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何以有效——基于法国和日本经验的研究

法国和日本都实施了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分配大量资源旨在提升生育率,但政策效果截然不同：法国生育率在西方国家首屈一指,而且保持了长期稳定;日本生育率则持续低迷,一直没有起色。从去商品化的现金给付、提升工作家庭平衡和推动性别平等三个视角,可系统对比法国和日本家庭政策的流变历程、投入结构和力度差异,分析生育支持导向的家庭政策在法国和日本发挥作用迥异的原因所在。我国可以此为鉴,多措并举,为家庭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机制,让整个社会分担家庭生、育、养成本,推进工作家庭平衡和性别平等,让男女分担生育养育的劳务,所有单位分担由生育职工所在单位承担的生育成本。     

儿童照顾模式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制约及其应对——基于广东省城镇家庭数据的分析

2016年起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国及广东相继出台了配套措施,可是对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十分有限,制约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广东省城镇家庭样本数据,以及2015—2017年对广州市家庭深度访谈,发现广东儿童照顾主要依靠家庭解决,社会照顾体系缺失,导致在二孩政策下,家庭的照顾资源压力增加,直接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由此,结合其他国家儿童照顾政策改革思路及中国地方探索实践,有必要为有0—3岁儿童的普通家庭建立"福利混合型"儿童照顾政策体系,支持家庭的照顾功能,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育儿,以切实提高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实现国家人口均衡发展。     

完善家庭政策和加强托育托幼服务体系建设

托育托幼政策是家庭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在低生育率社会的基本背景下,需要构建整体性的提升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托育托幼服务的社会服务体系,加强生育配套服务,并促进妇女和儿童发展,实现家庭和工作的良好平衡,增进家庭的生活福祉.同时,通过对婴幼儿健康和教育的不断投资,为未来世代人的发展和国家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提供支持.我国托育托...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前瞻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是一种使所有独生子女在生育方面都受益的政策，同时它还承担着开始调整我国人口的生育率、改变我国人口总体结构的任务。提前开展对新生育政策社会后果的研究，可以为实践中避免和减少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提供理论的和经验的支持。除了人口学方面的内容外，政策调整对城乡家庭和年轻夫妇生命历程的冲击、可能形成的“人口同期群”的影响、以及为走向“全面二孩”提供政策准备等都是值得提前关注的内容。     

迈向整合的生育支持：日本应对少子化的政策演进及对我国的启示

从日本人口结构看,少子化、老龄化与低结婚率是其显著特征,高龄少子化趋势日趋加剧,性别比失衡严重,劳动力人口呈缩减态势。为应对本国的少子化日趋严峻的形势,提高生育率,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制度、规划及具体对策措施。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结构及政策发展特征,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经历了政策萌芽期、专项实施期、全面推进阶段和调整深化期四个阶段,从专项干预型应对迈向整合型生育支持。日本应对少子化的过程给我国的启示是,要想有效应对低生育率问题,必须从整合性思路入手建立整体性政策支持框架、系统性制度支持体系和文化性社会支持。     

家庭收入与生育水平研究——基于CHFS的实证分析

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趋势下，根据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Probit二元回归方法，对不同家庭收入水平的生育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收入增加对微观家庭生育水平的影响，从微观视角探讨收入补贴型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研究认为：收入与家庭生育水平整体呈弱的正相关性，收入增加无法显著提高微观家庭生育水平；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会造成生育水平的长期持续降低，低生育问题不能依靠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自发解决；收入补贴型生育支持政策可以缓解社会生育水平下滑，但有效提振社会生育水平需要更加有力、全面、系统的综合解决方案。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应当加快生育政策的全面转型、制定差异化补贴标准、探索生育支持政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试论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期望与生育意愿的互动关系

在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人口红利削减,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本文依据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建立Logit与Poisson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期望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引入个人、家庭、社会以及养老期望影响等变量后,社会养老保险和生育意愿、生育数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相关性。为此,应该在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强调个人及家庭的作用,并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提高生育意愿。     

中国家庭政策发展的特征、挑战与展望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家庭政策发生了政策数量从少到多、政策主体从单一到多元、政策内容覆盖面扩大的变化,经历了从强调婚姻自由的婚姻法时期、计划生育与托幼市场化时期、生育支持与构建中国特色家庭政策时期的不同阶段,家庭政策的主要功能从规范和限制家庭朝向保护、支持和发展家庭转变。但相比现实需要,我国的家庭政策还面临着政策内容不够完整、政策对象重城市轻农村、政策目标的预防性和发展性有待增强等挑战。新时代家庭政策发展的重点应包括：确立个体关怀与家庭发展并重的政策目标、完善贯穿家庭全生命周期的政策内容、构建全社会协同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策略。     

当代青年女性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破解路径分析——基于身份隐匿视角下的网络舆情反馈

女性作为生育行为的主要承担者，其生育意愿对于社会整体生育率的提升至关重要。针对近年来我国青年女性群体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现状，通过分析各大网络平台中的生育相关议题，基于生育成本与生育效益两个方面可以洞察制约女性群体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物质成本、机会成本、健康成本、婚姻风险成本以及子代的养老效益、生育的价值效益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要提升社会生育意愿以及生育率水平，亟需完善生育支持类公共政策、加强生育女性就业歧视监管并营造良好的生育文化氛围。     

中日韩三国人口老龄化比较

中国、日本、韩国的老龄化有很相似的规律性。1950年以来三国老龄化指数上升幅度之大世界少见,其中老年人口高龄化尤为严重。三国人口老龄化主要因为生育率下降,同时伴随死亡率的下降尤其是高年龄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人口严重老龄化导致老年人口负担急骤增加,退休人员数量逐年上升,养老问题日益突出,最终将影响亚洲地区经济持续发展。比较研究表明,中国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应将生育控制和老年安全放在＂少子（女）高龄化＂的框架里思考人口发展出路,必须尽早确定＂适度的低生育率＂并在政策和制度上及早安排实现适度低生育率的路径选择,继续完善人口和生育政策并重在行动,推进促进老年发展和保障的公共政策建设。     

面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农村生育形势分析

农村人口减少是人口外流和生育率下降双重作用的结果，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对农村生育形势进行更深入的了解。使用2000、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对比分析农村人口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演变的研究结果发现，农村生育率始终高于全国，但农村生育模式在21世纪发生了急剧变化，农村年轻女性的多孩生育比例提高，农村生育率的区域差异明显。人口负增长时代需要更加保障乡村女性的生育及其他各项权益，通过分类实施的方式保障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农村家庭完成生育意愿，实现人口全面发展。     

已育二孩职业妇女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

随着我国二孩职业妇女数量的增多,构建二孩职业妇女社会支持体系,促进二孩职业妇女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依据福利多元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家庭为基础、单位为支撑、非政府组织为补充的五个层面相互补充、相互合作的生育友好型社会支持体系意义非凡。     

能促型政府视角下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国际的经验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重新定位政府在福利提供中的角色提供了理论依据,构建能促型政府成为养老服务中政府角色调整的方向。发达国家养老服务中能促型政府角色表现在:政策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递送,支持家庭照顾,建立支持养老服务的配套制度。能促型政府的基本理念具有普遍性,借鉴发达国家共性的养老服务支持政策经验,我国应发挥政府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中的能促型作用,建立家庭照顾的激励机制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养老服务提供必要的支持。     

德国生育津贴制度变迁的社会功用分析——从“养育津贴”到“父母津贴”

文章从德国社会保障法中的生育津贴激励制度变迁研究入手,以比较法对其从1986年开始施行的"养育津贴"制度到2007年替代它的"父母津贴"制度进行社会功用分析。后者从津贴数额、领取期间、奖励政策三方面引致了深刻的社会改变,推动总生育率逐渐攀升,使低生育状况有了实质性改善。     

全面二孩政策下陕西城镇居民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2016年国家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与其他省份类似的是陕西城镇居民二孩生育率没有达到预期水平。由于各省级区划具体情况不同,对陕西省城镇居民响应二孩政策不积极的原因须做实证性分析研究。为此,笔者对陕西省汉中市、铜川市、神木市城镇居民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并走访了政府计生部门,发现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精力、经济以及生育观念变化等。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可通过降低生育成本、提高医疗水平、完善产假制度、增加教育投入、减少育龄夫妇家庭顾虑等对策,提高陕西省城镇二孩生育率。     

“全面二孩”政策下成都市构建家庭支持体系的思考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和家庭结构的转变,家庭福利政策体系的不完备与家庭日益增多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文章论述了家庭支持体系的理论背景及国内外的探索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与完善成都市家庭公共服务制度的政策建议。     

中国儿童福利转型：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随着少子化形势的日益严峻,加快发展儿童福利事业势在必行。现行儿童福利制度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亟待通过全方位转型,以获得全面发展,进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其应有作用,同时,还要推进实践路径创新,在立足普惠、公平和基本制度统一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基本儿童服务制度、儿童津贴制度,并强化母亲福利与家庭支持政策,让儿童福利步入法治化轨道。     

从机构照顾到家庭寄养看我国儿童福利服务政策的转变

作为我国传统儿童福利服务的主要方式,机构照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家庭寄养作为新型的孤残儿童照顾方式,越来越突显它的重要意义,开始成为我国儿童福利服务政策改革的重点.从机构照顾到家庭寄养体现了我国儿童福利服务政策在价值、目标、政府的角色、管理模式、运行模式等方面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工作时长与青年的性生活、亲密关系和生育意愿

将工作视为一切的工作主义文化正在影响中国青年的私人生活领域。一方面，超时工作挤压了青年的私人生活空间，造成工作—家庭冲突，对家庭幸福和生育意愿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失业或不稳定就业削弱了青年对家庭生活的期待和成家生育的动力。基于2020年“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数据探讨超时工作和工作时长偏少对中国青年性生活、亲密关系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超时工作会影响男性的性生活满意度和未生育女性的生育意愿，但对其他方面并无显著影响；相比之下，工作时长偏少不仅与男性和女性的性生活质量呈负相关，而且也伴随着更低的生育意愿。这些发现对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超低生育率具有启示作用。     

国家、市场、家庭在妇女福利中的角色与作用

以公正的视角,从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理念出发,审视国家、市场和家庭在妇女福利中的角色与作用可以发现,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家、市场、家庭在妇女福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努力建立政府、市场和家庭合作的妇女福利供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