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成因及其困境——基于黔北米村的经验调查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明显趋势,服务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村级治理行政化包含乡村关系行政科层化、村级事务行政化、村级规范化行政与技术治理等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建立在治理资源和乡村权力配置结构性变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是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行政化在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自立性增强以及村庄治理缺位和基层信任危机,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因此,乡村治理转型要重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路径,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目标。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民主化村级治理与村庄善治

村民自治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发展。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民主化村级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弱化的村庄公共性是民主化村级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从加强集体经济基础、回应群众迫切需求、动员群众参与等方面重塑村庄公共性是完善民主化村级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建立在村庄熟人社会、集体经济、中农群体治理结构等基础上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实现村庄善治的有效途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治理的实践困境与对策分析——基于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有效的县域治理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以中部Y县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为例,从2005年开始,Y县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下持续发展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主要围绕工程建设和保障运营两部分展开.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具有强烈的民生保障性质,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县级政府通过任务指标分解和配置资源,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政策目标向下落实,乡镇政府负责落实水厂经营主体,村级组织负责协调服务,水厂经营主体则负责饮水生产和供给.在保障工程运营过程中,存在利润空间有限、经营主体难以落实以及农村涉水矛盾增加等问题.其背后的重要原因是饮水工程项目实施中的县域治理困境,表现为顶格化管理、跨层级监督以及小微矛盾上移三个方面.在资源下乡支持乡村建设过程中,应当发挥县级政府更多的治理自主性,全面审视和尊重县域治理的层级秩序,发挥县域基层治理体系的组织动员优势,为县域治理提供适度的弹性空间.     

新疆基层自治的实践、问题和展望

近年来,新疆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基层自治体系不断完善,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也存在着治理功能“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治理低效和“空转”的短板十分明显。通过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培育和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共治,可以有效提升新疆基层自治的质量和效果。     

基层党建从治理向元治理的功能提升及其机制协调

新时代基层社会整合、党的建设现代化、政府公共服务、基层社会稳定等时代需求,都呼唤党的基层组织不仅参与协商治理,而且成为基层社会元治理主体,在协商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前基层党组织通过自身的开放式建设协调基层治理主体、规范治理内容、拓展治理途径、强化治理目标,已较好地发挥了治理和元治理功能,但还存在着党建目标不够聚焦、组织体系碎片化、运行机制缺乏长效性、对技术赋能把握不够等问题,影响元治理机制的运行实效。提升基层党建治理功能,需要以元治理为目标实现基层党建的深刻转型,建设包容社会治理工作体系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实现元治理与协商治理的机制性协调,依托技术治理途径助推现代化党建体系,以进一步实现基层党建从治理向元治理的功能提升。     

“法官进农村”:推进村级治理法治化的新探索——以江苏省N市为例

村级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在农村基层的体现。现实中,村级治理结构单一、行政化色彩浓厚、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既影响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实现程度,也阻碍了村级治理法治化的进程,如何推进村级治理法治化成为当下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N市"法官进农村"的做法,在提高村民法律素养、保障法律精英功能发挥、创新治理平台、构建多元协同网络等方面为村级治理法治化提供了诸多启示。从未来看,N市"法官进农村"的推进,需要在制度化、组织化、氛围塑造等方面进一步努力。     

南京农村村级治理制度建设调查

2000年以来,在政府强力推进的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南京市的农村社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解构,村级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从实际出发,创新治理机制,国家、地方党委和政府、村级自治机构都为村级治理创制规范。其中,地方的党委政府制订的文件居多,村级治理作为政府职能的下延,行政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民主自治被弱化。合适的村级领导班子人选短缺,集体经济发展不够,也制约了村民民主自治的展开。为此,需要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完善路径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治理主体、治理行为、治理规范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点。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系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实施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规则，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从简明到复合：网格化管理的逻辑阐释与限度分析

网格化管理的适应性从何而来？为何能够不断延伸,不断嵌入我国治理体系之中？对网格化管理形态的底层逻辑及其功能形成进行中微观考察,研究发现：网格化管理的运作存在“简明化”和“复合化”两种逻辑。通过“简明”使网格化管理能够在复杂情境中保持治理对象、治理要素、治理主体、治理过程的简单、清晰、明确、精准;通过“复合”实现整合、动员和融通,形成基层治理合力。“简明—复合”的工作流程是网格化管理得以不断拓展自身边界的基础。另一方面,网格化管理并非万能,而是存在相应的功能边界。在不断优化网格化管理、拓宽其功能边界的同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是减轻基层负担、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避免网格的泛化与过度行政化的可行之路。     

乡村振兴视阈下基层协商的嬗变与提升——基于浙江省村级治理集成创新的考察

以协商促治理,是浙江基层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最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先后创出了温岭民主恳谈和新枫桥经验、武义村务监督、桐乡"三治"融合等做法,其中大部分已从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村级治理既不能一"选"了之,同样不能一"商"了之。面对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基于浙江省村级治理集成创新的考察,这一演进路径可以概括为:村级小微权力规范体系+村民说事+乡贤参事+文化礼堂+乡贤馆——在党建引领下稳步向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方向迈进。这样环环相扣、层层补位,使得治理的靶向更为精准,治理体系更具系统性、明确性和有效性,基层协商在有效推进乡村善治中不断得到优化和升级。其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既是目标也是路径。统一战线在乡村协商治理中找准定位不越位,就一定能发挥独到的积极作用,有效破解基层统战工作边缘化、空心化、碎片化的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困境探究——以实证分析为视角

基层社会治理是考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以政府主导为基本原则,在治理理念、主体格局、法规体系、运行机制等方面仍需改进,需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较全面地探究基层社会当前存在的普遍性的治理困境。     

新时代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的逻辑、困境与路径

治理下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乡村社会的延伸拓展和普及覆盖,是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作出的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时期和贫困治理新阶段,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清晰的理论逻辑、必要的出场逻辑和创新的再造逻辑等多重逻辑支撑。推动建立反贫减贫的长效机制,亟需打破制约贫困治理的传统困境、战略困境、转型困境和实践困境。有效实现治理下乡优化精准扶贫,要以多元主体归位激活精准扶贫的内源动力,以治理思维革新推进精准扶贫的理念转变,以治理体系重构优化精准扶贫的靶场生态,以治理技术迭代推动精准扶贫的智慧治理,实现治理与扶贫的耦合发展,以治理下乡推进扶贫事业迈向新征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     

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学理逻辑

治理下乡是加速迈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选择,精准扶贫是扶贫攻坚的战略指引,实现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发展有利于协调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基层治理格局,打破治理内卷化的桎梏。主体共通性、功能互构性和价值一元性构成了治理下乡和精准扶贫耦合发展的生成机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则是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的耦合发展的逻辑支撑。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耦合发展既是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呼唤,也是推进精准扶贫的现实呼唤,明晰治理下乡与精准扶贫的学理逻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难点和对策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村级细织功能弱化、农民主体意识缺乏正确引导等因素，使得民主监督不力成为了新形势下完善基层治理的难点。在丰富的群众实践中，民主监事会的创立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措施。     

科层超越与协商共治：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叙事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基层治理提供了范式指引。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思想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坚实的理论根基和有效的实践探索三重逻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既有研究大多依循西方的科层制框架和“国家—社会”二元理论展开，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基层社会实践面临着过度行政化问题，表现为基层治理的碎片化、封闭化和等级化。走出纵向科层制理论范式的进路本质上是整合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应超越科层本位，跳出国家与社会二元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范式引领下实现协商共治的路径依归。基层协商共治模式的运作逻辑在于：决策共商，以行动共谋汇聚民心民智民意；主体共建，以共同参与筑牢“一核多元”体系；资源共治，以资源互嵌规范基层社会秩序；成果共享，以利益协调激发内生治理活力；责任共担，以权责统一明晰基层责任划分。     

不完全契约下社区居委会改革策略析论——基于T市B区基层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居委会高负荷运行是转型期中国基层治理逻辑、基层政府行政制度实践和社会运行机制交织形成的过渡性现象。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居委会减负改革与居委会过度行政化、居委会负荷未有效缓解并存的现实表明,深入分析居委会改革对策,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居委会负荷过重现象的生成机制为:在不完全法理契约下,社区居委会责任无限、权力有限,责权结构性失衡;在不完全行政契约下,社区居委会权力模糊、依附性强,制度化建设薄弱;在不完全自治契约下,社区居委会利益表达、利益协调能力弱,利益满足机制匮乏。去行政化仅是居委会减负机制的选择性途径,实际上,居委会的治理效能受社区治理结构的复合性与多元性影响,因此,社区居委会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简单片面地去行政化,而在于治理结构适应性调整与治理资源有效整合,进而增进其在社区治理绩效中的贡献率。     

党领合作：中国情境下的基层合作治理何以达成？——基于L市脱贫攻坚经验的调查

基层治理中的政社合作是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随着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愈加复杂化,单个治理主体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基层合作治理在中国特色制度情境下呈现党领导下的政社合作治理样态。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本文对L市脱贫攻坚经验及其有效实施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治理中的“党领合作”机制,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下实现合作治理结构的搭建,进而在合作过程中通过主体信任、权责利共享、目标共享等达成治理目标,最终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机制背后的逻辑是引入政治力量对行政体制内外结构性、过程性张力的有效消解,包括以条块整合克服“压力-能力”的矛盾,以政治动员消解“命令-抵制”的悖论,以政社联结弥合“政府-社会”的间隙等,进而破解基层合作治理中面临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权力共享与领导力、合作结构稳定性与主体变化动态性等矛盾挑战。“党领合作”机制不仅为基层效能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也在比较视野中拓展了理解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基础。     

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