设滞后、城市现代化与街区历史性融合欠佳、街区整体建设与居民个性需求协调不到位的问题,从明确“微职能”、更新“微技术”、加强“微创新”和整合“微需求”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会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方式,只有农民自己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新的农村治理体制建设能够取得成效需要解决好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坚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二是挖掘地方传统和民间协调能力,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三是建立乡村公共财政,节省乡村治理成本;四是治理乡镇政府,明确乡镇政府的定位和作用。另外,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